总之,在人、水关系上,《淮南子》强调“因”而治之,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顺应“水之性”,能“以水为资”,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积极影响,形成水为人用、人水相谐的理想状态。应该说,这种在水思想上对“因”的重视,在《淮南子》而言,并非偶然。......
2023-11-16
产生于秦汉政治社会转型之时的《淮南子》,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切的政治认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受战争与政治的消极影响,农业生产从战国后期至西汉建立曾长期处于十分萎靡、凋敝的现实状态,以致当时的民生也困窘不堪,“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6]。直到西汉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农业生产才逐渐地恢复和发展起来,民生也得到很大的改善。所以《淮南子》在思想上,对秦汉之际的农业发展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试图以秦王朝的历史教训为鉴,从战争、政治与民生三个方面强调“重农”的特殊性、重要性,警醒西汉统治者能够始终重视农业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促使其继续践行汉初以来黄老之“清净无为,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维护和保障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实现西汉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
批判与反思战争之于农业生产的消极影响,凸显出战争的破坏性作用,以此强调“农为邦本,食为民本”的重要性,这是《淮南子》对农业发展的历史反思之一。
在《淮南子》看来,战争是造成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的重要原因。“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攻城滥杀”,以致“质壮轻足者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凄怆于内,厮徒马圉,付车奉饷”[7],在这种剧烈的兼并战争中,对于广大的农业劳动者而言,不要说“农乐其业”的理想发展,就算是基本的生存条件也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万民愁苦,生业不修”[8]正是这种战争环境的现实写照。《淮南子》认为,秦王朝在建立的历史过程中,更是将战争对农业的破坏性发展到极致,不论是对六国的兼并,抑或是对匈奴、百越的军事征服,都造成“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9]的悲惨后果,给民众带来前所未有的战争灾难,“伏尸流血数十万”成为这一时期时常可见的历史事实。《淮南子》指出,正是由于秦王朝在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肆无忌惮地穷兵黩武,致使其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速亡,所谓“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10]。因此,《淮南子》认为战争所造成的“田野不修,民食不足”的消极结果,对于王朝政治的发展是致命的,反之,只有保障民众的基本生产条件,使其能够“辟地垦草,粪土种谷”,实现“家给人足”,这样统治者才能“求其报于百姓也”,夯实王朝政治之基,实现稳定发展。
深刻反思统治者在政治发展中的现实影响,凸显出其消极性政治行为的破坏性作用,以此显示出“农为邦本,食为民本”的重要性,这是《淮南子》对农业发展的历史反思之二。
如果说战争是造成农业生产难以正常发展的外在原因,那么《淮南子》认为统治者的政治素养及政治行为是导致民众能否获得基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根本原因。在《淮南子》看来,民众从事正常农业生产的条件之所以时常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就是因为有些昏君暴主“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好取而无量,下贪很而无让”,使得“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以至于出现“盗贼滋彰,上下相怨”[11]的动荡局面。这在秦王朝的末期就有着充分的现实反映,秦二世“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使得“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让民众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导致出现百姓“伐棘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筡,奋儋,以当修戟强弩”的情形,甚至将以往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工具都当作武器来反抗秦王朝的暴政,如此“积怨在于民也”[12]的政治发展,怎能不促使盛极一时的秦王朝迅速崩解呢?因此,《淮南子》认为“政苛则民乱”[13],那些“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以“以澹贪主之欲”[14]的政治发展,最终只能是“为亡政者,虽大必亡”[15]。(www.chuimin.cn)
基于对战争与统治者的消极作用的反思,《淮南子》强调农业生产在改善与解决“民生”问题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此凸显出“农为邦本,食为民本”的重要性,这是《淮南子》对农业发展的历史反思之三。
《淮南子》认为之所以战争与统治者能够对农业生产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这是由于农业生产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意味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因此只有在稳定而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民众才能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16],也才能由此解决基本的“衣食”之需,免于“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17]的悲惨境遇。《淮南子》认为,正是因为农业生产对“民生”之如此重要,所以“食者,民之本也”就自然成为“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18]的前提条件,如若统治者肆欲妄为、滥动兵戈,不能“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19]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其结果必然是蹈秦王朝之历史教训,于民有害,于君无益,两者皆损,民困国亡。
简言之,《淮南子》在思想上极为重视和强调农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坚决反对不义之战争与君主对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严重的消极影响,认为统治者只有在政治上坚持“农为邦本,食为民本”的基本政策,以黄老之无为思想为指导,与民休息,促农发展,才能根本上实现“重农以安国”的政治目的,真正维护与巩固王朝政治的社会基础,实现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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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人、水关系上,《淮南子》强调“因”而治之,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顺应“水之性”,能“以水为资”,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积极影响,形成水为人用、人水相谐的理想状态。应该说,这种在水思想上对“因”的重视,在《淮南子》而言,并非偶然。......
2023-11-16
《淮南子》强调:“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61],但在其看来,秦始皇的治国实践恰与此相反。这种反思同样具有多重的政治内涵,既涉及具体的“治术”“君道”,也关系根本的“治道”,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反映出《淮南子》对秦始皇的特殊重视,以及对其治国之失深为借鉴的强烈意识。......
2023-11-16
孙纪文:《淮南子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孙以楷等:《安徽两淮道家九子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谢清果:《先秦两汉道家科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7年。时晓丽:《庄子审美生存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谷中信一著,孙佩霞译:《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023-11-16
作为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熊十力对《淮南子》的学派认识,主要持“杂家”说,但也指出后者思想中所蕴含的道家因素较多。以上两次熊十力对《淮南子》的“杂家”界定,都处于民国时期,且均在抗战之际。熊氏这两次对《淮南子》的学派定位,既体现其所秉持的“杂家”认识,又突显出其对《淮南子》学术价值的贬低态度。在民国以来的现代学者中,熊十力对《淮南子》的“杂家”认识,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23-11-16
与文献研究的源远流长不同,日本“中国学”界对《淮南子》思想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中。就伦理思想看,南部英彦、内山俊彦等分别对《淮南子》的处世观、“报应”思想进行了深入讨论。[30]就地理思想看,薄井俊二对《淮南子·地形》中地理学思想有所关注和研究。......
2023-11-16
萧公权着重从思想特点出发,指出《淮南子》是“一书之中众说兼采”的“杂家”,其实质是具有杂家化特点的汉代黄老,而这种杂家化倾向既表现在思想内涵上,也反映在著述体例上。换言之,在萧公权看来,“黄老”是《淮南子》的思想根本,“杂家”则是具体的理论表现形式。......
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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