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解读：汉人对越王句践的认识

作为春秋时期越国“第一个开创功业的国君”,越王句践不仅“胸怀大志”,而且“才能出众”,其一生虽曾处逆境之中,险被吴王夫差所灭,但通过忍辱负重、艰苦奋斗,最终转祸为福,反使吴国败亡,更进而实现其“称霸中原”的政治目标,由此成为“战国前的最后一雄”,也成为中国古代“东南地区的一代名君”。^[42]因而,越王句践对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时常为人所提及和论议,两汉时期即是如此。在汉代思想著作中,除《淮南子》所代表的黄老道家外,还存在着史家、儒家和法家等多重认识维度,总体来看,这四种认识维度构建起汉人视野中“越王句践”的历史形象及内涵。

与《淮南子》相较,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中,对句践一生的政治经历有着更为深入细致的历史叙载,尤其是其“卧薪尝胆”、灭吴称霸之事。在两汉时期,司马迁是第一个全面回顾和总结越王句践政治生涯的史家,而其对后者的思想论述,也充分反映出理性深刻的史家维度。司马迁对越王句践兵败吴国之后的表现,有着十分生动的叙述,在汉代思想家中,首次明确记载后者“卧薪尝胆”的历史事件：

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於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43]

而且司马迁还对越王句践兵败后的自我反省,有所叙说：

句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於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犇翟,齐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44]

对越国君臣谋划恢复实力,等待时机,以图乘吴之弊而东山再起,司马迁对此过程也有着极为翔实的历史叙事。由此出发,司马迁进而对越王句践展开史家化的评议,在其看来,作为大禹的后裔,句践一生“苦身焦思,终灭彊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使越国不仅走出落后衰败的发展困境,而且前所未有地实现灭吴称霸的历史跃进,将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越国带入华夏文明的政治中心舞台。因此,司马迁高度肯定越王句践的政治功业和历史成就,认为：“句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45],并“嘉句践夷蛮能脩其德,灭彊吴以尊周室”^[46],而“作越王句践世家”,将其作为越国政治史上的核心人物来对待,建构起自己的越国史的叙事谱系。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虽然颂扬越王句践的忍辱负重,重新崛起,但对其杀害功臣的消极事件,也寓论断于序事,并借范蠡之言进行批评：“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47]从中可知,司马迁对越王句践的认识,比《淮南子》更加突显出史学化的叙事思维和特点,其人物评议“不虚美,不隐恶”^[48],体现出客观务实的史官理性。

和司马迁相同,东汉初年会稽人袁康、吴平在《越绝书》中,对越王句践也展开地方史志式的历史记载和论议。二者所作此书,就其名而言,便与越王句践密切相关,自云是出于对句践政治功绩的历史褒扬：

问曰：“何不称越经书记,而言绝乎?”曰：“不也。绝者,绝也。句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皆叛。于是句践抑疆扶弱,绝恶反之于善,取舍以道,沛归于宋,浮陵以付楚,临沂、开阳,复之于鲁。中国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故作此者,贵其内能自约,外能绝人也。贤者所述,不可断绝,故不为记明矣。”^[49]

而且,二者对越王句践之事也有着较多具体记载,尤其是越吴之争,其要者云：

夫越王句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贤臣,转死为生,以败为成。越伐疆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约,率道诸侯,贵其始微,终能以霸,故与越专其功而有之也。^[50]

越王句践属刍莝养马,诸侯从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责,任用贤人。越伐疆吴,行霸诸侯。^[51]

在二者看来,越王句践可称得上是“伯德,贤君也”,因为“当时无天子,疆者为右,使句践无权,灭邦久矣”,“句践何当属莝养马?遭逢变乱,权以自存,不亦贤乎”^[52],也即是说,在春秋后期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句践凭借自身的艰苦奋斗,不仅摆脱屈辱的政治困境,而且取得前所未有的霸主地位,这种政治作为使其有资格被称之为一代“贤君”。

东汉学者赵晔也著有《吴越春秋》一书,叙载越王句践之事,但其书杂取《左传》《国语》和《史记》诸书,并掺入不少轶闻传说,因此“很明显地具有许多非信史特征,一些内容甚至与正史相去甚远”^[53],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演义性质,不纯为史学著作。故而,与《史记》《越绝书》相较,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人对越王句践的历史认识,但其内在的严肃性远为逊色于前者。

在汉代思想史上,儒家士人对越王句践同样有着较多关注和论述,深刻表现出一种儒家化的认识维度。贾谊在汉初率先谈及吴越之争,不仅生动叙写出越王句践战败后的困境：

阖闾没而夫差即位,乃与越人战江上,栖之会稽。越王之穷至乎吃山草,饮腑水,易子而食。于是履甓戴璧,号唫告毋罪,呼皇天。

而且着重提到其杀害大夫文种之事：

越于是果逆谋负约,袭剉夫差,兼吴而拊。事济功成,范蠡负室而归五湖,大夫种系领谢室,渠如处车裂回泉。自此之后,句践不乐,忧悲荐至,内崩而死。

并从儒家的天人感应思想出发,对越王句践进行严厉批评：

故天之诛伐,不可为广虚幽闲,攸远无人；虽重袭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诛伐顺理而当,辜杀三军而无咎；诛杀不当,辜杀一匹夫,其罪闻皇天。故曰：天之处高,其听卑；其牧芒,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也。^[54]

贾谊认为文种身为越国忠臣,却最终被无辜赐死,其过失根本在越王句践,因此句践自身也遭受到“天之诛伐”,最终“忧悲荐至,内崩而死”。因此,贾谊提出：“君国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备矣”^[55],要求统治者对自身的过失有所戒惧和避免,能在治国上以贤为重,而非嫉贤妒能,甚至杀害忠臣。贾谊这种对越王句践的儒家化批判,反映出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优良政治传统,并没有片面从尊君立场出发,对其消极的政治行为有所避讳。从此点来看,贾谊比其后的淮南王刘安、司马迁更为敢于“罪君”,突显出儒家所具有的政治道义精神。

文景时期,曾为“博士”的韩婴在其《韩诗外传》中多次提到越王句践,并以儒家的“诗”学精神对其进行评议。“越王句践困于会稽,疾据范蠡、大夫种而霸南国”,韩婴认为越王句践是“困而知疾据贤人者也”^[56],正因其坚持以“贤”为重,任“贤”治国,所以才能化危为安,重新得以崛起。韩婴进而引用《诗经》,来强调儒家的“尚贤”主张,认为：“夫困而不知疾据贤人而不亡者,未尝有之也。《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57]

在韩婴看来,越王句践不仅善于纳谏,而且能求过于臣,在政治上表现出英明见识：

吴王夫差为无道,至驱一市之民以葬阖闾,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践欲伐之,范蠡谏曰：“子胥之计策尚未忘于吴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后三年,越乃能攻之。^[58]

韩婴认为：“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59],正由于越王句践有范蠡这样的“争臣”,而其自身又能理性纳谏,所以才能使越国抓住适当时机,彻底打败吴国。韩婴以《诗经》所言论述“争臣”的重要性：“《诗》曰：‘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无辅弼谏诤之臣而亡天下矣”,在其看来,越王句践对“辅弼谏诤之臣”的重视,不同于历史上的商纣王,其积极的纳谏态度体现出为君者应具有的明“德”内涵。韩婴还指出：

孔子曰：“明王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志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践与吴战,大败之,兼有南夷。当是之时,君南面而立,近臣三,远臣五,令诸大夫曰：“闻过而不以告我者、为上戮。”此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也。^[60]

韩婴认为越王句践战胜吴国后,并未得志而骄,而是仍能理智求谏,这种政治态度是对孔子所说“明王有三惧”的历史表现,是“明君之务也”。韩婴又以《诗经》之语对越王句践的求过之举进行肯定：“《诗》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此言文王居人上也”^[61],认为后者如同周文王,也善“居人上也”,而深刻的忧患意识及主动求过的理性态度,是其最终取得政治成功的重要原因。

韩婴通过廉稽使楚之事,借楚王之口,对越王句践进行历史评价,认为其可以被称之为“贤人”：

越王句践使廉稽献民于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国也。臣请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贤人也,其使者亦贤,子其慎之。”^[62]

这种“贤人”的政治论议,以王者对王者的评价方式,反映出越王句践在春秋时期的政治发展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汉代思想史上,韩婴对越王句践的认识别具特色。韩婴不仅是汉代儒者中较多论及越王句践者,而且其始终坚持从儒家的“诗”学视野出发,对后者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阐发,这使其“越王句践”之论,既不同于贾谊、董仲舒和扬雄等人,也不同于《淮南子》和《史记》《越绝书》诸书,充分体现出汉代儒者的诗学化的论议方式。

武帝时期,董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常“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63]江都王刘非曾问东董仲舒：“粤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64],表示对越王句践以谋灭吴之事的推崇,董仲舒则答曰：

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65]

在董仲舒看来,越王君臣是“设诈以伐吴”,在政治上是缺乏仁义诚信之举,因此其人不能被看作是“仁人”。董仲舒从“春秋公羊学”的立场出发,坚持以儒家的重义轻利的思想来衡量越王句践,认为：“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66],进而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批判后者所为乃是“先诈力而后仁谊也”,不符合儒家理想的政治发展要求。也正由此,董仲舒认为越王句践在内的春秋五霸,“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根本无法同儒家所推重的禹、汤、文、武等古代贤圣君主相比。董仲舒对越王句践的认识和评价,彰显出儒家“仁义”“诚信”观念的价值内涵,反映其“春秋公羊学”的思想立场,其对春秋时期“诈力”政治的论议,具有强烈的儒家批判精神,在汉代儒者的“越王句践”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同时代的《淮南子》相较,董仲舒的儒家本位立场,表现得极为显明。同样是面向汉代王者而言,《淮南子》注重从黄老化的政治权术和实用化的政治需求来看待越王句践的政治史事,而董仲舒则强调儒家的政治伦理追求,试图对作为“帝兄”的“素骄,好勇”^[67]的江都王有所教化劝诫,使其以“仁谊”为本,以“仁人”为期,而非相反。在武帝时期的政治发展中,淮南王刘安终因政治欲“有所为”而被诛除,江都王则能全身善终,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出道、儒两家对越王句践认识的根本差异所在。

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在《法言》中对越王句践之事也有着儒家化的论议：

或问：“子胥、种、蠡孰贤?”曰：“胥也,俾吴作乱,破楚入郢,鞭尸,藉馆,皆不由德。谋越谏齐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种、蠡不强谏而山栖,俾其君诎社稷之灵而童仆,又终毙吴,贤皆不足邵也,至蠡策种而遁,肥矣哉!”^[68]

在其看来,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伍子胥和文种、范蠡,都称不上是“贤”臣,因为前者毕生致力于向楚复仇,“鞭尸,藉馆”(此指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体,吴国军队占领楚国君臣的宫舍)的所行所为“皆不由德”,而后二者在越吴战争之前,不能“强谏”越王句践,劝止其不适宜的战争行为,以致越国大败,句践被迫“山栖”,甚至“诎社稷之灵而童仆”,卑辱地臣服于吴王夫差,因此尽管二者辅佐越王句践,最终转败为胜,实现“毙吴”的政治目标,但也是“贤皆不足邵也”,并不值得颂扬。扬雄这里对越王句践之事的论述,一方面侧重于评议文种、范蠡的政治得失,认为二者都未能尽到臣职,谏君之失,对越国因惨败而屈服于吴国负有重要责任,另一方面则在批评二者不能辅助越王句践以“德”治国中,突出其重视“德”“贤”的儒家思想立场。扬雄还秉持《周易》“遯”卦的义理对范蠡表示赞赏,认为其“策种而遁”,免遭越王句践杀害功臣之祸的行为,体现出“上九：肥遯,无不利”^[69](“遯”通假为“遁”,退隐之意)的易学精神,是功成身退、善于自保的明智行为。

东汉章帝时期,王充在《论衡》中论及儒家教化对人性的重要性时,也以越王句践之事为例进行说明：

阖闾尝试其士五湖之侧,皆加刃于肩,血流至地。句践亦试其士于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胜数。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贪也,二主激率,念不顾生。是故军之法,轻刺血。孟贲勇也,闻军令惧。是故叔孙通制定礼仪,拔剑争功之臣,奉礼拜伏,初骄倨而后逊順,圣教威德,变易性也。不患性恶,患其不服圣教,自遇而以生祸也。^[70]

王充从儒家立场出发,认为对人性之“恶”,需要用“礼仪之教”进行改造和约束,这就如同吴王阖闾、越王句践以“军令”治军一样,虽“赴火死者,不可胜数”,但士卒仍勇往直前,“念不顾生”。因此,在国家政治发展中,王充强调统治者必须强力发挥出儒家的教化功用,使民众服从于“圣教”,不至于胡作非为,“自遇而以生祸也”,因此“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欲令凡众見礼仪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71]

还需指出,作为汉代儒者,王充还着眼于“命相”之说,对越王句践的性格有所评论,并进而对范蠡的避祸之举表示肯定。在其看来,范蠡在“自齐遺大夫种书”中所云：“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是“见性行之证,而以定处來事之实,实有其效,如其法相”^[72],也就是说,范蠡通过对越王句践外在“法相”的深入观察,对后者的内在性格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在灭吴功成之后,能及时主动退隐,以免为后者所猜忌和迫害。王充认为,范蠡此举是既“知命有明相”,又“知性有骨法”^[73],对越王句践其人有着深刻洞察,故此才能让自己远身避祸,不至沦落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结局。

东汉末期,荀悦为匡扶汉献帝,重兴汉政,撰著《申鉴》一书,其中写道：

或问厉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乐瞑眩以瘳疾,卫武箴戒于朝,句践悬胆于坐,厉矣哉!言此欲献帝厉志以再振汉业也。^[74]

荀悦认为越王句践是“知伸为屈之为伸者也”,能在政治逆境中忍辱负重,谋求发展,因此“会稽之栖,霸越之基也”。^[75]荀悦进而试图以越王句践的卧薪尝胆之事来激励汉献帝,促其在政治上务实奋斗,努力有为。历史而言,汉献帝身处汉末乱世之中,先后为权臣董卓、曹操所控制,其虽想对东汉王朝的衰败命运有所改变,但实际上却难以实现。荀悦身为儒家士大夫,忠君爱国,有志于复兴汉政,因此对汉献帝抱有深切期许,希望后者也能如越王句践,展现出“悬胆于坐,厉矣哉”的政治精神,根本解决权臣政治之弊,使汉政得以复兴。可见,在荀悦眼中,越王句践已被视为先秦政治史上君主自强的历史典范,具有强烈的政治人格魅力,理应为后世君主积极的借鉴和效法。

在汉代思想史上,对越王句践的历史认识,除黄老道家、史家与儒家等维度外,还有着并不多见的法家化论议,这以西汉中期的《盐铁论》为著。在《盐铁论》中,汉廷的公卿大夫与文学之士就秦国商鞅变法展开论辩时,前者对“人臣尽节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的历史现象进行批评,并举出越王句践杀害功臣的事例,认为：“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终赐属镂而死。骄主背恩德,听流说,不计其功故也,岂身之罪哉?”^[76]在公卿大夫看来,越王句践“背恩德,听流说”,猜忌和杀害辅佐自己灭吴称霸的文种,这种“不计其功”的做法,是“骄主”所为,并非明君之行,因为在法家而言,君主在国家政治中应该是“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77],“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78],而非有功不计,罚不当罪。从法家立场出发,公卿大夫认为文种之死,过不在其身,而在越王句践,根本上是后者忘功背德的结果。《盐铁论》中公卿大夫的这种认识,体现出重功利、明赏罚的思想内涵,其法家化的务实精神十分突出。

综括上述,在两汉历史发展中,“越王句践”的历史形象及内涵存在着多重维度的思想认识,《淮南子》所代表的黄老道家只是其中之一,但是这种黄老化的认识,却是汉代思想史上所少有的,而且《淮南子》对越王句践的关注之重、论及之多,在汉代道家中可说是绝无仅有。因此,在“越王句践”形象的汉代演变发展中,产生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无异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价值和影响。与《淮南子》不同,汉代史家、儒家和法家对越王句践的历史认识,也各有其特色,尤其是儒家。随着汉代儒学的经学化地位的形成和巩固,两汉儒者对越王句践的认识和评价,事实上渐成思想之主流,从贾谊、韩婴、董仲舒、扬雄,再到王充、荀悦,众多著名儒者对越王句践的关注与论议,这都显示出汉代儒家对“越王句践”形象的历史形成,具有他家所无法取代和超越的重要地位。汉代儒者始终坚持以儒家政治观念来衡量和评价越王句践,其深刻鲜明的伦理指向及内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以司马迁和袁康、吴平为代表的汉代史家,通过深入详实的历史叙事,塑造出越王句践的“贤君”形象,使之发挥出强烈的示范效用,对汉代政治起到现实的资治影响。对越王句践进行的法家化认识,这在汉代思想史上较为少见,其影响远不及前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法家思想地位在汉代的衰落,致使其对历史人物所展开的功利化的政治评论,难以为汉人普遍接受和认同,最终成为比较边缘化思想的存在。

不论是黄老道家、儒家,抑或是史家、法家,其对越王句践的历史认识,总体上构成汉人视野中的“越王句践”形象,在这种多维度的思想内涵中,后者主要展示出“贤君”的正面性意义,发挥其政治激励作用,但汉人对其消极性的一面也没有完全避讳,而是有所反思和批评。“越王句践”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历史形象,正是通过汉人的历史认识和思想诠解,才得以在先秦时期的基础上深入发展和稳定成型。因此,对汉代以后的人们来说,其所接受的“越王句践”的形象及内涵,实际具有深刻复杂的汉代因素。由此而言,汉人不仅承续了先秦时期的“越王句践”之论,而且更将这种认识推进到新的思想深度,最终在多样化的阐释中赋予其鲜明的汉代特色及气息。

【注释】

[1]初稿发表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越王“句践”在相关文献中亦有作“勾践”者,本文根据历史事实与传统文献惯例,一般情况下皆取前者,但引用文献中如为“勾践”者,则一仍其旧,保持原文不变。

[3]《史记·货值列传第六十九》,第3256页。

[4]学界关于“越王句践”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政治史的视角,重在探讨其政治生平、治国思想、与越国社会发展关系以及历史文化内涵等方面,但对先秦以来越王句践形象的历史演变却关注不够,尤其是汉代思想家对句践的认识和评价,更少有人深入研析,仍有待于填补。现有的代表成果包括：一是政治生平研究,如：陈桥驿《论勾践与夫差》(《浙江学刊》,1987第4期,第122～125页),冯庆余《夫差与句践的得失》(《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1第2期,第34～37页),孟文镛《越国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4～290页),罗水荣《也谈越王句践的“忍辱负重”》(《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第1期,第9～12页)；二是治国思想研究,如：周百鸣《论勾践的用人之道》(《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1期,第61～63页)；三是与越国社会发展关系研究,如：李志庭《从越王句践的改革看越国的社会性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125～136页),辛土成《略论句践的社会改革和越国的兴亡》(《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第14～20页),章亮《越王句践迁都绍兴龙山述议》(《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第5期,第111～115页)；四是历史文化内涵研究,如：龚维英《“句践”考略》(《浙江学刊》,1982第2期,第79页),董楚平《浅谈“句践”与“句践”的纠纷问题》(《中国语文》,1999第6期,第448～449页),黄敏《伍子胥、句践、夫差复仇比较——〈史记〉中复仇意识管窥》(《滨州职业学院学报》,2007第4期,第60～63页),何花《〈国语〉和〈史记〉中越王句践形象比较》(《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第1期,第72～75页)。

[5]周桂钿：《秦汉思想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70～71页。

[6]周桂钿：《秦汉思想史》,第85页。

[7]《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52页。

[8]《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第1746页。

[9]《淮南子集释·道应》,第858页。

[10]《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308页。

[11]《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31页。

[12]《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42页。

[13]《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300页。

[14]《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497页。

[15]《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81～783页。

[16]吉书时：《西汉功臣贵族的兴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第59～65页。(www.chuimin.cn)

[17]《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59～960页。

[18]《淮南子集释·说山》,第1123页。

[19]《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第2423页。

[20]同上,第2420页。

[21]《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第1740页。

[22]《老子注译及评介·三十六章》(修订增补本),第198页。

[23]《淮南子集释·原道》,第49～50页。

[24]《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430页。

[25]《老子注译及评介·三十六章》(修订增补本),第198页。

[26]《老子注译及评介·六十七章》(修订增补本),第306页。

[27]《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十大经·雌雄节第七》,第274页。

[28]《淮南子集释·原道》,第50～52页。

[29]《淮南子集释·齐俗》,第784～791页。

[3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59页。

[31]同上,第663页。

[32]《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301页。

[33]《史记·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第2624页。

[34]《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传第二十三》,第2475页。

[35]陈寿：《三国志·蜀书十四·蒋琬费祎姜维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1067页。

[36]《老子注译及评介·九章》(修订增补本),第89页。

[37]《老子注译及评介·十三章》(修订增补本),第108页。

[38]《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40页。

[39]《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47页。

[40]《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0～961页。

[41]陈小华：《范蠡的治国思想及其与〈老子〉的关系》,《浙江学刊》,2013年第3期,第36～41页。

[42]陈桥驿：《论句践与夫差》,《浙江学刊》,1987年第4期,第122～125页。

[43]《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第1742页。

[44]《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第1742页。

[45]同上,第1756页。

[46]《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3309页。

[47]《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第1746页。

[48]《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第2738页。

[49]李步嘉：《越绝书校释·卷一·越绝外传本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50]《越绝书校释·卷一·越绝外传本事》,第2页。

[51]《越绝书校释·卷一·越绝外传本事》,第2页。

[52]《越绝书校释·卷十五·越绝篇叙外传记》,第338页。

[53]梁宗华：《论〈吴越春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93～97页。

[54]《新书校注·耳痹》,第269～270页。

[55]《新书校注·君道》,第288页。

[56]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六·第十三章》,中华书局,1980年,第217页。

[57]《韩诗外传集释·卷六·第十三章》,第217页。

[58]《韩诗外传集释·卷十·第十四章》,第353页。

[59]《韩诗外传集释·卷十·第十四章》,第354页。

[60]《韩诗外传集释·卷七·第十三章》,第254页。

[61]《韩诗外传集释·卷七·第十三章》,第255页。

[62]《韩诗外传集释·卷八·第一章》,第271页。

[63]《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23页。

[64]《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23页。

[65]同上,第2523～2524页。

[6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第三十二》,中华书局,1992年,第268页。

[67]《汉书·董仲舒传第二十六》,第2523页。

[68]《法言义疏·重黎卷第十》,第330页。

[69]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第四·遯》(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70]《论衡·率性篇》,第27页。

[71]同上,第2780页。

[72]《论衡·骨相篇》,第39页。

[73]《论衡·骨相篇》,第39页。

[74]孙启治：《申鉴注校补·杂言上第四》,中华书局,2012年,第165页。

[75]《申鉴注校补·杂言上第四》,第152页。

[76]《盐铁论校注·非鞅第七》,第165页。

[77]《商君书锥指·禁使第二十四》,第132页。

[78]《韩非子集解·六反第四十六》,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