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思想史论：道治天下与越王句践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淮南子》对越王句践史事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关注,这在其同时代的思想著作中较为少见。从上可知,《淮南子》对越王句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认识,其中的内容十分丰富,基本涵盖了后者一生政治发展的主要事件。《淮南子》对越王句践的历史形象的认识和塑造,基本上是积极肯定的,将其视为春秋时期最为传奇而成功的政治家之一。

在西汉前期的思想论著中,《淮南子》是“一部由权势者主持、组织众多学者集体创作的鸿篇巨著”,是“百家争鸣之后‘合’的结果”,也是“融合创新的思想成果”^[5],其书的产生根本上适应秦汉王朝“大一统”的历史转变,基本思想“倾向于同一,倾向于‘合’”^[6]。因此,《淮南子》在书中宣称：“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7],试图汇总和融铸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为西汉王朝的政治发展提供成熟务实的理论指导,指明一条理想的“通治”之路。由此出发,《淮南子》对先秦时期著名政治家的治国史事极为重视,表现出强烈的借鉴意识,力求总结其中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为西汉统治者有所资治和裨益。对越王句践的多次论及,在很大程度上,便深刻反映出这种内在的理论意图。《淮南子》对越王句践史事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和关注,这在其同时代的思想著作中较为少见。西汉淮南国毗邻于先秦时期的越国故地,历史上越王句践也曾“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於徐州,致贡於周”,后“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甚至于“当是时,越兵横行於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8],故此可见,以越王句践为代表的先秦“越文化”,对《淮南子》的作者们而言,并不陌生,相反还有着突出的历史辐射和影响。

对越王句践史事,《淮南子》十分熟稔,曾在不同篇章中有过六次直接的相关论述,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是战败臣吴,忍辱图兴。越王句践在吴、越战争中为吴王夫差所败,被迫沦为附庸,只能屈辱从事,以求保存实力,东山再起,《淮南子》对此过程有着详实叙述：

越王勾践与吴战而不胜,国破身亡,困于会稽。忿心张胆,气如涌泉,选练甲卒,赴火若灭。然而请身为臣,妻为妾,亲执戈,为吴兵先马走,果禽之于干遂。^[9]

昔越王勾践卑下吴王夫差,请身为臣,妻为妾,奉四时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贡职,委社稷,效民力,隐居为蔽,而战为锋行,礼甚卑,辞其服,其离叛之心远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于姑胥。^[10]

勾践栖于会稽,修政不殆,谟虑不休,知祸之为福也。^[11]

在《淮南子》看来,越王句践战败于吴国后,虽然一时之间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况,但没有丧失斗志,而是卑志屈身,一面对吴王夫差表示出臣服恭顺,另一面却积极促使国家复苏,谋求转败为胜,重新崛起。对越王句践生平这种至为艰难的政治经历,《淮南子》有着深刻的汉代记忆和认识。

其二是治军尚勇,以励战士。越国战败之后,句践为求重新复起,战胜吴国,积极对国家军队进行强化建设,“选练甲卒,赴火若灭”,并且以身作则,激励越国上下形成一种尚武重勇、好战求胜的社会风气,使越国以此具备取胜吴国的军事前提。《淮南子》对越王句践这种军事实践及其所造成的国家风气之变,有所瞩目和论述：

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12]

越王勾践一决狱不辜,援龙渊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罚也,而战武士必其死。^[13]

越王句践败于战,也力图由战重兴,《淮南子》对其整军备战、砥砺士气的做法,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印象。(www.chuimin.cn)

其三是胜吴称霸,得志一时。越王句践通过忍辱负重、刻苦自励,最终抓住吴国衰弱的历史时机,乘势而起,将其彻底击败,并进而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取得区域性的霸主地位,成为春秋后期声威煊赫的诸侯王者之一。

吴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带甲七十万,南与越战,栖之会稽,北与齐战,破之艾陵,西遇晋公,禽之黄池,此用民气之实也。其后骄溢纵欲,拒谏喜谀,憢悍遂过,不可正喻,大臣怨怼,百姓不附,越王选卒三千人,禽之干隧。^[14]

越王勾践劗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15]

在春秋时期激烈的霸政演进中,吴、越两国都曾先后取得区域性的霸权,甚至挥兵北伐,对中原诸国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越王句践在“平吴”之后,便“乃以兵北渡淮”,争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最终迫使“齐、晋诸侯”与之“会于徐州”,而后又“致贡於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由此达到其一生政治功业的巅峰,“号称霸王”。

其四是赐死文种,杀害功臣。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从春秋时期到西汉初期,多次出现统治者诛除功臣的政治事件,显例有吴王夫差杀伍子胥、越王句践杀文种、秦昭王杀白起、赵王迁杀李牧,以及汉初刘邦铲除韩信、彭越和黥布为代表的异姓诸侯王。尽管这种杀害功臣的政治悲剧,在专制君主政治条件下“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统治者的“天性残忍”,而是决定于特殊的政治情势及环境,甚至如汉初刘邦那样,“除掉代表分裂势力的功臣贵族”,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有利于扩大汉的统治基础”,“不仅使版图更加统一,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减少内耗”^[16],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也不可否认,杀害功臣绝不是统治者的仁德之行,而是充满着极为自私残酷的功利考量。对越王句践杀害有功之臣文种的政治史事,《淮南子》中也有所述及,并对后者抱以深切的历史同情：

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此皆达于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17]

大夫种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苌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远而不知近。^[18]

在越国历史发展中,“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19],而且其“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绝亡,尽能而弗离,成功而弗矜,贵富而不骄怠”^[20],但就是这样一位功劳卓著的忠心之臣,最终未能逃脱悲剧的命运,因其杰出的政治才干而为越王句践所猜嫌和赐死。《淮南子》中两次提到文种之死,显然是对其政治结局有所哀悯。

从上可知,《淮南子》对越王句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认识,其中的内容十分丰富,基本涵盖了后者一生政治发展的主要事件。在越国政治史上,唯有句践得到《淮南子》的这种特殊关注,而先秦“越文化”也由此对《淮南子》产生了切实深远的历史影响。《淮南子》对越王句践的历史形象的认识和塑造,基本上是积极肯定的,将其视为春秋时期最为传奇而成功的政治家之一。由于《淮南子》一书成于“淮南学术集团”之众手,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们集体创作的思想论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其对越王句践的历史认知,能充分反映出西汉前期政治家与士人们的一般看法,这与同时代的其它著作相较,无疑更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毫不夸张地说,对越王句践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形象塑成,《淮南子》起到了突出的重要作用,成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最为有力的推动者,而这也显示出《淮南子》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影响。

淮南子思想史论：道治天下与越王句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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