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思想史论：商鞅与秦汉历史精神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与前者相比,《淮南子》的治道革新精神要更为突出,其现实指向性也更为明确。《淮南子》认为商鞅及秦政发展的这种治道积弊,必须得到西汉统治阶层的有力革新,而这也正是汉政避免重蹈“商鞅之法亡秦”的根本途径。《淮南子》对商鞅的批判性反思,也主要是服从于这一根本问题的现实解决。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任何一种“治道”理念的产生发展,都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社会密不可分,均内在反映出这一时代思想家独有的历史主体意识与精神。对商鞅及其代表的秦政发展进行治道反思的《淮南子》,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如此。受秦汉王朝迅速更替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淮南子》对商鞅及秦政发展具有的丰富的治道内涵有所揭示,另一方面也经此体现出自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强烈的亡秦史鉴精神、治道革新精神、汉政求治精神,以及民本复兴精神。《淮南子》这些历史主体精神的充分展现,对汉代语境中商鞅的思想文化意涵,也起到了重要的丰富深化作用,使之更能成为西汉统治者重视的治道反思对象和政治理论资源。

其一,对商鞅及其代表的秦政发展的理论观照与反思,是汉代“过秦”思潮的重要的有机组成,始终彰显出《淮南子》充满忧患意识的亡秦史鉴精神。西汉王朝建立在盛极一时的秦王朝的废墟之上,汉代统治阶层从上到下都对其“二世而斩”的惨痛教训记忆深刻,从汉高祖刘邦以来就十分注重对“亡秦之鉴”的历史反思、总结和汲取。《淮南子》一书是淮南王刘安组织宾客合力著成的论道议政之作,根本的撰述意图是为刘氏天下的稳定巩固、长治久安提供一套积极有效的统治方案。因此,《淮南子》对秦政发展模式的始作俑者之一的商鞅,从始至终,都抱有特殊关注和阐释的理论态度,着力探讨其代表的法家化秦政发展在源起阶段的内在局限,以及对此后秦王朝政治兴衰的重大影响。“商鞅之法亡秦”,《淮南子》认为这是认识秦政发展得失的历史关键,也是战国以来法家功利主义政治路线彻底失败的明证,从国家发展的“治道”意义上看,尤需西汉统治者高度重视和反面借鉴。“商鞅支解”,“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从商鞅到秦始皇,其治道理念及实践在秦政发展中具有紧密的连贯性,而二者与秦政发展同样以悲剧收场。这其间“得天下”和“失天下”的治道根由及历史逻辑,促使《淮南子》站在西汉统治阶层的立场上,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进而激发出高度理性自觉的亡秦史鉴精神,力求从秦政治道之“失”的深刻省察中,推进和实现汉政新治道的革新构建。历史来看,《淮南子》这种亡秦史鉴精神,不仅充分表现出汉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特色,而且在汉初思想家的基础上,也进一步发挥出推阐崇扬的积极作用。

其二,在反思商鞅及秦政发展的历史教训中,《淮南子》尤重治道内涵的省察与探讨,力图经由总结秦政治道的得失经验,以推进西汉王朝治道的理论构建,突出表现出汉代思想家充满批判意识的治道革新精神。《淮南子》对商鞅治国实践的批判,与其对“治乱之本”的政治反思密切结合在一起。对其而言,唯有深刻认识和把握商鞅及秦政在治道发展上的弊端所在,才能真正洞察“商鞅之法亡秦”的根本缘由,也才能对汉政治道的发展方向提供正确有益的理论指导。同汉初思想家一致,《淮南子》也具有浓烈的“过秦”意识,对秦政治道所产生的歧向发展及恶性效果,有着理性务实的认识。但与前者相比,《淮南子》的治道革新精神要更为突出,其现实指向性也更为明确。在《淮南子》看来,“秦皇帝得天下”不易,守天下更不易,“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这其中的政治教训不可谓不重大。如若“穷究其所由生”,则与秦汉“治道”的根本差异紧密相关。《淮南子》认为商鞅及秦政奉行极端化的法家功利主义政治路线,纵欲苛政,残民行暴,这种反民本的治道实践扭曲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让统治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产生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使王朝统治在日渐丧失根基的过程中走向彻底失败。《淮南子》认为商鞅及秦政发展的这种治道积弊,必须得到西汉统治阶层的有力革新,而这也正是汉政避免重蹈“商鞅之法亡秦”的根本途径。就此意义上来说,《淮南子》实际上抓住了秦汉王朝兴衰存亡的历史关键,而强烈的治道革新精神,也使其能比其他汉代思想家更能透视出商鞅及“商鞅之法”之所以“亡秦”的根由所在,并进而对王朝政治的“治乱之机”“治乱之本”作出更符合现实政治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和阐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更能展示出《淮南子》所具有的汉代黄老的治国诉求及精神。

其三,对商鞅的思想关注和阐释,《淮南子》的根本意图在于鉴取其反面的政治经验,探求西汉王朝实现“大治”“通治”的理想方略,这促使《淮南子》在治道理念的构建中充满理性务实的汉政求治精神。汉政何以为治?这是西汉前期思想家最为关心和探讨的核心政治议题。《淮南子》对商鞅的批判性反思,也主要是服从于这一根本问题的现实解决。《淮南子》对汉政发展之路的政治思考,尽管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更多时候,却表现出深刻的务实意识,将西汉王朝发展建立在已有的历史基础上,力求使其合乎国家政治的发展规律,具有可实现性。因此,对商鞅及秦政发展的历史关注,也就成为《淮南子》反思西汉王朝发展实际的重要参照,更成为促其构建汉政新治道理念的理论基础之一。西汉王朝自建立以来,历经高、吕、文、景七十余年的演变,已逐渐进入新的转型时期,面对新旧问题交错衍生的复杂局面,如何为王朝政治解决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这是淮南王刘安在内的西汉前中期的思想家们极力试图有所回应的历史课题。因此,《淮南子》政治思想体系的理论构建,从始至终就表现出鲜明的为刘氏立言的本位意识,积极致力于发掘利用一切前代政治资源为汉政求治的根本目的服务。商鞅是战国以来秦政发展中具有枢纽性影响的政治人物,对其在秦政成败兴衰中所体现的治道内涵进行理性的批判汲取,这在《淮南子》的理论视野中,自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内容。(www.chuimin.cn)

其四,在秦汉历史条件下,《淮南子》对商鞅及秦政发展的思想论述,对汉初诸子就已突出反映的民本主义政治理念的强势回归,有着更进一步的历史体现,形成其充满汉代黄老道治意识的民本复兴精神。《淮南子》对商鞅的政治批判,从具体的理论表现来看,较为集中于其重刑主义的法治理念及实践,认为以此为重要内涵的秦政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残苛“刻削”的反民本主义的历史暴政,而统治者应有民本意识的严重缺失,更是将这种政治暴行推向极致,甚至于产生“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的荒谬现象。商鞅以来秦政发展的这种内在弊端,与《淮南子》始终坚持的“以为民先”^[39],“为民祈福行惠”^[40],“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的民本政治理念截然相悖。也正是通过批判反思商鞅让“百姓怨矣”的治国实践,《淮南子》更加明确地提出国家良治必须“穷究其所由生”的重大政治命题,进而将自身的理论思考聚焦和推向根本“治道”的探讨上。从中可见,商鞅在《淮南子》政治思想体系中,是激发其民本主义政治理念的重要思想媒介,也是其寻根究底剖析秦政失败的治道根由的核心视角。在如何对待广大民众的生存发展利益的问题上,《淮南子》清楚认识到所谓“治乱之本”何在,也因此告诫西汉统治者“趋舍不可不审也”,在“民为国本”的根本问题上要有正确的理性认识,应秉持汉代黄老无为理念布德行惠于民,甚至“种德”于民,使之成为王朝赖以存在发展的“厚基者”。毫不夸张地说,《淮南子》对商鞅的这种民本主义的理论省察,不仅体现其强烈的民本复兴精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古代民本政治理念在西汉前期的又一次发展高潮,很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淮南子》是秦汉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融铸百家、贯通古今的黄老巨著,其身上所深具的秦汉剧变时代特色的历史精神,在关涉商鞅的思想论述中也得到突出反映。无论是亡秦史鉴精神、治道革新精神,还是汉政求治精神、民本复兴精神,都显示出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代表的西汉统治阶层、士人精英群体,对秦汉王朝更迭的“治道”根由进行自觉反思的历史意识、态度与精神。这种聚焦治道、革旧立新的汉代治国理性,既让《淮南子》对商鞅的思想阐释在汉代诸子中独树一帜、意蕴丰富,也对《淮南子》构建自身的黄老新治道理念,乃至整个政治思想体系都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淮南子》思想史论：商鞅与秦汉历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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