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商鞅黄老治道探索成果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淮南子》对商鞅代表的秦政发展存在的治道局限有着深刻揭示,并以此为镜鉴,进而对其黄老立场的汉代治道理念从无为政治、仁义政治、民本政治三个方面展开新的探索与构建。《淮南子》认为正是这种丧失应有民本内涵的法家有为政治让商鞅及秦政彻底走向悲剧结局。《淮南子》对商鞅及秦政发展的这种黄老化的治道反思,在西汉前期思想论著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内涵特色,是汉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亮点。

汉初以来思想家对秦政及其政治人物的历史论述,大都体现出一定的“治道”探索意识和精神,都很注重反思秦政治道存在的内在局限,试图从中有所深入总结和借鉴,淮南王刘安是其中的理论翘楚之一。《淮南子》对商鞅的关注和阐论,在汉初以来思想家中较为引人注目,也是其反思秦政发展得失经验的重要理论表现,而“治道”省察又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淮南子》对商鞅代表的秦政发展存在的治道局限有着深刻揭示,并以此为镜鉴,进而对其黄老立场的汉代治道理念从无为政治、仁义政治、民本政治三个方面展开新的探索与构建。

首先,《淮南子》对商鞅及秦政发展的治道反思,在极力批判法家有为政治的过程中,突显出汉代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与根本取向。汉初以来,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等人,“惩恶亡秦之政”,“劝趣农桑,减省租赋”^[32],实施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基本国策,推动社会经济的恢复繁荣,日渐形成西汉时期影响深远的黄老“无为”的政治发展模式。《淮南子》作为西汉统治阶层撰著的一部“王者之书”,对这种黄老无为政治有着理性深刻的内在认同,不仅试图从理论上给予全面系统的历史总结,而且力求以之为核心,进一步阐扬和构建起自己新的黄老道治的政治思想体系。也因此,《淮南子》对商鞅政治实践的批判性反思,从根本上看,是基于汉代黄老无为政治的特定视阈的产物,以其法家有为政治的历史内涵与效用,成为后者理论发展进行反面借鉴与汲取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淮南子》始终认为,黄老无为政治远较法家有为政治优良,因为二者在国家政治发展的“治道”层面泾渭分明,优劣显然。商鞅代表的法家有为政治尽管在国家发展上有一时功利之效,有助于秦统治者“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但从长远而论,其“凿五刑,为刻削”的统治方式,必然造成“斩艾百姓,殚尽太半”,“与民为仇”^[33]的恶性发展,使国家政治陷入难以解脱的败亡困境。因而,《淮南子》明确指出,商鞅及秦政的法家有为政治是“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对国家政治的良性发展无法起到积极有益的推动作用,“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只能成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短期行为。反之,《淮南子》认为黄老无为政治则符合“穷究其所由生”的国家治理之道,不同于商鞅及秦政的“挬拔其根,芜弃其本”的残民政治,而是能让民众休养生息,得以稳定生存发展的厚基利国之政。从中可见,对商鞅的理论观照,实际上深刻反映出《淮南子》所秉持的汉代黄老无为的治国理念与根本取向,以及淮南王刘安代表的汉代思想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王朝发展“治道”的深层反思和重构意图。

其次,《淮南子》对商鞅及秦政发展的治道反思,在汉代黄老无为的总体框架下,也充分表现出儒家仁义政治的理论视野与思想要素,以此深化对法家有为政治的批判力度,丰富汉代黄老无为政治的历史内涵。《淮南子》是汉代思想史上“道儒互补、道儒整合”的卓越代表之一,“持以道德,辅以仁义”^[34]的理论特点在其对商鞅的批判反思中也有充分体现。《淮南子》从仁义政治出发,认为“商鞅之启塞”是“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是法家权术政治的表现,而这种统治权术从其本质来说,与儒家民本主义的仁义德治严重相对,其施政效用及结果也大相径庭。《淮南子》认为“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的历史事实,已深刻证明商鞅代表的法家有为政治、权术政治对国家发展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因为商鞅及秦政发展不但背离了“仁义者,治之本也”的根本治道理念,而且消解了“仁义者,为厚基者也”^[35]的治国实践原则。这种双重的消极影响,促使商鞅之后的秦政发展延续了一条极其片面化的法家化政治路线,在强功利、弱民生中丧失存在所需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终致难以为继,分崩瓦解。《淮南子》认为“商鞅之法”的内在局限也即在此,“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根本上缺失“法”在国家政治发展中应有的正义性内涵。反之,《淮南子》提出“法之生也,以辅仁义”^[36]的法治要旨,强调以“义”制“法”的实践发展,确保“法”对国家政治发展所发挥的积极效用。《淮南子》从仁义政治的思想视野对“商鞅”的理论观照,一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儒家理论色彩,但另一方面更反映出汉代黄老兼综融合儒家的历史特点,二者在互补互促的基础上,对汉代黄老新“治道”的形成共同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www.chuimin.cn)

最后,《淮南子》对商鞅及秦政发展的治道反思,在秦汉历史条件下,反映出汉代思想家对先秦法家有为政治的民本局限的深刻审视,而这也成为其探索和构建西汉王朝新“治道”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淮南子》不论是对“商鞅之法”的批判,还是对商鞅代表的秦政之“治”的抨击,都基于其强烈的汉代民本思想及精神。在它看来,商鞅及秦政发展的根本失败之处,就在于二者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反民本”的政治实质。这种内在的政治局限让商鞅之法产生难以避免的“刻削”性,使之在秦政发展中历史产生出“斩艾百姓,殚尽太半”的恶性结果,形成恶“法”与暴“政”之间极为消极的循环发展。《淮南子》认为正是这种丧失应有民本内涵的法家有为政治让商鞅及秦政彻底走向悲剧结局。《淮南子》这种对商鞅及秦政发展的民本审视,在汉代思想论著中十分突出。将秦王朝政治失败的根源追溯到商鞅来反思,也可说是《淮南子》在政治思想上的深刻独到之处。以商鞅及秦政发展的民本之失为鉴,《淮南子》在其汉代新“治道”的探索中,强调坚持“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37],“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38]的核心理念,主张西汉统治阶层反秦政之弊,推行黄老无为政治主张,为王朝的长治久安固本厚基,创造其良性发展所必需的历史前提和条件。

《淮南子》对商鞅及秦政发展的这种黄老化的治道反思,在西汉前期思想论著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内涵特色,是汉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亮点。尽管《淮南子》对汉代黄老新治道的理论探索,并非关涉商鞅的思想论述所能完全概括与替代,但也要指出,对商鞅及其代表的秦政发展的历史省察,这是《淮南子》构建自身汉代黄老新治道理念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之一,特别是对其深入革新秦汉治道理念有着不容忽视的理论影响。

淮南子商鞅黄老治道探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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