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论李斯思想蕴含：道治天下

作为“汉初黄老学的理论总结”,《淮南子》在思想上对“对百家之学的接纳是相当广泛的”^[39],这在《人间》与《修务》中,《淮南子》论及李斯时也有所反映。具体而言,《淮南子》主要从儒家政治观念出发,兼受黄老、墨家影响,对李斯及其所体现的法家治国思想进行深刻的政治反思。虽然《淮南子》关于李斯的论述较少,仅有两次,但却与西汉前期其他的思想家不同,特别是其中的“阴德”相报与“治乱”之说,在汉代“李斯”之论中新颖独到,别具深意。

基于儒家的“德治”与“尚贤”思想,《淮南子》对李斯进行严厉的政治批评,这在《淮南子》两次提及李斯之时,都有着突出表现。

《淮南子》在政治上主张“圣王布德施惠”,认为不论是智伯、秦王政这样的侯王,还是商鞅、李斯这样的重臣,都应以“德”治国,崇尚“礼义”,追求实现孔子所教导的“三代之道”,“礼义修而任贤德也”^[40],行仁政于民众。显然,《淮南子》这种“德治”思想是承继先秦儒家而来,其因有二：一则自孔、孟以来,儒家就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1],“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2]“以德行仁者王”^[43],“辅世长民莫如德”^[44],认为统治者应在治国中践行“德治”原则,立“德”修身,以“德”理政。对儒家这种重伦理、蕴“民本”的“德治”思想,《淮南子》深为认同。“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45],在《淮南子》看来,李斯及秦王朝的败亡,根本原因就在于蔑弃儒家之“德治”,而行法家之“力治”,走上一条极欲穷兵、虐民为务的政治歧途,以至于“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46]。由此,《淮南子》从儒家立场出发,批评李斯及秦王朝所奉行的法家路线,认为“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47],明确主张“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并深切指出“语曰：‘不大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48]

二则《淮南子》在《人间》中论李斯时,所提及禹、契、后稷之语,直接溯源于孟子。《淮南子》有云：“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49],这与后者所言：“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日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50],二者不论是文字表述,还是其中所体现的圣人忧民振德之思想,都十分相近。

《淮南子》还从儒家的“尚贤”思想出发,着重批评秦王朝的用人之失,及李斯对秦政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尚贤”是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之一,“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51],“君子尊贤而容众”^[52],“用上敬下,谓之尊贤”^[53],“尚贤使能则民知方”^[54],“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闇主妒贤畏能而灭其功”^[55],《淮南子》对儒家这种“尚贤”思想有所接受和承继,并在其李斯之论中得到显著表现。“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56],《淮南子》不仅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应礼重贤人,而且强调统治者能否任贤而治,这将决定国家之存亡,“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故守不待渠堑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拔,得贤之与失贤也”。^[57]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之所以灭亡,所用如李斯、赵高者,皆为重法残民的功利之臣,非能“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的贤臣,这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58],正由于李斯作为国之重臣,不能导君为善,多行利民之仁政,所以其难以成为“兴治之臣”,只能促使秦王朝立一时之功,无法获得民心,厚植国本,最终为其速亡埋下祸根。

《淮南子》论及李斯时,对“尚贤”思想的重视,除主要受儒家熏染外,也受到黄老、墨家的一定影响。虽然《淮南子》也主张“贤不足以为治”,对先秦老、庄的“非贤”之说有所承继,但作为西汉前期的黄老之作,《淮南子》更多地体现出“尚贤”倾向,强调“得贤”与否对统治者及王朝发展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淮南子》与《黄老帛书》一致,受后者“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59],“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60]的思想影响,在“尚贤”问题上表现出理性而务实的政治认识。此外,“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61],《淮南子》对“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62],“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己”^[63],“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64]的墨家思想,也有着内在的认同和接受。在某种程度上,《淮南子》论李斯时所突显出的“尚贤”主张,内融儒家、黄老与墨家的多元思想,这深刻反映了其“广泛吸收各家思想”,堪称“汉代初年学术融合的一个缩影”^[65]的理论特色。

尤需指出,《淮南子》论李斯,在充分表现儒家“德治”与“尚贤”思想的基础上,还进而有所发展和丰富,提出自己别具新意的“阴德”论和“治乱”说。在《人间》中,《淮南子》一方面主张以“德”选贤、治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指出：“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树怨者无报德”^[66],特意强调“阴德”“隐行”对统治者及王朝发展的历史影响,其中虽含有一些迷信化的主观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以往历史发展经验的理性总结。李斯一生的政治结局最终以“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67]告终,而秦王朝二世而亡,这与“三代之后”及孔子后嗣的“至今不绝者”相较,其中分别可谓不啻天壤!从思想上看,《淮南子》的“阴德”相报论,受到荀子、墨子的历史影响。荀子曾引《诗经》中“无言不雠,无德不报”之语批评统治者的苛政虐行,认为“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68],而且借子路之口提及“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69]的观点,这种先秦儒家的“德”报说对《淮南子》的影响显而易见。值得一提,墨子也提及《诗经》中的“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并言：“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强调统治者在政治上应晓悟“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70]的道理。在荀、墨之处,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阴德”相报论,但其中所蕴含的积“德”以报、累善获福的思想,对广取博收的《淮南子》不能不有所影响。

在《修务》中,《淮南子》不仅立足“尚贤”思想,批评李斯及秦政,而且试图从王朝之“治乱”的高度出发,凸显统治者识人、用人的重要性,揭示出李斯对秦王朝覆亡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李斯曾向荀子言道：“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71],表现出对秦功利化政治实践的肯定和认同。但荀子却着眼于政之“治乱”,批驳其言：“汝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深刻指出：“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72],否定秦王朝穷兵黩武、并兼不已的政治实践,认为其虽可得意于一时,但只能是“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相距“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甚远。基于这种认识,荀子进而提出：“兼幷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故能幷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幷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73],对秦王朝以“力”而兴、因“力”而亡的历史命运实际上已深有洞见和预言。《淮南子》对李斯及秦王朝崇尚功利、蔑弃仁义的政治认识,与荀子所言颇为契合,显示出后者深刻的历史影响。应该说,二者都能从儒家思想出发,立足王朝之“治乱”来批评李斯,而非简单的就人论人,其中所反映出试图探求和把握王朝兴衰规律的政治意识,在秦汉时期的李斯之论中堪为卓识。

综上所述,《淮南子》虽然论及李斯之处不多,仅见于《人间》和《修务》,但其思想蕴含却丰富深刻,在秦汉时期的李斯论中较有代表性。《淮南子》论李斯,并未如司马迁,过多言其“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74]的政治实践,而是与汉初陆贾、贾谊相近,着眼于鉴秦之失,以儒家政治观念为本,反思和总结“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75]的历史教训,以此推动西汉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促其走上重仁义、举贤才、行善政、得民心的兴治之路。而且,从思想上看,作为汉代黄老之作,《淮南子》虽然有着“持以道德,辅以仁义”^[76]的著述旨趣,但在论及李斯时,却以儒家政治观念为主。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显示出儒家思想在《淮南子》中的复杂存在及特殊影响,也充分反映出“《淮南子》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融合较早、较成功的著作”^[77]之一。

【注释】

[1]初稿发表于《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删减稿2500余字的《汉代人眼中的李斯》发表于中共中央党校主办《学习时报》,2017年12月22日第A3版“中外历史”。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2563页。

[3]《盐铁论校注·毁学第十八》,第229页。

[4]《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2562页。

[5]《汉书·萧何曹参传第九》,第2011页。

[6]《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5页。

[7]同上,第1254页。

[8]《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20页。

[9]同上,第1318页。

[10]《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43～1045页。

[11]《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20页。

[12]《淮南子集释·本经》,第603页。

[13]《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2页。

[14]《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73页。

[15]《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5页。

[16]同上,第1254页。

[17]《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5页。

[18]《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6页。

[19]《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21页。

[20]《淮南子集释·诠言》,第1013页。

[21]《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90～1291页。

[22]《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8页。

[23]《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41页。

[24]《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58页。

[25]《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2页。

[26]《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95页。

[27]《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8页。

[28]《新语校注·辅政第三》,第59页。

[29]《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71页。

[30]《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5页。

[31]同上,第640～641页。

[32]《淮南子集释·本经》,第599～601页。

[33]《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59页。

[34]《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55～656页。(www.chuimin.cn)

[35]《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74页。

[36]《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3～1404页。

[37]《淮南子集释·诠言》,第997页。

[38]《淮南子集释·兵略》,第1062～1063页。

[39]丁原明：《黄老学论纲》,第301页。

[40]《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6页。

[41]《论语汇校集释·为政第二》,第95页。

[42]同上,第104页。

[43]《孟子正义·公孙丑章句上》,《诸子集成》(第1册),第130页。

[44]同上,第154页。

[45]《淮南子集释·主术》,第702页。

[46]《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3页。

[47]同上,第1423～1424页。

[48]《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23页。

[49]《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4页。

[50]《孟子正义·滕文公章句上》,载《诸子集成》(第1册),第221～229页。

[51]《论语汇校集释·子路第十三》,第1145页。

[52]《论语汇校集释·子张第十九》,第1661页。

[53]《孟子正义·万章章句下》,载《诸子集成》(第1册),第411页。

[54]《荀子简释·君道》,第166页。

[55]同上,第178页。

[56]《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6页。

[57]《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4页。

[58]《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64页。

[59]《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十大经·立命第一》,第201页。

[60]《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十大经·本伐第十一》,第304页。

[61]《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39页。

[62]《墨子校注·亲士第一》,第1页。

[63]《墨子校注·尚贤上第八》,第65页。

[64]同上,第66页。

[65]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107页。

[66]《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5页。

[67]《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第2562页。

[68]《荀子简释·富国》,第124页。

[69]《荀子简释·宥坐》,第391页。

[70]《墨子校注·兼爱下第十六》,第176页。

[71]《荀子简释·议兵》,第201页。

[72]《荀子简释·议兵》,第201页。

[73]《荀子简释·议兵》,第205～206页。

[74]《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3315页。

[75]《新语校注·辅政第三》,第71页。

[76]《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7页。

[77]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