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二则《淮南子》在《人间》中论李斯时,所提及禹、契、后稷之语,直接溯源于孟子。《淮南子》论及李斯时,对“尚贤”思想的重视,除主要受儒家熏染外,也受到黄老、墨家的一定影响。尤需指出,《淮南子》论李斯,在充分表现儒家“德治”与“尚贤”思想的基础上,还进而有所发展和丰富,提出自己别具新意的“阴德”论和“治乱”说。......
2023-11-16
在《修务》中,《淮南子》再次提及李斯,指出:“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灭,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故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22]与《人间》不同,《淮南子》这里立足王朝“治乱”的高度,从统治者“任贤”的视角出发,对李斯进行历史反思,批判其对秦王朝的政治发展所起到的消极作用及影响。
首先,《淮南子》认为,与太公望、召公奭、管仲、隰朋等人相比,李斯并非“贤相”,因为前者能尊君而立功,辅佐统治者获得民心,推行善政,实现王朝的稳定发展,而后者只能屈从君主、助纣为虐,造成残民暴政,导致王朝灭亡。在《淮南子》看来,统治者是否用人唯贤,这关乎王朝的兴衰治乱,“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23],因此统治者必须能慧眼识贤,知人善任,选用那些能佐助自己兴利除害,“布德施惠”于民众的贤人为相。李斯虽然颇有才干,辅佐秦王政统一天下,建立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朝,但其难以称之为“贤”。《淮南子》认为,不论西周初期的太公望、召公奭,还是春秋前期齐国的管仲、隰朋,在政治上都不仅能辅佐统治者稳固权位,而且能促其施行有利于民众的善政举措,取得民心,进而建立不世功业,“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太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擐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不义,誓师牧野,以践天子之位”[24],“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25]。“仁者,百姓之所慕也;义者,众庶之所高也。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严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26],《淮南子》认为在秦王朝的兴亡中,李斯作为重要的政治人物,缺少仁义之资,无法导君为善,因此很难以“忠臣”“贤相”而论,其尊君轻民,尚利忘义的政治实践既无利于民众的生存发展,也无益于统治者的善政良治,结果只能是“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成为促使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其次,《淮南子》也认为,在政治上对李斯的错误信用,这与秦王朝统治者自身的局限有关,换言之,有“圣王”才会有“贤相”,正所谓“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27]。汉初,陆贾就曾言:“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圣者帝,杖贤者王,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杖谗者灭,杖贼者亡”[28],从统治者任贤为治的重要性着眼,既批判李斯在秦政中的消极作用,也批评统治者自身政治理念错误,失于察人用人的严重错误。与此相近,《淮南子》也深刻认识到,在王朝政治发展中,“圣主”与“不肖主”在选用贤才上存在根本不同,而这直接影响到是贤良之臣,抑或佞邪之臣佐君治国的重大问题。“暗主乱于奸臣”[29],《淮南子》认为如若统治者自身贤人,深明“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30]的道理,在政治上“贵正而尚忠”,善用贤臣,便能实现“忠正在上位,执正营事,则谗佞奸邪无由进矣”[31]的政治发展,达到“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爱而无憾恨其间”[32]的理想状态。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在思想上强调,“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33],将用人之得失的政治关键及责任明确界定在统治者,而非其他。由此,《淮南子》实际上并未单方面地批判李斯的亡秦之过,而是对秦王朝统治者自身的政治局限有着更为深入的历史反思。(www.chuimin.cn)
最后,《淮南子》还认为,对李斯的信用,对秦王朝而言,不仅影响其现实的政治发展,也深刻反映其内在的政治趋势,“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淮南子》在思想上深有所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国,继绝世,志在直道正邪,决烦理挐,而乃责之以闺合之礼,奥窔之间。或佞巧小具,谄进愉说,随乡曲之俗卑下众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治乱之机。是犹以斧劗毛,以刃抵木也,皆失其宜矣”[34],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在政治上识人以明、任之得当,才能确保“天下之权”的合理使用,促使王朝发展趋治而避乱。在《淮南子》看来,秦王朝统治者对李斯的重用,既在于不明其贤仁与否,也在于自身对王朝“治乱之机”的愚昧无知,以致奉行法家错误的治国方略,选用并非能真正促进王朝善政发展的臣下。“夫为君崇德者霸,为君广地者灭”[35],“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36],如李斯这样的功利之臣,只会逢迎君欲,将法家治术推向极端,以法残民,以战兼国,完全背离“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37]的政治原则,造成“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38]的消极局面,其政治实践虽能佐秦逞一时之欲,灭六国而一天下,但最终促使秦王朝丧尽人心,在农民起义中覆灭。由此可见,《淮南子》对李斯并非只是简单的政治批评,而是显露出深刻的“治乱”意识,试图从王朝兴亡的历史高度去认识其与秦王朝之所以速亡的内在关联,寻找到其中根本的政治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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