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道治天下与秦穆公、秦始皇的形象比较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淮南子》对秦政治文化有着深入的历史汲取,这突出表现在其对秦穆公、秦始皇的思想认识上。这种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既使《淮南子》对秦穆公、秦始皇的阐释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也使二者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形象。从中可知,在政治用人上,《淮南子》认为秦穆公、秦始皇实际上高下有别,二者之间存在着“圣主”与“不肖主”的根本差异。

《淮南子》对秦政治文化有着深入的历史汲取,这突出表现在其对秦穆公、秦始皇的思想认识上。在《淮南子》看来,此二者实际上可被视为秦政治发展之兴起、败亡的政治人格代表。如果说对秦穆公,《淮南子》主要是肯定,那么对秦始皇,则重在批判。这种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既使《淮南子》对秦穆公、秦始皇的阐释具有不同的思想内涵,也使二者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形象。具体而言,在如下三个方面有所表现：

首先,《淮南子》认为,秦穆公、秦始皇的政治用人举措不同,其治国效用也迥然有异,前者有知人之明,善于用贤,后者则昧于功利,用人求同。“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淮南子》在治国上十分重视用人问题,强调为政者必须慎于选材用人,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发展的稳定与否,“是故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故一举而不当,终身伤”。^[44]《淮南子》认为用人之关键在“举贤”,要求为政者既能“无故无新,惟贤是亲”^[45],也能“乐与贤终,不私其利矣”^[46]。在其看来,秦穆公对百里奚的慧眼擢识,与齐桓公用管仲一样,都是先秦政治史上“举贤”而用的历史典范。“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这种对“举贤”原则的积极贯彻,体现出君主真正的政治智慧,根本上符合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47]。《淮南子》指出,百里奚虽然有过“饭牛”“转鬻”的卑辱经历,但其怀有“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48]的治国理念,始终以天下万民为己任,而非贪图私利禄位,因此在得到秦穆公的赏识和重用后,能“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成为“诸侯贤相”。^[49]“世莫不举贤,或以治,或以乱,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贤,而求与己同者而欲得贤,亦不几矣”^[50],《淮南子》坚决反对为政者在用人上“求同乎己”,提出：“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51],在其看来,秦穆公、齐桓公在“举贤”方面,可谓“圣主”,因为二者选材用人,都不“求同乎己”,而是唯贤是用。与此相反,“秦任李斯、赵高而亡,此举所与同”^[52],《淮南子》批判秦始皇的用人实践,认为其信用功利之臣,是“举所与同”,非但无益于矫正其极端功利化的治国歧向,反而变本加厉,愈加造成虐民苛政。“忠臣者务崇君之德,谄臣者务广君之地”^[53],《淮南子》认为“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54],这正是秦始皇所用非贤的政治恶果。从中可知,在政治用人上,《淮南子》认为秦穆公、秦始皇实际上高下有别,二者之间存在着“圣主”与“不肖主”的根本差异。

其次,《淮南子》认为,秦穆公、秦始皇在现实政治中都有拒谏行为,对秦政治发展也均产生了严重影响,但二者事后的政治态度和表现,却有着内在不同。在秦穆公一生中,最严重的拒谏行为发生在“殽”之战前。秦穆公试图趁人不备,不“假道”于晋国,袭取和控制郑国,蹇叔对此表示反对,并极力劝阻穆公,但“穆公不听”。事后如蹇叔所预料,晋国不满于秦越境袭郑,在“殽”设伏,最终将秦“大破之,禽其三帅以归”,使秦军全军覆没。正因利令智昏,拒纳谏言,致使秦穆公作出袭取郑国的错误决策,使秦国在春秋时期的东进战略,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秦穆公并没有文过饰非,而是亡羊补牢,“素服庙临,以说于众”,不仅没有把战败罪责推诿给败军之将,而且坦承自己的拒谏错误,主动“罪己”,向臣民道歉,表示以此为鉴,在治国上坚持重用“良士”,积极纳谏,“尚猷询茲黃发,則罔所愆”^[55],“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56]。秦穆公这种认错悔过的政治行为,取得了秦国臣民的谅解,重新凝聚起人心,有利地稳定了现实的政治形势,为日后的败晋复仇奠定了基础。

与秦穆公的明智之举不同,《淮南子》指出：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发展,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给广大民众带来了空前灾难,以致出现“道路死人以沟量”的惨景。但是,始皇作为秦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对“忠谏者”所言有所积极采纳,而是忠言逆耳,以之为“不祥”。这种“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57]的政治作风,延及秦二世时期,愈加严重,甚至于“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58],造成无人敢言的政治乱局,最终促使秦王朝在孤立无助中彻底崩解。时至汉初,贾谊对此仍深有反思和慨叹,认为：

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59]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60](www.chuimin.cn)

在《淮南子》而言,秦穆公的拒谏而悔过,与秦始皇的拒谏而不知悔,实际上形成强烈对照,这种对待“谏言”及“谏臣”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充分反映出二者政治见识及气度的优劣高下,而且其间的得失成败,在秦汉政治发展上也极具镜鉴意义。

最后,《淮南子》认为,秦穆公、秦始皇的政治实践,还存在着“德”义内涵的差别,对社会民众产生了不同的现实影响,也深刻作用到国家政治的发展走向。在秦、晋间的韩原之战中,秦穆公之所以能转败为胜,源于其曾对“野人”施加过恩惠。对那些饥不择食的普通民众,秦穆公非但没有惩罚其对骏马“屠而食之”的罪责,反而对后者言道：“夫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者伤人。吾恐其伤汝等”,并以酒赏赐,“遍饮而去之”。秦穆公这种宽大为怀,重人轻物,施德行惠的做法,使野人为其“精诚”所感,故愿“以其死力报,非券之所责也”,解救穆公于危难之中。在《淮南子》看来,秦穆公是“用约而为德者也”,作为一国之君,其对“野人”所施恩惠虽不可谓之重,但所获却极大,所谓：“古之善赏者,费少而劝众”^[61],这充分展现其成熟务实的政治才干。《淮南子》进而强调：“故摅道以被民而民弗从者,诚心弗施也”^[62],主张为政者应如秦穆公那样,以“诚心”待民,布德施惠于民,从而得到其积极的政治支持和拥护。

《淮南子》认为,秦始皇的政治实践,与秦穆公“为德”于民正相反。其只知“兼吞天下”,而不知“布德施惠”于民,严重轻忽和背离“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的基本政理,无法以“仁义”之政作为王朝存在和发展的“厚基者”,最终只能是“积怨在于民也”^[63],在“不增其德而累其高”的政治歧途上彻底败灭。两相比较,在《淮南子》看来,秦穆公在秦政治发展上,显然要优于秦始皇,因为其治国实践具有“用德”“精诚”的“重民”内涵,并未视民众为草芥,毫不顾忌民众的生存利益。故而,在此意义上,秦穆公不是“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的“贪主暴君”^[64],而是具有一定民本意识的有德之君。

由上可知,秦穆公在《淮南子》中,不仅其政治形象与秦始皇截然不同,而且二者的思想内涵也存在根本差异。《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主要出于历史肯定,将后者看作秦政治发展中的杰出君主,认为其政治史事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试图在秦汉时代条件下,对其展开新的思想阐释和转化,赋予其特定的政治内涵。而对于秦始皇,《淮南子》则始终采取根本批判的历史态度,罕有肯定之辞,视之为秦政治发展史上的反面典范,力图汲取其负面性的历史教训,以此促使西汉统治者谨记“亡秦之鉴”,不重蹈亡秦之失。就某种程度而言,《淮南子》对秦穆公、秦始皇的不同认识,实际上相辅相成,从正、反两个方面,显示出秦政治文化对其所产生的复杂深刻的历史影响。

淮南子：道治天下与秦穆公、秦始皇的形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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