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深入吸收儒家思想，强调道治天下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淮南子》对秦穆公的这种历史认识,体现出儒家主张的为君以德思想,具有内在的伦理政治意蕴。[42]故而,《淮南子》认为秦穆公的“用约而为德”,其实质是“圣人守约而治广”,是有所不为而有所为。《淮南子》对秦穆公史事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也有所反映,可以说,道、儒之间并存、互渗与相融的思想关系,成为《淮南子》在秦汉时代条件下,重新审视和诠解秦穆公史事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而这在西汉前期的思想家中也是别具特色。

在“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一事中,《淮南子》记述商人弦高推辞郑伯对其“存国之功”的褒赏之语：“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俗败也,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在弦高看来,“矫郑伯之命”以欺秦军的行为,虽然出于爱国的目的,体现了正义的性质,但终究是违制之举,对国家政治的良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而且这种缺乏诚信的行为如果得到鼓励,也将会败坏国家风俗,因此“诞而得赏”,此事“仁者弗为也”“义者弗为也”,只能是权宜之计,并不值得鼓励和提倡。显然,弦高是从儒家意识出发,以仁义诚信的思想原则来理性审视自己的救郑行为,从而不居功自傲,主动辞赏而去。对弦高这种政治行为,《淮南子》一方面积极肯定道：“故仁者不以欲伤生,知者不以利害义”,认为不但是“圣人之思修”^[36]的深谋远虑之举,而且内含重“义”轻“利”,“不以利害义”的政治精神,是对儒家义利思想的充分反映。另一方面,《淮南子》又指出：“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37],认为弦高救郑是善于“知权”的表现,而“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是“忤而后合者”的结果,虽一时不合乎常规的政治原则,但却是“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途,凝滞而不化”的灵活行为,根本上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现实发展,因此并非是对仁义诚信思想的真正背离,而是具有政治的合理性。由此,《淮南子》还引孔子之言以证之：“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38],认为弦高因权而救郑的政治行为,将正义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际上不可多得。

在论及野人偷食穆公之马时,在《淮南子》看来,秦穆公是“善予者,用约而为德”,认为其精通于为君之道,表现出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政治气度,这使其所行能做到赏少而恩重,善予而报多,最终让野人心服其“德”,在韩原之战的关键时刻,为之拼死一战。《淮南子》对秦穆公的这种历史认识,体现出儒家主张的为君以德思想,具有内在的伦理政治意蕴。《淮南子》提出君主在政治上应该推行仁义之政,“布德施惠”于百姓,认为“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39],而且“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40],君主只有广树其“德”,以“仁义”为“厚基者”,才能真正获取民心,得到后者积极的政治回报,反之,则必然是“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41],最终失去民众支持,走向政治败亡。秦穆公之所以能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淮南子》认为这正是其“为德”于民的政治结果,充分显示出前者所具有的政治智慧。需指出的是,《淮南子》在此所言“用约而为德”,既含有儒家的“德治”思想,也糅合了黄老“无为”的政治理念,因为在其看来：

无益于治而有益于烦者,圣人不为；无益于用而有益于费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厌约,事不厌省,求不厌寡。功约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42](www.chuimin.cn)

故而,《淮南子》认为秦穆公的“用约而为德”,其实质是“圣人守约而治广”,是有所不为而有所为。

《淮南子》产生了景、武之际,而此时正处于西汉王朝治国理念的深刻转变中,所以为适应现实的形势需求,其在思想上主张“持以道德,辅以仁义”^[43],试图在坚持汉初以来黄老思想的主导优势的同时,对日渐兴起的儒家思想有所折中调和,这使《淮南子》的政治思想具有显著的道儒融合、以儒补道的时代特点,不仅对道、儒两家的思想因素都有充分表现,而且在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交相融摄的理论意图。《淮南子》对秦穆公史事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也有所反映,可以说,道、儒之间并存、互渗与相融的思想关系,成为《淮南子》在秦汉时代条件下,重新审视和诠解秦穆公史事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而这在西汉前期的思想家中也是别具特色。

《淮南子》深入吸收儒家思想，强调道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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