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思想史论：道治天下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淮南子》看来,这也是齐桓公善于用贤的高明之处。但也需看到,除黄老外,《淮南子》论齐桓公“举贤”时,其“立功”之说也显露出法家“尚功”思想的内在影响。在《淮南子》的齐桓公之论中,儒家的深刻影响,并非在“举贤”,而是体现在桓公之政的正义基础上。在治身方面,《淮南子》的齐桓公之论,充分散发出浓厚的道家气息。但在《淮南子》看来,齐桓公晚年所行却与之相反。

作为“秦汉道家集大成者”,《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旨,成功地将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道家融铸为一体”,而“刘安的诸侯王的政治立场”,也使《淮南子》在很大程度上能显示出“在野政治家对西汉政治的独特视角”。^[35]基于这种理论特色,《淮南子》在书中各篇论及齐桓公时,也彰显出多元化思想内涵,既坚持以黄老道家为主,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法家有所体现。

在治国方面,对齐桓公的知人善用,《淮南子》从黄老的“举贤”立场出发,给予积极的肯定和颂扬。虽然从老子以来,道家就有着“不尚贤,使民不争”^[36],“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37]的政治倾向,但黄老作为道家的重要支流,在强烈的治国取向下,已不再固着于先秦老、庄对统治者过度“尚贤”的强烈反对,而是主张：“吾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38],认为：“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39],强调“壹言而利之者,士也。壹言而利国者,国士也”^[40],因此统治者若“能收天下豪杰骠雄,则守御之备具矣”^[41]。虽然《淮南子》在谈及“贤人”时也提出“贤不足以为治”^[42],“贤能之不足任也”^[43]的观点,但在“上下和辑,虽贤无所立其功”^[44]的社会理想上,对老、庄的“不尚贤”也有所认同。作为深思西汉王朝发展之“道”的政论著作,《淮南子》在探讨“贤人”问题时,更多时候则面向政治现实,表现出任贤治国的黄老主张。由此出发,在论及齐桓公时,《淮南子》尤为突显“举贤”的重要性,反复强调：“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将桓公之政的成功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知人善用、任贤不疑。

《淮南子》立足黄老,不仅重视“举贤”,而且认为“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主张“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通矣”。^[45]换言之,《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应深明黄老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在政治实践上能主动“下臣”,“不与臣争功”,以此促使群臣竭力尽责,使自身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在《淮南子》看来,这也是齐桓公善于用贤的高明之处。

但也需看到,除黄老外,《淮南子》论齐桓公“举贤”时,其“立功”之说也显露出法家“尚功”思想的内在影响。先秦法家主张：“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46],“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47],《淮南子》对此有所认同和汲取。一方面,《淮南子》也提出：“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效其功,言不得过其实,行不得逾其法”^[48],认为“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49],贤臣应实有其材,能立功以自效；另一方面,《淮南子》则强调在用贤问题上,统治者应如齐桓公之用管仲,观其大节而略其小疵,而不应该是“今人君之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50]。显而易见,《淮南子》这种受到法家熏染,体现务实、通变精神的“举贤”观,与儒家的求贤以“德”,旨趣相异。

在《淮南子》的齐桓公之论中,儒家的深刻影响,并非在“举贤”,而是体现在桓公之政的正义基础上。“故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淮南子》认为这种仁义内涵,在齐桓公的政治实践中便有着显著体现,“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罝之网,三举而百姓说”。齐桓公在其统治期间,比较注重对社会民生的改善,能“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在“以众为势”中争取广大国人的政治支持。而且,《淮南子》认为,桓公之时,齐国对外的军事征伐,如存邢救卫之举,也多为“义兵”,在“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的政治形势中,显著发挥出“存亡继绝”的积极作用。因此,《淮南子》认为,齐桓公之兵是“以义扶之”,“将以存亡也”的“霸王之兵”,其所造成的结果是“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振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百姓开门而待之,淅米而储之,唯恐其不来也”,而这种仁义之兵的兴起,正是“汤、武之所以致王,而齐桓之所以成霸也”^[51]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应,《淮南子》在思想上强调：“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认为“齐桓继绝而霸”同“三代种德而王”一样,都是有利于民众的“德”政,其具有的“圣王布德施惠”的仁义内涵,最终必然赢得民心,获报于百姓,从而对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中可见,儒家对君主政治发展的“仁义”诉求,深刻影响到《淮南子》的齐桓公之论,成为其认识和评价桓公之政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淮南子》看来,齐国政治之所以能在春秋前期走向兴盛,桓公之所以能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主,根本上就在于齐政之发展具有内在的正义性、合理性,不仅有利于齐国民众的现实生存,也有利于华夏文明的延续发展。(www.chuimin.cn)

在治身方面,《淮南子》的齐桓公之论,充分散发出浓厚的道家气息。《淮南子》认为,虽然齐桓公在春秋政治中善用贤臣,成就赫然,堪称为贤明之君,但“齐桓失之乎闺内,而得之乎本朝”^[52],其在“治身”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是在政治后期,桓公好内而信佞,以致丧身乱国。由此,《淮南子》从黄老思想出发,对齐桓公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批评和反思：

一是批评齐桓公内多嗜欲,难以清静反性。“清静为天下正”^[53],“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54],自老子以来,道家在政治上就主张统治者应清静少欲、无为治国,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55]《淮南子》对此深有体会,认为：“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故而明确提出“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56]的政治原则。但在《淮南子》看来,齐桓公晚年所行却与之相反。齐桓公“好味”,“甘易牙之和”,由此而亲近易牙、竖刁等佞臣,逐渐从任人唯贤转变为任人唯亲,最终导致晚年的严重失误,促使齐国政治陷入动荡之中。

二是批评齐桓公性有所好,受制于臣下。“无为而有守也,有为而无好也”^[57],《淮南子》视此为黄老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认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应有所施用。“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58],《淮南子》基于老子之言,进而指出：“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59],告诫统治者必须减少嗜好,不为别有用心的臣下所窥,防止“故人主之意欲见于外,则为人臣之所制”^[60],“以利见制于人也”^[61]。“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璧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淮南子》认为,同虞君、胡王一样,齐桓公在政治上的最大失误,便是其外露自身所好,从而为邪臣所窥制,以致乱政亡身。《淮南子》的这种为君之“术”,也受到法家的内在影响,韩非即曾力主：“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62]可见《淮南子》对齐桓公的批评,不仅着眼于具体的政治行为,而且深及君主的统治“术”,试图由此反思寻桓公之失的内在原因。

总之,《淮南子》论齐桓公,其思想内涵丰富而多元,既有道家,也包括儒家和法家。但总体看,黄老道家的思想影响最大,处于优势的主导地位。儒家、法家的重要性虽不及前者,但在治国方面均有突出反映。与治国不同,在治身方面,《淮南子》对齐桓公的政治批评,主要体现出黄老思想,兼涉法家。

淮南子思想史论：道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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