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庄这种内含反智倾向的技术哲学,《淮南子》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认同。《淮南子》虽然对技术发展消极影响人性的一面采取批判态度,但并没有以偏概全,完全否定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积极效用,而是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理性指出：“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耰锄,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充分肯定技术发展所具有的进步意义。......
2023-11-16
齐桓公之失：《淮南子》思想史研究
【摘要】：在《淮南子》看来,齐桓公晚年的政治失误,实质上是重蹈商纣王的覆辙,与其早期的成功之道截然相悖。尽管《淮南子》论齐桓公并不系统,但“桓公晚年之失”,对其而言,却并非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具有深厚的政治文化蕴涵,实际上成为其深思王朝政治兴亡规律的重要命题之一。
虽然桓公在位之时,齐国的政治发展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成为春秋前期最富号召力、影响力的东方大国,但到桓公后期,这种良好的发展形势逐渐逆转,齐国逐渐步入衰政之中。“小白致霸,九合诸侯。及溺内宠,衅锺蟲流”[26],由于齐桓公晚年“好内,多内宠”,在政治上纵欲信佞、昏暗不明,最终造成“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27]的恶果,以至于其身不得良死。对齐桓公这种治国实践上的严重失误和错行,《淮南子》在思想上痛切批评,深刻反思。在某种程度上,齐桓公的晚年之失,被《淮南子》视为春秋政治中的反面典型之一,成为其警诫西汉统治者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所欲不同,所行有异。《淮南子》认为,早期的齐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在政治上胸怀抱负,能节制嗜欲,任用贤才,谋求有为,但桓公晚年所行,则与之相反。好欲纵性,治身不严,这成为导致齐桓公后期政治逐渐趋于衰败的内在缘由。“夫人主之所以残亡其国家,损弃其社稷,身死于人手,为天下笑,未尝非为非欲也”[28],《淮南子》认为,历史上乱政亡国的统治者,无一不是“非为非欲”之人,虽然早期的齐桓公不在此列,但桓公晚年即是如此。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明确指出：“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并强调：“使此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29]事实上,晚年的齐桓公确如《淮南子》所言,对外“利骄,不务德而务远略”[30],对内则“好欲亲佞而不明”,已经丧失早年所具有的英明才识,难以有效治国,促进齐政的积极发展。“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31],齐桓公晚年的政治实践便陷入这种困境。
齐桓公晚年不但多好嗜欲,而且暗昧信佞,误用邪臣。在《淮南子》看来,如果说早期的齐桓公知人善任,能“任管仲、隰朋而霸”,合乎“圣主者举贤以立功”的政治评价,那么齐桓公晚年则走上“不肖主举其所与同”[32]的歧途,只以欲好择人,而无法继续唯贤是举。“桓公甘易牙之和”,“昔者齐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33]正因齐桓公的“好味”,所以“易牙”“竖刁”之辈竭力逢迎君欲,甚至于不择手段,“烹其首子而饵之”。面对这种阿谀暴行,齐桓公不以为残虐,反而对易牙等人亲近宠任,这充分显示出晚年桓公为欲遮蔽的政治庸暗。历史地看,齐桓公的这种用人之失,在其统治后期日渐严重,到管仲去世后,更是积弊难返,最终造成佞臣弄权,五子争立,桓公不得善亡的政治恶果。(www.chuimin.cn)
在论及“桓公三举而九合诸侯,纣再举而不得为匹夫”时,《淮南子》曾深刻指出,统治者在政治上“举错不可不审”,因为“纣杀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再举而天下失矣。故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暴者,非尽害海内之众也,害一人而天下离叛”[34]。在《淮南子》看来,齐桓公晚年的政治失误,实质上是重蹈商纣王的覆辙,与其早期的成功之道截然相悖。虽然齐桓公绝非殷纣之暴虐,但二者治国之失的根由则相同,都在于治身不严,纵欲自恣,最终走向信佞用奸的乱国歧途。
应该说,对齐桓公晚年的政治错行,《淮南子》的认识深切透彻。尽管《淮南子》论齐桓公并不系统,但“桓公晚年之失”,对其而言,却并非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具有深厚的政治文化蕴涵,实际上成为其深思王朝政治兴亡规律的重要命题之一。因为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曾取得九合诸侯以匡天下的政治宏业,这使得桓公之政的历史经验,不论是成功的,抑或是失败的,都成为秦汉思想家们所关注和探讨的重要内容。在此意义上,齐桓公晚年的政治之失,既是《淮南子》思考汉政发展的反面教训,也是其用以警醒西汉统治者的历史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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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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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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