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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思想:黄老道与儒法之异同

【摘要】:《淮南子》论管,立足于黄老思想,这在西汉前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淮南子》论“管”,和儒、法两家都存在一定的异同之处。一方面,不同于儒家,《淮南子》基于黄老道家,论“管”重在“求治”之功,并不以礼、仁政治来要求和衡量。在《淮南子》而言,管仲不仅与百里奚、子产等一样都是治国之能臣,“贤相”之楷模,而且也与孔子、墨子等相仿,称得上是忧天下之患,兴天下之利的“圣人”。

淮南子》论管,立足于黄老思想,这在西汉前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一部王者之书,《淮南子》尤重“治道”探索,注重对先秦政治史的反思与总结,试图从中寻求西汉王朝的善治之路。在《淮南子》看来,管仲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代表着春秋时期齐国政治的历史辉煌,煊赫一时,其成功经验极为值得镜鉴。因此,《淮南子》论管,重在以黄老政治精神,肯定和称扬管仲安民兴齐的“贤相”才能,而非苛求其为道德化的“圣人”,这同先秦儒、法家之论管既有所同,也有所异。

孔子以来,儒家在政治上强调“礼治”与“德治”,认为统治者应修身为本,守礼为要,能推动王朝发展走向理想的仁义政治。因此,在评价现实中的政治人物时,儒家时常以“礼”“德”论之,虽重视其实际的政治才干与成就,但却易于求全责备,追求道德完善,对管仲而言,即是如此。

一方面,儒家对管仲的政治才干与功绩都有着积极评价。孔子曾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32],“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甚至以“仁”论管,赞扬“(管仲)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33]孟子亦言:“管仲以其君霸”,“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34]与孔、孟相近,荀子认为:“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35],“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36],对管仲在齐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及地位同样给予高度肯定。

但另一方面,基于“礼治”与“德治”思想,儒家对管仲又有所指责和批评,认为其虽是杰出的政治家,但与儒家之“圣人”还存在很大差距。当弟子问及管仲时,孔子慨叹:“管仲之器小哉”,认为:“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37],批评管仲修身有失、违反礼制。在孟子眼中,管仲虽是齐国之能臣,受到桓公信用,但仍非其所理想的政治家,所以当面对公孙丑之问:“夫子当路於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时,孟子反问道:“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38]同孟子相较,荀子对管仲的批评更为直接,认为:“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39],因此虽然“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但却并非如“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40]。更有甚者,荀子站在儒家仁义立场上,明言:“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41]。可见,对管仲的历史评价,先秦儒家存在着双重性,既基本肯定其尊君强齐的政治才能与成就,但又认为其政治实践缺乏儒家礼、仁的内涵,无法成为儒家化的理想政治家。

不同于儒家的思想认识,法家对管仲则表现出极大推重,强调其政治实践的事功性,且并不以道德礼制进行苛责。“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42],韩非认为,管仲之所以会“束缚”而受辱,实乃根由于“君不明也”。“昔者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为五伯长,管仲佐之”,正因为桓公能慧眼识人,任用管仲以治齐,所以最终才能“兵横行天下,为五伯长”[43],成为齐国史上的贤明之君。而且,“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由此种法家思想出发,韩非甚至将“管仲之所以治齐”与“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并提,认为管仲是“有术者之为人臣也”,能在政治上“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44]在很大程度上,管仲之于韩非,已被视为理想的法家化政治家,能“明於霸王之术,察於治强之数,而不以牵於世俗之言”,最终促使桓公“立为五霸主,九合诸候,一匡天下”。[45]与此相反,韩非激烈批评儒家所重之“伯夷叔齐”,认为:“若此臣,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46],根本无法同管仲相比。

《淮南子》论“管”,和儒、法两家都存在一定的异同之处。若就相同而言,对管仲佐桓公、兴齐国、合诸侯、匡天下的政治功绩,《淮南子》与儒、法家皆持积极肯定的历史态度,认为管仲确实极具治国之雄才,确为政治伟人。但《淮南子》与后者的差异也显而易见。一方面,不同于儒家,《淮南子》基于黄老道家,论“管”重在“求治”之功,并不以礼、仁政治来要求和衡量。而且,《淮南子》明确认为管仲是“贤相”,其治齐实践甚可为师法。另一方面,也异于法家,《淮南子》没有将管仲视为法家化的政治家,并不突显其政治实践所具有的法术内涵,更不会将其与商鞅相较。在《淮南子》看来,“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47],正因商鞅治秦不顾民众所需,蔑视民力,只知任法滥刑,所以才会导致“令苛者民乱”,“商鞅立法而支解”[48]的悲剧性结果。《淮南子》认为管仲根本不同于商鞅,“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如果说管仲治齐,值得借鉴的是积极经验,那商鞅治秦则完全相反,只是“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49]的历史教训。也就是说,《淮南子》始终认为,管仲兴齐具有内在的政治正义性,能推动齐国政治获得民众支持,走向良性发展,故“齐国遵其政,常彊于诸侯”[50],而商鞅治秦,残民为务,其政治发展必然难以长久。

综上所论,作为“汉初政治思想的理论总结”,《淮南子》“采择各家学说,集黄老道论之大成”[51],试图以此为基础,反思与总结先秦政治史上管仲兴齐的成功经验,从中探求西汉王朝理想之“治道”,进而推动其稳定发展,实现强盛。在《淮南子》而言,管仲不仅与百里奚、子产等一样都是治国之能臣,“贤相”之楷模,而且也与孔子、墨子等相仿,称得上是忧天下之患,兴天下之利的“圣人”。因此,管仲兴齐的政治实践及经验,十分值得西汉王朝借鉴和取法,而管仲之类的政治家,也尤需西汉统治者去发现、赏识和信用。应该说,《淮南子》对管仲这种由衷的肯定和推崇,既表现出自身兴治汉政的强烈意识,也再次凸显出后者在先秦政治史上的重要影响。而且《淮南子》基于黄老道家的论“管”之言,在秦汉思想史上独具特色,有着一定的代表性。这对我们今天重新审思历史上“中国最大之政治家”“学术思想界之巨子”[52]的管仲,当能有所裨益。

【注释】

[1]初稿发表于《管子学刊》,2013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文字内容有修订。

[2]《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54页。

[3]《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2页。

[4]《史记·管晏列传第二》,第2132~2133页。

[5]《论语汇校集释·宪问第十四》,第1280页。

[6]《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2页。

[7]《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19页。

[8]《淮南子集释·说林》,第1222页。

[9]《淮南子集释·道应》,第905页。

[10]《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2页。

[11]《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8页。

[12]《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8页。

[13]《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64页。

[14]同上,第672页。

[15]《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18页。

[16]《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40页。

[17]同上,第726~727页。

[18]《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10页。

[19]《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2页。

[20]《淮南子集释·齐俗》,第822页。

[21]《淮南子集释·道应》,第901页。

[22]《淮南子集释·要略》,第1460页。

[23]同上,第1437页。(www.chuimin.cn)

[24]《淮南子集释·氾论》,第962页。

[25]同上,第961~967页。

[26]《淮南子集释·泰族》,第1408页。

[27]同上,第1409页。

[28]《淮南子集释·修务》,第1320页。

[29]《淮南子集释·主术》,第680页。

[3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齐语第六》,中华书局,2002年,第223页。

[31]《史记·管晏列传第二》,第2132页。

[32]《论语汇校集释·宪问第十四》,第1273页。

[33]同上,第1250页。

[34]《孟子正义·公孙丑章句上》,载《诸子集成》(第1册),第103~104页。

[35]《荀子简释·仲尼》,第72页。

[36]《荀子简释·君子》,第341页。

[37]《论语汇校集释·八佾第》,第276~284页。

[38]《孟子正义·公孙丑章句上》,载《诸子集成》(第1册),第102页。

[39]《荀子简释·王制》,第103页。

[40]《荀子简释·臣道》,第176页。

[41]《荀子简释·大略》,第374页。

[42]《韩非子集解·难言第三》,第22页。

[43]《韩非子集解·十过第十》,第73~74页。

[44]《韩非子集解·奸劫弑臣第十四》,第99页。

[45]同上,第105页。

[46]同上,第106页。

[47]《淮南子集释·览冥》,第498页。

[48]《淮南子集释·缪称》,第752页。

[49]《淮南子集释·人间》,第1255页。

[50]《史记·管晏列传第二》,第2134页。

[51]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第333页。

[52]梁启超:《管子评传》,载《诸子集成》(第5册),上海书店,1986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