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对墨子理论的态度及思想史分析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总之,在政治思想上,《淮南子》基于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对墨子多有批评。正是由于《淮南子》对墨子之学有着深刻的政治认识,所以才能以黄老道家的理论视野,从“治国”与“治身”两个方面批评后者的历史局限。就此而言,《淮南子》之“批墨”,实际上内在体现出其既有所“重墨”,又有所“鉴墨”的理论态度,这为其进而在政治思想上以黄老道家为本,力求“融墨”的思想实践奠定了基础。

墨子作为先秦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政治学说得到《淮南子》的重视和汲取,但由于《淮南子》植根于黄老道家的思想立场,因此其对墨子之学主要持批评的理论态度,认为：“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26]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试图着眼于“治道”,从“治国”与“治身”两个方面对墨子之学的思想局限和不足有所揭示,进而彰显其自身黄老“治道”的合理性、优越性。

“治国”是《淮南子》思想的核心内涵,充分体现其务求“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和基本取向。在《淮南子》看来,墨子对“治国”之道的政治思考存在严重局限性,“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因此并非一种较为理想的政治方案,难以推动现实政治走向“通治之至”。

其一,在政治哲学上,《淮南子》批评墨子之“兼爱”,主张“道”为政本。《淮南子》认为,虽然墨子之学与儒家在政治思想上存在差异,但“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27],其理论源自于后者。因此,虽然二者形式有所不同,但就思想实质来说,“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墨子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只有“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28],才能实现“天下大治”。墨子这种“兼爱”为本的政治哲学,在《淮南子》看来,与儒家之“仁义”之政,并无二致,都是“以求凿枘于世而错择名利”之俗学,其实际的政治效果只能让“百姓曼衍于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29],远不及黄老之“道治”思想的合理。正因为如此,尽管《淮南子》在思想上也认为：“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30],对墨子之学并不完全否定,彻底排斥,但还是将其视为治之“小数”,认为：“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与之相反,《淮南子》在政治上力主“道”为政本,认为统治者应该“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而非“释大道而任小数”。^[31]

其二,在政治实践上,《淮南子》批评墨子之“有为”,主张“无为而治”。“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32],在《淮南子》看来,虽然墨子在政治上极力“有为”以求治,但其“尚贤之为政本也”^[33],“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34]的主张不合乎理想之“治道”,是“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35]。其若付诸于实践,结果只能是“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36]。与此相反,黄老道家则不然。“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只要统治者立足“自然”而“无为”的施政原则,坚持“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最终便能实现“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无为而自治”^[37]的理想结果。基于这种“闲居而乐,无为而治”^[38]的治国理念,《淮南子》对墨子之“兼爱尚贤”不以为然,多所批评,甚至认为即使“孔、墨博通”,但其“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39],换言之,墨子之“有为”,根本无法与黄老之“无为”相颉颃,缺少政治的有效性。(www.chuimin.cn)

“治身”也是《淮南子》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务求“身国同治”的政治主张与理论倾向。《淮南子》主张：“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40],认为：“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41],因此对统治者而言,应该在政治实践中始终坚持“本任于身”的根本原则,以“身治”求“国治”,二者并重。《淮南子》这种强调“身治”先于“国治”的政治思想,本欲于老子所言：“贵以身为天下,焉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42],体现出浓厚的黄老道家色彩。

与此不同,墨子在政治上也同样强调“治身”,但其内涵却绝非黄老道家可言,而是和儒家相类,表现出显著的伦理化道德诉求。“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43],由此可见,若仅就“修身”而言,墨子之思想与儒家相去不远。正因为如此,墨、孔在“治身”问题上都受到《淮南子》的激烈批评,被认为是“摇消掉捎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号名声于世”的“俗世之学”^[44],违背人性之自然,只能令人“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因此,“其于道相去亦远矣”,难以“合于道一”^[45],更遑论实现“身治”。相反,《淮南子》认为黄老道家立足于“清净恬愉,人之性也”^[46],其“治身”主张则能促人“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到“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47],最终“合于道一”,“达乎性命之情”。可见,在《淮南子》看来,“治身”之要在“体道”而法“自然”。所谓：“圣人体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只有如此,统治者在现实政治中才能既“明于治身”,又“明于治国”,^[48]在全性原心中“能修其身”,以此达到“能有其国”“能有天下”^[49]的根本目的。

总之,在政治思想上,《淮南子》基于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对墨子多有批评。特别是其能够从“治道”的理论高度去审视和反思墨子之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墨子之“治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正是由于《淮南子》对墨子之学有着深刻的政治认识,所以才能以黄老道家的理论视野,从“治国”与“治身”两个方面批评后者的历史局限。就此而言,《淮南子》之“批墨”,实际上内在体现出其既有所“重墨”,又有所“鉴墨”的理论态度,这为其进而在政治思想上以黄老道家为本,力求“融墨”的思想实践奠定了基础。

《淮南子》对墨子理论的态度及思想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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