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背景下农村教师学习文化建设的研究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思想武器。文化观即对文化问题的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即指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本质、核心、内涵、结构及其功能等方面的观点，需要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出发来理解，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文化思想。

1.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核心

将文化发展和人的主体性二者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核心，它强调了人作为文化创造、改造等方面的主体地位。人既是文化产生原因，又是发展的动力与目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不等同于自然，“人是自由的自觉的”类存在物^[130]。人的这种特性，使得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留下了人的印记，实现“自然的人化”；同时，随着人对自然认知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本身也被从自然状态“人化”了，达到了“人化的自然”，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本质认识，即“文化即人化”。所以我们说，文化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也是人的主体化和自然的人化的综合。总之，文化是人创造的产物，是人的特有标识，最大程度上表征了人的主体性，无论是改造世界还是认识世界。

马克思把文化和人类活动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并同时关注文化对促进人的发展作用。马克思在揭示人的本质时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1]，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人是文化的主体，只有人才能创造文化，人类社会的实践性、创造性是文化产生的源泉。这无疑是说：社会发展的根本是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只能是人，人不但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生产出自然常态下未曾出现的新事物，而且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文化发展的起点在人，而终极目的也是人，人创造文化的目的就在于用这些文化为自己和全人类服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最高价值目标，这同时也是衡量文化优劣的重要标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国情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的不断创新，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其中，在文化发展的目的方面，毛泽东就要求文艺“为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邓小平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的在于培养“四有”新人；江泽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要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32]；胡锦涛指出，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33]。习近平则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也强调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文化建设要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事业，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顺应群众的期待、满足群众需要、丰富群众生活^[134]。

2.文化的实践性：类本质与创新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同样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其文化思想中特别强调“现实存在的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化的本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实践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取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5]。自然环境通过人的改造之后，除了原有的自然属性，不仅具有了社会属性，而且具有了人的属性。基于实践活动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揭示了人类文化活动的本质属性，即在对象活动中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和谐统一。这要求我们研究人类文化的本质应立足于人与劳动的实践关系，这也是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全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36]。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人类社会中“现实存在的个人”是进行物质、精神和文化生产等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如果离开了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现实存在的个人”也就失去了文化活动的基础，即人的“类本质”和主体性作用在劳动实践中的发挥是文化的产生本质，从而正确地揭示了文化的实践创造性本质，生活实践是文化发展的土壤。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37]。

关于人类文化的进化和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马克思也是基于实践论进行分析的，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文化发展变化的内在依据。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存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志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138]。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一种特有现象，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这决定了人们创造文化的目的，即为了满足人们现实的需要。为此，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文化产生的前提，即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文化，反映着现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其特有的实践性特征是区别于其他文化思想的关键所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本质。

3.文化的结构性：物质、精神和制度的融合

研究文化的结构，首先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结合人类实践活动对文化进行全面、科学地解构。为此，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人类的实践活动决定着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文化的结构也必然与人类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的结构相适应。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与社会实践中，形成了对立统一、内容鲜明和层次分明的文化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动关系，将文化的构成要素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物质文化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基本需要的物品，包括服饰、器物、技术、工具和建筑等；制度文化是指人们的社会交换的产物，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教育制度等；精神文化是指涉及人们的文化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包括价值观、道德规范、思想观念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发展进程以及规律的同时，详细阐明了文化的结构要素。

马克思认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39]。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40]。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物质文化活动是人现实存在的基础和实践社会的前提，而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曾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41]。此外，马克思还对制度文化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制度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142]。即制度是人类交往的产物。还进一步指出，在后来时代被看作是偶然的东西，也就是在先前时代传给后来时代的各种因素中被看作是偶然的东西，是曾经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143]。这里所提到的“交往形式”“政治运动”，是制度文化的外在表现，制度文化的水平是与所在社会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相一致的。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认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共同构成人类文化。对此，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时有个详细阐述：“蒲鲁东先生承认，呢绒、麻布等物质产品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出来的。但是，他并不明白，这些所谓的社会关系正如呢绒、亚麻等一样，是与社会的生产力密切相连，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在改变相应的生产方式的同时，社会关系、人们的观念也将发生改变。……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反过来，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44]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生产、社会关系以及原理、观念和范畴，其实就是指文化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基本要素，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辩证统一关系。物质文化对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起着决定作用，但同时也渗透着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因素。制度文化是在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产生的，凝结着精神文化的内容，并对物质文化起着强大的保障作用。而精神文化归根结底是由物质文化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同时也会受到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对二者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二）新进化论

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科技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革命等都对欧洲文明带来巨大冲击，加之文化传播论和文化相对论对文化进化论的批判，共同导致古典文化进化论走向式微，同时也给文化进化论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带来了机遇，需要重新思考文化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和体系。而在此时，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已转移到美国，而科学的整体发展也引起了社会观念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复兴的新进化论思潮，不但说明了文化学理论和体系的发展，而且标志着文化进化论又焕发了新的生机。以莱斯利·怀特（LeslieWhite）为代表的新进化论学者，主要包括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艾尔门·罗杰斯·塞维斯（Elman R.Service）、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等，在批判地接受泰勒、摩尔根和斯宾塞等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与古典进化论不同的观点，如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决定性因素等，怀特提出了文化科学独立论的论断，即文化现象是一个独立的序列，有其自身产生、发展的历史和规律，有必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去建构一门研究“文化”的学科，即文化学，所以被称为“新进化学派”，在对待文化系统结构、进化原因和方式等问题上均与古典进化论不同，主要包括技术决定理论、能量进化理论和文化生态理论等。(www.chuimin.cn)

1.技术决定理论

怀特认为世界由物理、生物和文化三种范畴构成，其中，物理范畴由无生命的现象或系统构成，生物范畴由活的有机体构成，而文化范畴现象由符号使用所构成的思想、信念、语言、工具、器皿、习俗、情感和制度等事物组成。符号是一切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人类的一切文化行为都是在使用和创造符号过程中产生的。符号行为独属人类的行为，这也是区别人类与动物的本质所在。这归结于人类使用符号，此外再无其他生命种系使用符号；一种有机体或则具有使用符号的能力，或则没有这种能力，不存在任何中间阶段^[145]。

“各种符号的含义，来源于和取决于使用它们的有机体；人类有机体将含义加诸于实在事物或者事件上，使它们成为符号。”^[146]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都创造含义和对事物赋予新的价值。而符号的使用是文化得以产生和延续的关键，人类所创造符号的总和，而语言则是人类这种符号能力的最为重要的形态^[147]。因此，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符号，使得人类在使用符号过程中，不仅可以区别各式各样的实物，而且可以超越个体经验来谈论、设想和理解事物，以及传播思想、积累经验，不断创造新知识、新文化。

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无非是人这种特殊动物维持生命的活动所采取的特殊方式^[148]。同时认为，文化是由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三个亚系统构成的一个大系统，其中，技术系统是由物质、机械、物理、化学等手段，以及使用它们的技能共同构成的。由于有了技术系统，人与自然就有机联结起来。怀特认为，技术系统是最原始的、最基本的，在三个亚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其他两个系统有着决定性作用。“整个人类的生活和文化都仰仗于它”，社会系统从属于技术系统，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是：“技术是一个自变量，社会系统是一个应变量；而意识形态系统也受到技术的制约，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也反映着社会系统”。怀特在分析三个亚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进一步指出，“技术是了解文化发生和发展的钥匙。”^[149]本书关于文化、学习文化内涵的结构分解，批判性地借鉴了这一理论思想。

2.能量进化理论

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怀特根据物质与能量的关系学说的观点进行考察，借用了物理学和热力学中有关能量的定律，来对文化做出了动力学的解析。文化是向人类提供维持生计、保护、攻防、社会调节、外界适应和休养生息的机制，而这种“机制”的基础，是通过采用技术装置“利用和控制能量”^[150]。而文化的首要功能即利用和控制能量。如果缺少可以有效使用这些能量的技术，即使利用很多的能量，也无法得到充分的工作量。所以，正确地说，能量使用量与技术相乘的积，才是文化进化的原动力。为此，怀特制定了一个变换的公式：“E×T=C”（其中，E代表能量，T代表科学技术，C为文化），从中他得出了文化进化的基本规律，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文化随每年人均利用的能量的增长而演进，或随将能量付诸运用的技术手段效率的增长而发展^[151]。鉴于能量在文化系统中只能转化，而不能创造或消灭，怀特将能量作为常量，而利用能源的技术作为变量，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文化发展的程度与利用能源的技术工具的效率成正比。换句话说，文化发展是由技术工具改进，也就是由所利用的能量增长而引起的，利用能源的技术决定了文化进化的速度即文化复杂的程度，这可以从人类文化的变革都与新能源发现和利用，以及技术进步有关得到验证。

怀特依据这一规律将人类文化的进化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人类仅仅依靠自身能源的阶段，在此阶段，人类只能依靠自身的体力和简单的石制工具进行采集、狩猎等；二是通过农作物栽培和家畜驯养，能够将太阳能转变成粮食并可以利用和储存的阶段，粮食耕作使得粮食产量大大增加，而家畜驯养不仅可以用来消费，也可以作为载重、运输和耕作的工具，从而提高了文化发展的总能量；三是通过动力革命，利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新能源的阶段，同时也催生了现代工业化国家；四是未来和平利用核能的时期，不是利用核能作为战争的工具，而是为人类进步、日常生活提供方便的阶段。从“能量说”出发，怀特对技术发展在文化变迁中的首要作用的见解，即技术是理解文化成长与发展的钥匙，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唯物史观论点也是相吻合的。

怀特的文化进化论学说，将文化的进化问题同环境、技术、生态以及能量等物质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探讨，具有较强烈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他的学说对进化论的复兴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怀特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一些偶发的因素，也未能看到技术虽能决定文明或文化的形式与层级，但不能决定文化的性质，他也搞不清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可见，在怀特的文化进化论思想中包含了十分浓厚的技术决定论成分。基于此，在信息社会背景下，本书认为信息技术发展变化应是社会文化进化的关键性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

3.文化生态理论

新进化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不满早期机械的“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认为环境因素是决定人类社会和文化特点的主要因素，某一地域的人们的文化特征是由其所处环境决定的，这忽视了人类文化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文化的发展无法进行解释。为此，他于1955年发表了《文化变迁的理论：多线进化的方法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化生态学以及新进化论的理论，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指出，它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152]。他总结了不同文化发展的规律，并概括了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文化类型，这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诞生的标志。

文化生态学主要探讨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和环境的互动促成了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他强调文化生态学就是要研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认为特殊类型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特征。

文化生态学的主要特点是强调过程，使得受其影响的文化生态学家常常使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术语，如“适应”等，用以对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描述。然而，早期的文化生态学“适应”概念，更多是指人对于环境的消极应对，而没有充分考虑人对于环境的积极影响。以生态观思考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有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存在、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是如何生成与传承的问题。简而言之，处于某一特定环境的人们，其文化知识来自他们所处其中的生活体验。不同环境中文化的传承，是处于该环境中人们对于其文化的参与、体验和适应。

学术界对于文化生态学观下的学习环境的理解，即“文化生态环境”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从结构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借用文化生态学中有关整体关联性和结构性的机理，将此理解为文化的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呈现的形态，所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文化结构；二是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研究影响文化的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为此，本书在坚持文化与环境的整合观，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基础上，主要借鉴第二种视角，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乡村教师的学习生活世界成为一个影响学习的自然、社会、制度、文化和精神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世界。当我们将这种生态观念整合进乡村教师的学习中，考察其学习环境的时候，看作培育学习文化为目的的生态系统，以及分析乡村教师学习文化生成机制、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和条件保障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