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完璧-荆州古城墙言简意赅的文字砖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城墙文字砖是历代城砖烧制者留下的特别印记。城墙文字砖与砖城垣的修筑紧密相关。已发现的这两块文字砖现陈展于荆州城墙博物馆。荆州城墙大量文字砖出现在明洪武时期。清代文字砖，目前仅发现道光、咸丰两朝文字砖。清顺治、乾隆年间对荆州城墙的维修工程量较大，用砖较多，但至今还未发现这两朝的文字砖。南城墙、北城墙均发现过这种文字砖。荆州城墙文字砖，仅是城砖中的一小部分，现散存于四周墙体之中。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荆州府潜江县烧造的荆州城墙砖

登临过东门城台的人，都会看到，那登城马道上的有些城砖四周圈着水泥，这种刻意保护的城砖，砖面上都烧制有字数不等的文字，这就是荆州城墙上的文字砖，亦称铭文砖。

城墙文字砖是历代城砖烧制者留下的特别印记。在古代，城墙的修筑、修缮都是当时当地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都是政府行为。为确保工程质量，在城砖上烧制有关文字以示负责，这实际上就是那时城砖烧制的一种责任制形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要求有别。不是所有的城砖烧制都有文字。总体上，文字砖的数量，只占城砖中的一小部分。荆州城墙如此，全国其他遗存古城墙亦然。

城墙文字砖与砖城垣的修筑紧密相关。就笔者所知，南北朝时期始有砖城垣，唐宋时期才普遍出现砖城墙。最早的文字砖出现在北宋时期，江西赣州古城墙就有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的文字砖。荆州古城墙至今发现最早的文字砖为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烧制；明清时期文字砖数量最多；最晚的文字砖为民国丙子年（1936年）。

南宋淳熙年间，安抚使赵雄重修荆州城墙，首次将土城墙外侧改建为整体砖城墙，城砖需求量大。荆州城墙最早的文字砖就出自这一时期，但数量不多，目前仅发现两块这一时期的文字砖。两砖砖文一阴一阳，内容分别为“卅号管工高余记”“三十□（此字不清，下同）管工高余号记”。砖文显示虽字数不一，但同属“高余”监管烧制的城砖。从中也可看出这批城砖烧制有不少于30人的监管队伍，由此可见其城砖烧制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两块淳熙文字砖砖型，与白马井藏兵洞南宋砖墙城砖相近，仅及明代城砖的一半大小，南宋城砖特征明显。由于南宋砖城墙除白马井一处外，都已隐身于明代砖城墙与明、宋土城垣之间，难以见到更多的南宋城砖，因而南宋文字砖发现极少。已发现的这两块文字砖现陈展于荆州城墙博物馆。

荆州城墙大量文字砖出现在明洪武时期。已发现的洪武年号砖有洪武二年（1369年）、洪武十三年（1380年）和洪武十六年（1383年）3种。洪武时期的文字砖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一是城砖来源地域十分广泛，已发现的文字砖记载的产地包括湖北、湖南原8府50余州、县。除湖北外，湖南范围的原长沙、常德、永州、岳州、衡州、辰州6府及所属州、县，都有文字砖砌筑在荆州城墙上。湖南的宜章、零陵、靖州，湖北的郧县、竹山等县距荆州古城数百公里，如此之遥，如此长途跋涉，运送城砖，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可想而知，那是怎样的一种兴师动众的壮观情景！二是砖文较详尽，城砖的产地、监督官员、供户、窑工姓名及年号大都一应俱全。其砖文少者二三十字，多者达六七十字。湖南常德府一块城砖就多达69字，砖文为：“常德府提调官同知孔希贤　司吏彭飞　澧州提调官　同知李□　司吏刘德　石门县提调官典史毕巽　司吏阳宗德　监工人李和轻　王仁甫　张善　周云　窑匠李二甲首夏友恭　人户夏□。”如此详尽的砖文，也只有洪武一朝如是。200余年后的万历九年（1581年）、万历十年（1582年）的文字砖就要简略很多，一般只有十余字，其原因可能是城砖烧制没有像洪武朝那样向下摊派，而是由驻防部队集中烧制的结果，体现在文字砖上，不再有“提调官”“司吏”“监工”“窑匠”等之类的繁琐落款，而以委官“百户”或“千户”简而代之。“百户”“千户”是当时驻军军官职级的一种称谓[1]。

南宋文字砖拓片

清朝荆州府荆门州烧造的荆州城墙砖(www.chuimin.cn)

[1]明代府州兵署卫下设千户所、百户所等军事机构，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共1120人。千户、百户均为一所之长。

清代文字砖，目前仅发现道光、咸丰两朝文字砖。道光年间曾4次修缮荆州城墙，现只发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文字砖。其砖文一般十余字，只有道光年号和荆州知府姓氏（无名）。咸丰文字砖更为简略，有的只有知府姓氏，有的则只有1至6个单字砖文。咸丰朝维修荆州城墙，每次用砖量不是很大，单字砖文很可能是烧砖人或检验人的代号。清顺治、乾隆年间对荆州城墙的维修工程量较大，用砖较多，但至今还未发现这两朝的文字砖。

民国文字砖只有一种砖文，即“丙子江陵县黄”。1935年长江特大洪水，荆江多处堤溃，洪水围城，荆州城墙受损较重，洪水过后的第二年，江陵县组织维修城墙，砖文中的“黄”即指当时的江陵县长黄公柱。南城墙、北城墙均发现过这种文字砖。

荆州城墙文字砖，仅是城砖中的一小部分，现散存于四周墙体之中。这些文字砖大都有数百年的历史，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使其驳蚀严重。如今暴露在外的文字砖，我们能有幸看出较清晰字迹的，已经不多了。时代越久远的文字砖越难看到、看清。当然，对文字砖有兴趣的人，仍然可以在城墙四周墙体上细致地寻觅出不同时代的文字砖。迄今为止，荆州城墙上已发现自宋以来历代有年号的文字砖共9种，其中，宋砖1种，洪武砖3种，万历砖2种，道光、咸丰、民国砖各1种。明嘉靖、清顺治、清乾隆等朝修缮城墙较多的时期，还没有发现有年号的文字砖。今后，在荆州城墙四周或维修荆州城墙墙体时，还有可能发现新的年号文字砖。已发现的文字砖，有部分陈展于小北门西侧的荆州城墙博物馆内。

荆州城墙文字砖从南宋淳熙年间至民国时期，计有800余年的历史。它是荆州城墙修筑沿革史上不可多得的档案实证。这些简略的砖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时的政区体制、世俗风貌和城墙修筑等情况。同时，这些各式各样简略的砖文，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沉淀，若综合观研，还可让我们透过历史的雾障，感悟出某些历史文化的真谛。比如，砖文详尽的大量各式的洪武砖，使我们大体感知到了与荆州城墙有关的洪武初年的一些境况：明王朝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充满锐气，为加强城防，对荆州城墙“大动干戈”，在宋城墙外则修筑规整砖城墙，为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便将所需大量特制城砖的任务分解、摊派给了湖广行省（洪武九年改为布政使司）所属府、州、县。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良好政局世道中，才使得荆州这座当时的府级城墙，超规格地享受到了湖北、湖南众多府、州、县“供奉”的城砖。这种特殊待遇可谓是荆州城墙修建史上前所未有的幸运！此后，也再未出现如此广泛的城砖来源。再比如，城墙文字砖的砖文，有时还能弥补史籍记载的某些不足之处。如《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筑荆州城”。但荆州城墙上砌筑的洪武十三年、洪武十六年的文字砖，充分说明洪武十七年的这次筑城，实际从洪武十三年就已开工，且历经五年，于洪武十七年才完工。多年号的洪武文字砖，弥补了《明实录》记载的不足。还有一些文字砖，如果稍加琢磨，我们还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趣、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比如，文字砖上的文字有的书写颇具功力，具有一定的书法艺术欣赏价值；文字砖中有些被简化的汉字，亦可能会给文字工作者、古器物鉴定专家以新的启迪。南宋城砖上的“卅号管工”中的“号”字，繁写体应为“號”，但砖文中的“号”没有“虎”字旁，就是今天的简化字。这种情况在明代文字砖中，较为常见，比如明代文字砖中的“刘”“粮”“礼”“实”“刚”“显”等字与今天规范通行的简化汉字不差分毫。由此似可启迪人们，600多年前就有某些简体字，说明当今的简化汉字有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有简化字的古器物不一定就是赝品。总之，简略的文字砖，并不简单，它有着多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毫无疑问，我们都应该倍加珍惜与爱护。

辰州府沔阳县烧造的荆州城墙砖

南国完璧-荆州古城墙言简意赅的文字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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