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完璧荆州古城墙：政区恒兴的绵延

历史上，许多古城虽曾显赫一时，但大都在历史的动荡与干戈中销声匿迹。春秋战国时期，众多的诸侯国都城无一例外的不能延续至今，就是最有力的明证。就荆州地域而言，仅城区附近，楚故都纪南城之后的古城址就有郢城、万城、偃月城、邵家嘴城等4处。这些古城址其时代上限经考古发掘证实大都晚于荆州古城。这些古城的陨落，虽各有其因，但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荆州古城能从这些古城中“脱颖而出”，且绵延至今，则在于其特有的优势条件。这就是：形胜、地利、政区恒兴。

八岭山辽王墓

形胜　古代城市的选址要符合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即堪舆学(风水学)。属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学运用《周易》阴阳五行宇宙观解释山川环境，认为城址的选择应当合于阴阳，强调“天人合一”，做到“法天地，象四时”，以求地理景观与城市的互构和融合。其具体要求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觅龙”，也就是要有“龙脉”，即有蜿蜒盘旋的山脉作为城市的重要依托和靠山；二是“察砂”，即城址周围重点是城的左右两侧要有小山漫坡，以形成左“青龙”、右“白虎”、后“玄武”的格局，这样有利用对城市的护卫；三是“观水”，理想的水态是呈弯曲环抱之势，城址的正面之水象征“四象”中的“朱雀”，尤为重要，不可忽略；四是“点穴”，即确定城市的中心，以便整体规划，一般选在山水相交、山势（龙脉）走向驱阴朝阳之地；五是“取向”，即城址的朝向，理想的朝向是坐北朝南。荆州古城的选址完全符合堪舆学的要求。

荆州古城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长江北岸，江汉平原西部。荆州古城西北部岗岭蜿蜒，属荆山余脉，西支为八岭山，东支为纪山，此为荆州古城的“龙脉”。古城“西北长岗绵延”（清康熙《荆州府志·山川》），东北和后面还有黄山、雨台山、拍马山等山丘，此为荆州城的“青龙”“白虎”和“玄武”。古城的南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西南有沮漳河水系流入长江，古城脚下有护城河，且北部与常年不息流入长湖的太湖港相连（古时这里高于长江水位，护城河曾与长江相通）。古城周边9条河流纵横交错，16个湖泊星罗棋布，诸多水系形成“曲水环抱”之势。古城的朝向为典型的坐北朝南，完全符合堪舆学“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城址选择原则。古城之前的楚王渚宫选址这块龙凤呈祥的风水宝地，足见楚人的慧眼。荆州古城步其“后尘”，建在如此形胜之地，与自然协调共生，这是古城绵延恒久的重要自然因素。

有人可能认为，这里是“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险要之地，算不上“形胜”。这种说法就其历史走向已有的事实，虽然现在看来并非完全无理，但只要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回到荆州古城两千多年前的始点，也许人们对“形胜”的理解就更为深刻。

有资料表明，荆州古城在其最早的城市建设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面临洪水威胁的问题，自楚国建都纪南城到东晋桓温重筑荆州城，其间并没有遭受水患的记录。那时纪南城海拔高34米左右，荆州城海拔32米左右（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汉代以前，荆江洪水位30.85米左右，宋末元初洪水位增高近3米达33.15米左右（周凤琴：《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历史地理》1986年第4期）。很显然荆州古城一带受洪水威胁，遭水患是汉代以后才逐渐出现的。明嘉靖《荆州府志·古迹》中有关于息壤传说的记载。息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大禹的父亲鲧盗取用来治理水患的天帝宝物。在北宋时期，荆州古城南门附近挖出过“息壤”，其形“状若城郭”，与荆州古城外形相似。“唐元和中，裴宇　牧荆州，阴雨弥旬不止，有道士欧阳献谓宇，‘公曾得一石室乎？瘗之则雨止矣’。宇惊曰：‘有之但已弃竹篱外矣。’觅而瘗之，雨即止。后人有发之者，辄致淋雨。苏轼序云：‘今江陵南门外有石，状若宅，陷地中，而犹见其脊，旁有石记云：不可犯畚锸以致雷雨，后失其处。’万历壬午，新筑南门城，乃复得而瘗之，置祠其上”（（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传说离不开现实，现实有什么问题，就有可能出现与之相关的传说。北宋关于荆州古城与“息壤”的传说，从另一侧面说明，宋以后荆州古城水患才日趋严重。

荆州古城从无洪水威胁到有洪水灾害，这种变化的产生是自然与社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古云梦泽的消亡，荆江北岸口穴的堵塞，河道的演变，荆江河道逐渐抬升，荆江大堤逐年加高，这诸多因素逐步造成了荆江悬河及洪灾加剧。据统计，自汉代高后三年（前185年）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共2096年间，长江中下游发生大小洪灾214次，平均每10年一次。而1921年到1992年仅70年间，发生水灾11次，平均每6年一次（胡明思、骆永政：《中国历史大洪水》（下），中国书店1992年版）。由此可见，汉以后荆州洪灾呈日益加剧的趋势。

上述史料充分说明，汉代以前荆州城不存在洪水威胁，东晋以后水患才开始加剧。古城的形胜是古城选址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古城的洪水威胁是后来多种因素衍生造成的，而且古城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仍然长存发展。这也可视之为形胜的潜在力量与作用。

地利　荆州古城的前身为楚船官地和楚王渚宫，这样厚重的积淀，使荆州古城具有高起点的先天优势。《史记·货殖列传》就对古城有过充分的肯定：“江陵故楚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杜甫亦慧眼识珠，他在《江陵望幸》中作了更形象的描绘：“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荆州古城濒临长江中游，地处江汉平原腹地，这里河湖港汊，江河纵横，既可通江达海，又沃野千里，农业发达，是古代农业社会富庶的鱼米之乡，可谓是地道的水运中心，天下粮仓。

荆州城墙东门瓮城

在冷兵器时代，荆州的战略地位尤为突出。当代楚史大家张正明在其《楚史》中，对荆州的地理优势和战略地位作了很精辟的阐述：

江陵是长江中游的锁钥。从西周晚期到清代中期，得江陵则得长江中游，失江陵则必失长江中游。江陵南傍长江，溯江而上可通巴蜀，沿江而下可通吴越，逾江而南经洞庭湖平原可达苍梧（山名，在今湖南宁远县南），北经鄂、邓、申出方城可达中原。长江中游东西向的水路和南北向的陆路，相交如“十”字，江陵就在这一横一竖的交点上。其他西北两方是丘陵和山地，东南两方是平原和水面。物产丰饶可为霸王之资。

清初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荆州的战略地位之重要表述更为直白：“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纪）郢而强，及鄢、郢（指寿春）亡，而国无以立矣。故曰重在荆州也。”在古代农业社会，荆州的这种战略地位优势从秦汉一直延续至清代中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他在梦中得知“东南楚地有天子气”的传言，而对楚地耿耿于怀。公元前219年，他曾带领秦军巡游楚都故地南郡，以加强对楚地的控制。无独有偶，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五年（前106年）冬，南巡狩，至盛唐，望祀虞帝于九嶷。”这里所说的“盛唐”，即指南郡荆州一带。历史惊人的相似，两位千古一帝都曾南巡至荆州，这种“英雄所见略同”，自然体现的是荆州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及至三国两晋，荆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得荆州者得天下”。诸葛亮等魏、蜀、吴三国谋士对荆州的地位，都曾作过相似的判断，都认为得荆州者得天下。此后，荆州成为魏、蜀、吴三国争霸的焦点地区，在这里演绎出了曹操夺荆州、刘备借荆州、孙权讨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闻名遐迩、脍炙人口的历史传奇故事。及至东晋，门阀势力强大，几家高门大族控制荆州形成惯例。王敦、恒温、陶侃、桓玄等这样一些影响东晋历史的著名权势人物，都做过荆州刺史。这时的荆州刺史已成东晋王朝极其重要的封疆大吏。由于荆州地处东晋都城建康上游，且民丰物阜，兵强马壮，在某种意义上说占风水之先，甚至超过建康。东晋的几乎每一次大的动荡，都是由荆州刺史发动的。所以刘裕掌权以后，特别是当了南朝刘宋皇帝以后，荆州刺史主要是由皇子及宗室担任，荆州战略地位的重要凸显无疑。

荆州古城大北门

自楚义帝柱国共敖至五代荆南国高氏政权，荆州古城相继成为14位帝王（唐为陪都未算帝王）都城。及至明清时期，荆州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朝荆州三次成为藩王王府所在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将设置驻防的重心转至南方诸省，先后在福州、广州、荆州、成都等地设立八旗驻防。在荆州设置为湖北驻防将军府，这是当时全国13个将军府之一，而且是关内最大的将军府。由此可见，荆州在清朝统治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政区恒兴　荆州古城作为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自春秋战国至今，一直延续不断。春秋战国时期，荆州为楚都所在，历20代楚王，达411年。秦在荆州置南郡，郡治先郢城后更至江陵古城，下辖郢、江陵等10县。

西汉时期承秦制，江陵仍为南郡治所，辖18县。汉武帝元封五年，设荆州刺史部为行政监察区，属全国十三部之一。荆州刺史部统6郡（南郡及南阳、江夏、武陵、零陵、贵阳）1国（长沙国），辖115县。

东汉吴帝中平五年，荆州正式成为州一级政权，治所为江陵，下辖7郡共117县。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分荆州，蜀荆州治所在油江口（今公安县），江陵城仍为南郡治所。建安二十四年，蜀荆州易为吴荆州，治所为江陵，下辖6郡。(www.chuimin.cn)

南北朝时期，齐和帝、梁元帝、后梁及萧铣四朝均曾以江陵城为国都，历时40年。其间仍设郡，其治所亦在江陵城。

唐朝分全国为15道，荆州虽属山南东道，但设大都督府。至德二年（757年）置荆南节度使兼采访使，正式成为道一级政权，治所于江陵府，统归、夔、峡、忠、万、郎等州。上元元年（760年），以江陵城为南郡，改荆州为江陵府，辖松滋、公安、石首等5县。

五代十国时期，江陵府为南平国都，历时57年。

宋朝实行路、府（州）、县三级政区制，荆州属荆湖北路，统2府、10州共49县，治所为江陵城。

元朝时，荆州为中兴路，路治设江陵城，辖7县。

明清两朝均设荆州府，治所均设江陵城。其间，明朝三位藩王府、清朝八旗军将军府均设于江陵城。

民国初期，废府存道，荆州属荆宜道，1914年改称荆南道。1927年撤销道制，1932年设立行政督察区，荆州为第七行政督察区，辖江陵、松滋、公安、监利4县，治所为江陵城。

新中国成立后，设立荆州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辖江陵、公安、松滋、京山、钟祥、荆门、天门、潜江8县，署治仍为江陵城。其后所辖县市虽有变动，但地区级专署及署治未变。1994年10月地（荆州地区）市（沙市市）合并为荆（沙）州市，辖2区、3县、3市。

史实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即使长时间的帝王都城，一旦易主就难免楚故都纪南城一样的废墟命运；而区域性的政治中心则不然，它不会成为敌对政权的眼中钉，反而会加以利用。荆州古城就是如此，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荆州（江陵）古城一直为区域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根基坚实，底蕴深厚，也许这就是古城得以绵延恒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这里还要特地说一说与古城绵延恒久、与城墙之名紧密相关的“一城二名”的问题。

人们在谈及荆州古城时，总免不了要涉及“荆州”“江陵”这两个熟悉的历史名称，且人们常将二者混杂而用，时而“荆州”，时而“江陵”。其实，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首先，荆州与江陵是两个级别不同的地域、政区概念。荆州一词最早并非特指城市。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是《尚书·禹贡》中提到的冀、兖、青、徐、荆、扬、并、梁、雍九州之一。可见这时的荆州还只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荆州之名伴随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释其名为“荆及衡阳惟荆州”，即湖北荆山与湖南衡山山脉之间的广大区域称之为荆州。“荆州”作为地理区域名远早于“江陵”。

荆州作为政区名称则始于汉武帝时期。西汉元丰五年（前106年）设荆州刺史部为行政监察区，属当时全国十三部之一。东汉时期，实行州、郡、县三级政区制，荆州正式成为州一级地方政权，下辖7郡117个县，其范围涉及当今湖北、湖南、江西、重庆等省市。其州之首府先设于武陵郡索县（今湖南汉寿），后迁至江陵县。此后历代，荆州一级政权或郡或州，区域范围亦有所变化，但江陵等核心区域一直未变。至明清，荆州稳定为府级政权，其治所亦稳定在江陵县城关。

江陵，自始就是县级政区名称。《江陵县志》认为其名始于秦。1972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语书》中，有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置江陵县的记载。1986年上海博物馆收藏展示有一方篆刻有“江陵行邑”（邑指城市）四字的大夫玺，据黄盛璋先生考证此为楚印，并由此认为在秦将白起拔郢之前，楚国已设置江陵县（《战国江陵玺与江陵兴起的因沿考》，《江汉考古》1986年第一期）。但此说仅为一家之考证，还缺乏更有力的事实证据。江陵作为政区名，其下限应不晚于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

荆州，作为地理区域名上下五千年，远早于江陵；但作为一级地方政权的政区名则晚于江陵。

其次，荆州州治、江陵县治同为一城始于东汉时期。东汉时，荆州正式作为州一级地方政权下辖江陵县，且治所设于江陵县城。这时江陵县城同时成为州、县治所。此后荆州作为府、州一级政区，治所虽有变动，但时间一般较短，明朝以后，荆州府治一直在江陵县城，且荆州府在唐、宋时期也曾称为江陵府。因此，从府（州）治所的角度，将江陵城称之为荆州城顺理成章。这种一城二名的称谓，从汉代始即已形成。此后，一城二名混用即成常态。南朝梁元帝都江陵时就曾以荆州之名咏写《别荆州吏民》一诗。唐开元年间的宰相张九龄贬任荆州长史时也曾写过《登荆州城望江》一诗。诗仙李白既写过“千里江陵一日还”，也写过《荆州歌》。前引袁宏道《荆州修复北城碑记》中就把古城称为荆州城。1934年，当时的《良友》杂志刊登的一篇荆州游记，篇名就是《衰败了的古荆州》，文中的古荆州指的就是荆州古城。古往今来，一城二名一直沿用至今。各种历史文献资料凡涉及古城记载的也无不二名混用。这种混用，因历史形成，习惯成自然，并无大的不妥。过去、现在和将来凡涉及历史记载时，二名混用仍不可避免。

荆州古城西门

再次，一城二名混用，应顺其自然。就连“历史文化名城”之名也是如此。1982年国务院公布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时，称谓就是“江陵”，当时的申报单位就是原江陵县人民政府。1994年地（荆州地区）市(沙市市)合并，行政区划变更，原江陵县更为荆州区，新设的江陵县远离荆州城区，且与原江陵历史文化名城的三大历史文化内涵无关[3]。此后，荆州市和荆州区有关行文均心照不宣地将历史名城通称为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不再提名城江陵。涉及城墙时，一律称荆州城墙，不再说江陵城墙。1996年国务院公布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其称谓便是“荆州城墙”。约定俗成，“江陵历史文化名城”“江陵城墙”等原称谓，因1994年行政区划的变更，均在“润物细无声”中渐行渐远。

[3]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三大内涵指的是楚纪南故城、荆州古城和八岭山古墓群。

一城二名，因历史而存在，尊重历史，区别当下，顺其自然，就不会有大的麻烦和困扰。当然，也难免“后遗症”的存在。比如，古城内仍存有与江陵之名有关的学校、景观等；再比如，历史的记载与现实情况的严重错位所引发的有关混乱。这里尤要提醒的是：诗仙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影响太深太广，欲慕名寻访江陵历史胜迹的中外游客，需做好行前“功课”，不要新、老江陵不分，误入“歧途”，贻误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