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修缮荆州城墙,实际在朱柏来到荆州之前,早已开始。荆州城墙上有不少洪武十三年、十六年的文字砖就可证实。明嘉靖九年,再次大修荆州城墙。此次修缮距明初修筑已有一百多年,这应是一次较全面的修葺。明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对此还专门撰写了《荆州修复北城记》。这就充分说明万历初年对荆州城墙的修缮是多方面的。荆州城明代砖城墙......
2023-11-16
荆州古城始建于何时,史籍虽无明确记载,但透过历史的迷雾,仍有迹可寻。
晚明著名文学家“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就曾在他撰写的《荆州修复北城碑记》中记述:“荆州城不知所自辟。《路史》曰:夷王时,楚熊渠长子康国句亶,即今江陵,疑创置始此。”袁宏道援引《路史》,认为荆州城可能创置于周夷王时期(前885~前878年)。此说虽为证据不足的一种推断,但翻开历史,我们却能从中寻觅出荆州古城孕育产生的种种迹象。
夷王时期,周王室衰颓羸弱,各诸侯国明争暗斗,竞相争霸,天下亦呈大乱之势,中国历史开始进入动乱转型的春秋时期。这时,世代困居于鄂西北的楚族先祖从乱世中看到了希望。于是筚路蓝缕,乘机扩张,发展壮大自己。楚君熊渠(前886~前877年),聚集力量,开疆拓土,连续征战。首先降服了弱小的比邻庸国,继而挥师南下,占据荆州。尔后,又乘势率师东进,取得了鄂东南大片疆域,夺取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丰富的铜矿资源,并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号谥”(明嘉靖《荆州府志·藩封》)。
熊渠的节节胜利,更使他雄心勃勃。他效法西周的分封制,将其三个儿子分封为王。长子康就被封在荆州江陵,称句亶(古江陵名)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值得注意的是,西周礼制推行“嫡长子继承制”,熊渠将其长子封在荆州,足见其对荆州地域的看重。这应视为他具有战略意义的深谋远虑和部署。果不其然,一百多年后,楚国的发展水到渠成。公元前689年,楚文王熊赀便将楚都从丹阳迁至荆州江陵纪南城。从此,楚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此后相继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并且创造出了既与北方黄河流域中原文化比肩辉映、又与同时期的古希腊雅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使荆州赢得了“东方雅典”的美誉。
自楚迁都纪南城,荆州城所在的地方便受到楚王室的青睐。先是成为楚都出入长江的门户——楚船官地;继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楚文王都郢后的第三任楚王成王熊恽(前671~前626年),相中了长江边上的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修建了楚王别宫——渚宫。渚宫是楚王临江的别墅性宫殿,气势恢宏,影响深远,历代的文人墨客对渚宫咏怀甚多。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曾在《渚宫》一诗中,形容渚宫的壮美就像是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鲁班和倕所设计的,“当时郢人架宫殿,意思绝妙般与倕[2]”。此后,人们还常将渚宫作为楚都和荆州城的代称。
楚纪南故城
[2]般,相传为木匠的祖师爷鲁班,即公输般。倕,相传是黄帝时的巧匠。
城市是有生命的。城市的产生犹如生物的繁衍生息一般,不仅有产生、发展和成熟期,亦有产生前的孕育期。楚官船码头和渚宫这两块金字招牌虽光华夺目,但毕竟为楚都的官方设施,这里不会居住普通百姓,更不会有产品交换的市场。没有商品流通,就不会成为城市。即使渚宫有外围的防护墙体,那也只属于宫墙,而不是城市城墙。楚都船官地、楚王渚宫,是楚都近郊的一片耀眼的特区。这时,定然不会出现荆州(江陵)古城。只能说这里是孕育荆州古城最坚实的奠基,最适宜的产床。
楚君熊渠长子在江陵称王,以及楚船官地、楚王渚宫的种种建设均在江陵地理和政区范围内,这些可视为江陵(荆州)古城的文化源头,为江陵(荆州)古城的诞生创造了坚实的文化、物质基础和适宜的环境条件。至于康之王府是在今天的荆州古城一带,还是在后来成为楚都的纪南城一带,史籍无考,也并不重要,因为两地相距仅5千米。就城市发展而言,可视为一体。这正如咸阳、长安造就古城西安,石头城、建康城孕育南京城一样。楚都的陨落成就了江陵(荆州)城的后续发展。如果以文化源头而论,江陵(荆州)城的年岁自然就近2900岁了。(www.chuimin.cn)
然而,江陵(荆州)城的文化源头虽然可上溯至熊渠长子康国句亶时期,但江陵(荆州)城的年岁不宜从这一文化源头的年代算起。因为郢城、荆州城都是独立的古城,都不是在楚故都纪南城废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纪南故城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在计算城龄时,都不宜与纪南故城的历史混为一谈。江陵(荆州)古城是在楚船官地、楚王渚宫废墟的基础上兴起的一座城镇。毫无疑问,楚船官地和楚王渚宫才是江陵(荆州)古城孕育、产生的始点。
郢城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都毁于一旦。楚襄王徙都陈郢(今河南淮阳)。楚故都一带为秦军所占领。为加强对楚地的控制,秦分郢设立郢县、江陵县,并置南郡,郡治首设于郢城。
秦将郡治选在郢城,而未设在江陵城,可能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首先,白起拔郢、渚宫被废后,江陵城刚兴起不久,城市基础设施条件肯定弱于郢城。郢城,是楚故都最近的一处行邑,相距仅3公里。郢城实为楚故都之副都。“楚自丹阳徙此,通名为郢,纪南与郢城皆后人即其都城名之。考二城道里相距无几,当时迁徙不过一转移间事,非若后此昭王迁郢于鄀”(《清光绪荆州府志·古迹》)。《括地志》记载更明确,“楚平王更城郢,今江陵东北六里,故郢城是”。而后,当时的令尹囊瓦还加筑了郢城城墙,“今畏吴,复增修以自固”(《清光绪荆州府志·古迹》)。郢城城垣成正方形,边长1.4千米,黄土夯筑,基宽15~20米,现残高3~6米,垣顶残宽7~10米。面积仅2平方多公里,仅及荆州城的一半大。城垣外有护城河,与城垣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其次,郢城虽城小,但城防坚固利于防守,这对于刚占领楚故都的秦军设防、应对抗秦等突发事件十分有利,也许这是将郡治设于郢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这时距“拔郢”已过去了五十多年,楚故都一带政局已十分稳定,郢城作为军事防御的功能日渐失却,而狭小的城区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桎梏。楚船官地和渚宫所在地濒临长江,交通运输更为便捷,也许正因如此,原被秦军摧毁的渚宫所在地就成了新城发展的沃壤,江陵城在长期的孕育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成了取代郢城而成为新郡治的最佳选择。此后,郢城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原郢县也并入了江陵县,至东汉末年,郢城已彻底成为一处故城(《通典》)。郢城的没落,意味着楚故都后的城市建设已完全转移到了原渚宫所在的江陵城。
短命的秦王朝很快覆灭。西楚霸王项羽在灭秦后分封诸侯,改南郡为临江国,楚义帝的柱国共敖因率兵击南郡屡建功勋,被封为临江王,都江陵。这是江陵城发展的新的机遇、新的起点。从此,江陵(荆州)城才开始走上一条绵延恒久的发展道路。
楚船官地和渚宫是当时楚都的一方特区,对百姓而言,那绝对是一处禁区,江陵(荆州)城不可能兴起于此前,而只可能在楚船官地、楚王渚宫被废后才产生和发展起来。渚宫修建于公元前671年之后,如此算来,江陵城自渚宫孕育、产生至今已近2700年的历史。当然,正如人的年龄一样,不算孕育期,江陵城产生的实际年代应在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春)、拔渚宫之后,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之前这一时期内。由此推算,江陵城至今(2016年)的实际年岁大约应在2237~2294年之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语书》记载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置江陵县,二者在时间上大体吻合。江陵之名亦产生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这亦与江陵城的实际年岁相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楚船官地、楚王渚宫这方风水宝地,孕育了荆州古城;秦将白起拔郢、拔渚宫,催生了荆州古城;渚宫被拔之日,就是荆州古城诞生之时!因此,我们尽可理直气壮地把公元前278年视为荆州古城从楚船官地、楚王渚宫孕育而出的诞生之年。依此推断荆州古城至2016年的实际年岁就应是2294年,再过6年,那就是荆州古城2300周岁的大庆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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