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南国完璧-荆州古城墙:中国古城墙的起源与发展

南国完璧-荆州古城墙:中国古城墙的起源与发展

【摘要】:中国古城墙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中国最早城墙的出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存在于当时的各类城市中。城头山古城遗址阴湘城遗址中国古城墙的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一是出现了“廓”,即有城墙的外城。二是城墙修筑已扩展延伸到当时各诸侯国的边境之上,且已成为各诸侯国图强称霸的重要军事设施,这便是中国长城的起始。楚国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最早修筑长城的诸侯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掀起了修筑长城的第一次高潮。

中国古城墙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新石器时代,人们为了防御洪水猛兽及其他部落的袭扰,常在聚居地周围构筑屏障,挖掘濠沟,这便是环濠聚落的形成,这也可视为中国古城墙的最早发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人类聚落有的越来越大,越来越繁盛,并逐渐形成了产品交换的市场,城市开始形成。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产物。为了城市的安全,为了部落首领的利益,除在城的周边挖掘濠沟外,还构筑土石围堤等防御设施,继而由环濠聚落发展到古城聚落,这便是中国古城墙的由来。城墙的主要功能在于防御,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设防”。中国最早城墙的出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存在于当时的各类城市中。考古发掘证实,在距今6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都出现了众多的古城遗址。与荆州紧邻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就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距今已6000余年。该城址平面略呈圆形,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夯土台基和道路组成。荆州博物馆曾考古发掘过的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其谭家岭古城址在2016年被确认是中国发现的距今5300年以前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荆州境内的石首走马岭城址、荆州城区附近的阴湘城城址等都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著名城址。阴湘城遗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580米,南北残宽350米,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1991年至2001年期间,荆州博物馆对阴湘城遗址先后进行过5次考古发掘,其中两次为中日联合考古发掘。通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溪文化晚期形成的两个环濠聚落及屈家岭文化晚期将两个环濠聚落连为一体的古城,从而弄清了该遗址从环濠聚落向古城聚落发展的演变过程。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可以确定的新石器时代古城聚落有13处。其中,荆州地域有阴湘城、石首市走马岭、公安县鸡鸣城和青河城4处。上述这些聚落古城址周边都无一例外地修筑有土城墙。中国古城墙就是这样伴随着城市的形成而出现。城墙是古代城市的基本标志,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头山古城遗址

阴湘城遗址

中国古城墙的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东周以前,夏、商和西周时期城墙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都城城垣的建设上。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权国家,王权主宰都城的建设。河南偃师二里头城址就是夏王朝的一处都城,其宫殿区建筑群落已有一定规模,且布局完整。河南郑州商城城址是商代的一处都城遗址,其宫殿建筑密集,规模更庞大。夏商时期,以王都为代表的城垣建设已形成相当的规模。

西周是一个礼制时代,体现在城垣建设上,已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左传·隐公元年》就记载,诸侯城应为王城的三分之一,卿大夫城为五分之一,士大夫城为九分之一。如此规范城的建设,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那时的城墙建设在规制和营造方面,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从筑城技术上讲,西周时期版筑技术已十分成熟,不仅能够分块夯筑,而且还能采用纤木悬壁支撑的夯筑工艺,这种技艺直到近代还在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城墙建筑又有了新的拓展,其最显著的标志有二。一是出现了“廓”,即有城墙的外城。《左传》提到的廓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48年。当时的主要城市都设有多个“市”。这些“市”多建有围墙,并且主要是建在外城(廓)中。《管子·度地》表述了春秋时期完整城郭的情形:“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以为固边。”二是城墙修筑已扩展延伸到当时各诸侯国的边境之上,且已成为各诸侯国图强称霸的重要军事设施,这便是中国长城的起始。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四年(前656年),南方诸侯大国楚国此时已经有了数百公里的长城防线。楚国是迄今为止所知中国最早修筑长城的诸侯国。河南南召县发现的周家寨楚长城遗址,在2000年被中国长城学会誉为“长城之父”。周家寨楚长城大约修建于公元前7世纪。可见春秋时期是长城的初建期。“长城”一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当时指的就是诸侯国建于其边界的防御性墙体工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掀起了修筑长城的第一次高潮。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秦对北方原赵、燕等诸侯国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连接,进而形成秦时的万里长城。孟姜女寻夫哭倒长城的民间传说故事,自古就广为流传,秦万里长城也因此而著名于世。(www.chuimin.cn)

鲜为人知的是汉长城。汉武帝时期,为防北方匈奴南侵掀起了修筑万里长城的第二次高潮,除修复秦长城外,又在阴山以北构筑了新的长城,它是由两条平行的长城组成的复线长城。随着国力的强盛,汉王朝还修建了沿河西走廊西域的长城,一直到新疆的库尔勒地区。实际上汉长城的规模已远超出秦长城的规模,总长度将近2万里,只是因种种历史原因,其名气远逊于秦万里长城罢了。

秦汉以后,长城修筑时停时修,规模不大,直到明代,才再次掀起修筑长城的高潮。明王朝十分重视北部边防,在前代长城的基础上,相继进行过18次大规模的增筑与补修,筑起了东自鸭绿江,西至嘉峪关,跨越9省市,全长6700余公里的明长城,还在居庸关至山西偏关间修筑了两道南线的长城。明代修筑长城,费时最久,工程最为浩大,构筑技术最为先进,其防御体系也最为完善。明代将长城修筑推至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阶段。我们当今所见之万里长城就是明长城的遗存。与此同时,明代还将城市城墙建设推向极致。明建国后先后修建了明中都、南京、北京三座都城,仅南京城就修筑有郭城垣、都城城垣、皇城和宫城四重城墙。今天人们习惯所称的南京城墙指的仅是都城城垣,其原始长度33.676公里,至今遗存21.35公里。无论是原始长度,还是遗存长度,都是世界第一城垣。不仅体量第一,其配套城防设施及工艺技术均可称为巅峰之作。除都城城墙外,明代的王城,府、州、县城及沿海抗倭城堡的修建数以千计,遗存至今的城市城墙绝大多数都是明代修筑的。

清代亦很重视城墙的修建。清入关建都北京后,反清复明的势力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不敢有丝毫懈怠。特别是清初在南方时有遭受攻城掠地的威胁。在这种情势下,加强城市城墙建设就成为重要之举。清代的城墙建设,基本沿袭传承了明代的城垣建设。随着军事形势逐步好转,城墙建设日渐趋缓。康乾时期,就已开始把长城作为重要的历史遗物来对待了,“但以雄关存旧迹”“但留形胜状山河”。

清晚期战乱频仍,西方列强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古城墙渐失战争防御作用。至民国时期,中国古城墙终至在纷飞的战火中悄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古城墙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形”与“量”的变化上,还体现在筑城材料及工艺技术的不断进步上。东晋以前,城垣墙体的构筑基本为夯土,少数添加有砂石。早期夯筑技术较为粗糙,夯层较厚,夯筑亦不够密实。西周时期筑城技术得到明显发展,夯层厚度较前普遍变薄,夯实更匀更紧,而且普遍采用了版筑形式,城墙更为坚实。到了东晋时期,有的城墙在夯土中添加了沙子与石灰,形成三合土,显然这样筑城较普通夯土更为坚实。这是筑城材料和技术的重大改进。东晋时,北方十六国之一夏国的国都统万城还使用过蒸土筑城的特殊工艺技术,用以加强墙体的密实与坚固。

最早的砖城垣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漳水》中记载,十六国时后赵石虎都于邺城,“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这是城垣包的砖较早记载。隋唐至宋元时期,砖城垣逐渐增多。荆州城墙五代时已有砖城垣。江西赣州、湖北荆州等地城垣宋时已有铭文砖。至明代,由于制砖业的发展,这时的城市城墙已普遍建筑砖城垣,且大多是城垣内外两侧包砖,中间填土,城垣基脚改砌条石,从而使城墙御敌更为有效。

中国古城墙的发展还体现在城墙军事设施的不断完善上。最初的城墙主要依靠城门和高大的墙体实施防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城墙墙体之上的军事配套设施日渐丰富和完善。以城门外侧的瓮城为例,汉代的都城长安都还没有瓮城设置。新中国成立后,对长安及洛阳城的多次考古发掘,均未发现有瓮城的遗迹,文献亦无有关的记载。根据后来各地考古发掘出土遗迹判断,建造使用瓮城的上限应在中晚唐。明代万里长城的军事设施集中体现了城墙的发展与完善。明长城是由上千座关城、上万个烽火台和一系列不同等级大小的镇城、卫所城、营城、堡城等一系列防御体系工程所组成。城市城墙到明清时期已形成系列规范性的军事防御设施,如城台、城楼、箭楼、瓮城、马面、敌楼、垛墙、藏兵洞等。众多的城墙设施使冷兵器时代的城防逐步具备立体御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