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家书：圣贤传统的真实血脉

生活在“习惯”这个粘性隧道中的人们，举烛擎灯，也不过弄出点萤火寸光来。只有从隧道中爬出来才能到达“天光大开”的境界。这个由传统造就的隧道有地心一样的吸引力，想主动爬出来者少，被打出来的多。

公元1506年，著名荒唐皇帝朱厚照（正德）登大宝成为这个泱泱大国的圣上，不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拥有不容置疑的“英明”，即便他刚刚十五岁，却已荒淫得登峰造极了。他自然没有兴趣主持国家日常工作，说了算的是大太监刘瑾。言官要批评他们，他们便说言官在侮蔑皇帝，而犯上是要坐班房、杀头的！这里面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谁有权谁有理。当然若倒过来：有理才能有权，则正德当不了皇帝，刘瑾也当不了秉国太监。自然皇帝是奉天承运的，太监做皇帝的法人代理又是惯例。于是，留都南京的言官戴铣、薄彦徽等二十余人因上意见书而忤旨，刘瑾派锦衣卫将他们全伙拿下，打入囚车，押解入京。三十五岁的王守仁，为使“吾皇万岁万万岁”，上了一道《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作为一个兵部武选清吏司的主事，此举纯属多余，这且不说，要命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权奸正日炙中天，他偏要权奸去位，这不是灯蛾扑火吗？这个问题跟“科学家要不要救火”一样，从事情的效果看，显然是犯傻；但从伦理原则上说，不去救便泯灭了良知良能。王守仁若不是挺身而出的那种人，便不可能开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英雄豪杰的“阳明学”了。

王守仁自知“承乏下僚”，越职言事，犯有僭言罪，但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说自己看见圣上号召“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才为了“章圣德”而来逆拂龙麟的。他虔诚地希望这位生于深宫、长于妇人的皇帝能够明白头脑与耳目手足的关系，君作为“元首”不应该使耳目壅塞使手足痿痹。戴铣等拿着“提意见”的薪水，“以言为责”，即使说错了，也不该“拿办”，这样才能开“忠谠之路”。现在倒好，大小臣子都认为拿办他们是不合适的，但没人敢跟陛下说，他们并非没有忧国爱君之心，只是怕重蹈戴铣们的覆辙，不但于国事无补，反而增添陛下之“过举”。而且从此以后，虽有危及国家的事情，也没人敢跟陛下讲了。所以，请陛下“追收前旨”，“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

王守仁理所当然地重蹈了戴铣他们的覆辙，勃然大怒的不是王守仁，而是刘瑾。刘瑾正要给大小臣子立规矩呢。他以皇帝的名义将王守仁打入“皇家监狱”（诏狱），又以皇帝的名义廷杖王守仁四十大板（一说五十）。所谓廷杖就是在朝廷上当着百官的面打屁股。这种“制度”始于唐玄宗，但不是常制，明太祖朱元璋将它变成了家常便饭，成化皇帝以前，还不脱衣裤，“用厚绵底衣，重毡迭帊，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脱了裤子打，是从刘瑾开始，王守仁赶上了头一拨儿。不幸而幸的是王守仁没有被打死，只被打得昏死过去。打得他灵魂出窍，也把他打出了那条粘性隧道。也因为他正想爬出隧道了，只是心力不够，需要助力，正好来了场苦其心志、打其筋骨的磨难，动心忍性，既见功夫又长功夫，带来了所谓王学形成之“三变”的第三变。第一变是由“泛滥于词章之学”到遍读朱熹之书，这使他二十八岁那年考了个二甲第七名进士，也取得了可能挨这场板子的资格。第二变则是“出入于佛老”，他想在佛教和道教中寻找生命的“根”，三十一岁那一年告病回余姚老家，建了一个阳明洞，练习导引术，久之觉得“此簸弄精神，非道也”。第二年又重返官场，希望有所作为。三十四岁那一年，他与心学大师陈白沙的高足湛甘泉（若水）成了知音，刚订了共同倡明圣学的条约，就发生了这场入诏狱、受廷杖的事件，这对于他不啻猛击一掌，把他打到了成凡成圣的紧要关头。

一、圣人必可学而至

给阳明作行状、年谱的都是他的门生，故有“神化”的倾向。说阳明在母腹中待了十四个月才诞生，那是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这倒也罢了，还有他奶奶岑氏梦见天神抱一赤子乘云而来，在鼓乐奏鸣曲中将赤子交给岑氏，岑氏醒而阳明生，遂起名叫“云”。“云”在古汉语中有“说”的意思，而阳明到了六岁还不会说话，一个和尚摩挲着他的头顶说：“有此宁馨儿，却叫坏了。”阳明的祖父王天叙（竹轩先生）恍然大悟，遂改“云”为“守仁”。而一成了“守仁”，他便立即会说话，还能背诵他爷爷读过的书，众人惊讶不已，他说：“听爷爷读时已默记在心了。”

但王阳明的确是个不同凡响的少年，他性情活泼，好动，且矫健异常，窜奔跳跃，相当欢实，不是循规蹈矩听话的“好孩子”。他父亲王华（龙山先生）常为此发愁，亏得他爷爷王天叙非常欣赏理解这个不同凡俗的孙子，他又主要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天性没有受到大家庭惯有的压抑、斫伤，且受到了良好的开放式教育。流氓皇帝可以一世暴发而成功，大贤人却非“孕育”不成，常说的“彬彬三代”才称得上世家，指的就是“精神贵族”的养成非一世之力。环境、教育对一个人早期经验的形成至关重要，而遗传也绝对是性格的大成因。遗传是“看不见的手”，一个家族的特点、徽征如树之年轮，并不能被岁月或风雨琢蚀。王阳明身上的过人之处都有遗传的因素。当然也没必要追溯到那位从琅琊搬到山阴的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那里去，尽管羲之的确是他的远祖，而且在汉代王家是江左望族。就说淡泊于名利这一条吧，这是他们的“传家宝”。他的五世祖王彦达“痛父以忠死”，而朝廷待之薄，遂“终身不仕”，并立下“家训”，其子王与准（遁石翁）遵守父训，为逃避官府举荐逃至山中，公人追至山中，王竟堕崖伤足，最后不得不让儿子王世杰出去当了个廪生。世杰（槐里子）淡泊至极，潜心学术，“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

世杰的儿子便是一手带大王阳明的竹轩先生。竹轩先生是陶渊明一流人物，视纷华势力如白水，唯酷爱竹子，房前屋后到处种着竹子，啸咏其间。因父祖淡泊，环睹萧然，只有大量的藏书，于书无所不读。他终身不仕，非常喜欢弹琴，每逢月白风清之际，就焚香弹奏几曲，弹罢，便歌咏诗词，还让子弟们一起吟唱，小阳明自然混入其中，无形中接受美育。这是孔子赞赏的“吾与点也”的气象，竹轩翁的父亲就是把“曾点意思”当作人生准则的。这种“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衷”的家风，对王阳明的熏陶似乎可以概括为两大端：一是活泼，二是豁达。

小阳明跟爷爷在老家余姚长到十岁。余姚属于古代越国，民风以强悍著称。竹轩先生就既有和乐、蔼然可掬的一面，又有规范严肃、凛然不可犯的另一面。阳明一生也兼有这两个特点。十岁的时候，他父亲龙山先生考中了成化年间辛丑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迎父亲进京。阳明十一岁跟着爷爷进京，路过金山寺，竹轩先生与客人喝着来了兴致，想作首诗，小阳明在旁开口吟道：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前两句充满剑气，后两句箫音依依。客人惊异，让他再作一首吟蔽月山房的，小阳明又脱口而出：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于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已有点“心大则天下小”的心学味道了。

十二岁的王阳明在京城入塾上学，自然带有越人的野气，又是在竹轩翁的开放式教育中度过童年的，所以显得豪迈不羁。状元公觉得不对劲，生怕自己这个长子不能更上层楼，也怕他发展成个不守规矩的人。竹轩翁心中有数，踏实得很，他凭直觉就认为这个孩子不是凡品，而且他相信相面先生美妙的预言：“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一等功名。”

像许多少年人一样，阳明崇拜侠客，曾出游居庸三关。下关、中关、上关各相距十五里，出上关北门又十五里为八达岭。皆依山起势，从八达岭仰视下关，如同窥井，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居庸关真京城之北向之咽喉。阴明骑马逶迤而上，自入下关，便两山相凑，仅有河边小道，路遇鞑靼人也骑着马大大咧咧地走来。阳明好斗的天性加上民族间的仇恨，更有一试自己能力、圆自己侠客梦的冲动，遂拈弓搭箭，呼啸着朝鞑靼人冲过去，连喊带射，鞑靼人猝不及防，不知这个孩子身后有何依仗，再加山近有回音奏响，遂仓皇逃窜，跑出一箭路，回头一看，原来也就是个孩子而已。

这时京畿地区有石英、王勇起义，关中地区有石和尚、刘千斤起义，王阳明虽年仅十五岁，便屡屡想上书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他那位状元老子斥责他太狂妄了，“你懂什么，治安弭盗要有具体办法，不是说几句现成话就能见效的。还是先敦实你的心性学问，再来建功立业吧。”

此前，他与诸同学在长安街上漫步，一位相面先生追着给他看相，说这种相貌太难得一见了。他让王阳明将来要记住他说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服领子时，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王阳明非常相信这个说法，从此以后每捧起圣贤书，便静坐凝思，期望与圣贤神遇心契。

他问老师：“什么是第一等正经事？”

老师说：“就是读书登第，像令尊那样成为状元。”

阳明说：“登第恐怕不是第一等事，第一等事应该是读书学做圣贤吧。”

他那位状元老子听说后哈哈大笑：“你想做圣贤啊！”他从父亲的笑声中滋生了困惑：我能成为圣贤吗？怎样做才能成为圣贤？

带着这个深深的拷问和年轻人易有的热切和摇摆，王阳明十七岁这一年告别了京城，回到了余姚老家。老家，有他的“百草园”，有他的“三味书屋”，有凝聚着他顽皮淘气的种种“文化遗址”，唯独没有了他亲爱的母亲。母亲郑氏四年前就去世，他在京惊闻噩耗哭得痛不欲生，但只有回到家后才直觉到母亲真的不在人间！他直觉到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不过一张纸，生与死之间的过程简略得亦在呼吸之间。生命的真相和根本到底是什么？他陷入了这种情意痴迷式的思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培根等西哲自不待言，令人注意的是与朱熹之理学、郑玄之经学也大不相同。这个契机，奠定了王阳明冲出汉学、宋学樊篱的基点：支撑王学体系的根本情绪，便是这股“生命意识”。他太情意痴迷了，新婚合卺之日，他闲行入一道观（南昌的铁柱宫），听道士讲养生之说，竟相与对坐，忘了他那洞房花烛夜！他本是从老家到南昌亲迎夫人诸氏的，却居然来了这么一出。

他领着妻子回老家时，路过广信，慕名前去拜谒了大儒娄一斋（谅），娄一斋给他讲了朱熹的格物之学，并告诉他一个至为紧要的道理：“圣人必可学而至！”年轻人只要立大志，学做圣人，就有可能向圣贤归拢，这叫作“道不远人”。这与王阳明内心中那朦胧而强悍的“第一等事”的心念发生了强烈的共振，坚定了他学做圣人的决心。

学分两路，一是“知识”，他搜取诸经子史，经常读到深夜。尽管他后来反对增长“见闻之知”，其实他在这方面是下过相当功夫的，就像鲁迅告诉青年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而他本人差不多比谁都读得多。这种知识学基础是人能豁然贯通（悟道）的必要条件，就是“天纵之圣”孔子也不例外（孔子是当时一流的文献专家），更何况学为圣人的莘莘学子呢。王阳明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也使他在八股举业方面突飞猛进，令他弟弟、妹婿们大为叹服，他们后来终于明白了：大哥已游心举业之外，所以我辈不及！

二是“修养”。王阳明本是个爱开玩笑、滑稽幽默的人，突然变得严谨起来，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每说一句都深思熟虑，他的弟弟、妹婿们觉得奇怪，王阳明郑重地跟他们说：“我过去太随便了，失之于放逸，以后将收心内视，知过必改。”

学做圣人的历程是艰难的，但对于真诚的人来说，越是艰难越生动。王阳明二十一岁时中了举人，就住在京城。龙山先生的官署中多竹（这种爱好，来自竹轩先生），王阳明就以竹为对象来体验格物致知的道理，他太认真、太投入了，没有体悟出格物之理反而得了一场病。这对他是个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像贾宝玉看见有的女孩子在为别的男孩子而痴迷、从而悟了情分自己只能得自己那份一样，王阳明此刻认定“圣贤有分”，自己不是当圣贤的料。

动摇了自信也就动摇了信仰，当圣贤没份就争取俗世的荣华吧，他遂与世俯仰，潜心于考八股的辞章之学。然而，有趣的是他专心科考却在会试中下第了。宰相李西涯跟他开玩笑说：“你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本有的名士气因为放弃了当圣贤的自律要求，遂故态复萌，拿起笔来就写，一挥而就，诸位大老异口同声地说：“天才！天才！”然而都在心中核计：“这个人若取上第必然会瞧不起我了。”来科会试，王阳明果然被忌者踹了一脚，又落榜了。别人落榜后感到羞愧，王阳明却说：“人们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又是圣贤口气了。

当时，边患仍频，朝廷访求将才甚急，王阳明跃跃欲试，凡兵家秘籍，莫不精究。他认为朝廷武举制度仅选拔骑射搏击之士，网罗张飞式人才而已，而不能选拔出有韬略的统帅，收获不了诸葛亮式的人才。他本人则留情武事，每遇宾宴，就将果核列阵以为戏。他本人也不知道，这方面的积累，日后竟大有用场，使他成为儒学史上罕见的能够立下赫赫军功的儒生。

王阳明并没有去参加武科参试，因为武科出身不算正途，地位偏低，宋朝开始文官管武官以防军人造反，以后成为定制。王阳明也只是有这方面的潜能而已。“乱世喜谈兵”也是文人的传统。王阳明二十八岁时以新中进士的身份写给皇帝的《陈言边务疏》却是相当老到、切实有用的专家意见了。难怪不仅专讲道德的儒生批评王阳明“只是霸术”，就连康有为这样的政治儒生也说王阳明“纯是霸术”。

王阳明是复杂多变的。他刚研究杀生的学问，转而又去养生，去练什么导引术、长生术；读了朱熹“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一类的话又悲凉复生，痛心自己当不了圣人，“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就想“遗世入山”了。然而又去会试，中了又去当官。当官不久，又想回老家，请病假回到阳明洞中又想出来大干一场。他东奔西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那颗想当圣人的灵魂得不到安顿，多方探索，遍寻不得。不善变，株守一隅，早就定型了，王阳明也就成了一个辞章家或什么专门家，难以从祀孔庙成为旷世大儒了。

圣人可学而至，却须学无常师。

二、知行合一心路难

最后成功了的人，人们会发现他以前的每一步都是在走向那个光辉的顶点；最后失败了的人，以前的每一步则都是伏笔。王阳明入了诏狱，就他的仕途而言是个重要挫折，就他的思想历程而言却是不可多得的进修机会。他在那锦衣卫监狱里想了些什么呢？他的《狱中诗十四首》披露了若干蛛丝马迹：——我辈应该挺身而出，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然而却身陷囹圄，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要想全身归田间垄上亦不可能了。牢房大概是人间最要命的栖息地了：“窒如穴处，无秋无冬。”阳光再强大也照不进来，晚上还有狡黠的耗子来同床共枕。然而王阳明就是王阳明，他大喊一声：“悠悠我思，曷其极矣！”并不心如死灰，也不以头抢地；却感到这个囚室真比得过颜回的陋巷了。而且就像秦汉之间的齐鲁儒生，兵临城下依然书声琅琅、弦歌不绝，王阳明在狱中尤有二三同志，于“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身遭桎梏时体会到“至遭良足悦”便是真体悟出孔颜乐处了。他有了“洗心见微奥”的心理感应，用他后人的话说就是“心动”了。他是在“努力从前哲”的勖勉中离开狱中同志、踏上远投龙场驿之路的。

去龙场驿的路上，他在朝不保夕的情境中依然思考着是沿着陆九渊的路走，还是跟着朱熹走的问题：“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但他已有了合而为一的倾向：“器道不可离，二之即非性。”很快就偏向陆九渊了。他劝朋友：“愿君崇德行，问学刊支离。”

初到龙场，举目无亲自不待言，他这芥豆大的官，自然也没人搭理。偶有同僚来问讯，但语言与表情均粗鲁不堪，使敏感的王阳明甚至觉得时来造访的家猪、野鹿更亲切一些。而且连起码的官舍也没有；他只得自己盖了一个不及肩高的草屋，但他已度过了千难万险，这已经让他安全而舒展了。尽管这草屋迎风飘摇，下雨漏水，他需借酒浇愁来抵挡黄昏残照的悲凉意，他还是能自家料理回肠直。他后来找到了一个古洞（“东洞”），起了个颇可慰藉的名字：阳明小洞天，在这里过起了初民的日子。岩石那天然的窦穴就成了他做饭的灶台，大而平的石块便成了他的床榻。依然爱好清洁，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还是手不释卷，灶前榻上漫无目的地堆着书。他心里想着，这正是锤炼恬淡境界的好时候。这种奉旨隐居的有巢氏式的生活，让他体会了无官一身轻的快乐，远离了尘嚣，摆脱了俗人的聒噪，即使永远告别那显赫的荣耀又何陋之有？

这实在是靠精神胜利法来转败为胜。有时居然吃不上饭，他便用孔子在陈蔡绝粮来自况。用刀耕火种的方式来刨食时，他自然想起了采薇的伯夷、叔齐。不平静时便想起了浩汉“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李白。他用“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的道理来缓解无力回天的悲怆。

精神胜利法不灵光时，竟泪如雨下，五内如摧。尤其是冬天来了，阳明小洞天只是洞而已，不见天日，又没有多少御寒的衣服，霜雪凝在洞口，是真正的寒窑。他的健康大受摧残，日后东征西讨时常病得东倒西歪的，都是此时留下的病根在作怪，他后来屡屡给皇帝上书请病假，请致仕退休，也都提到是这段岁月把他搞成了病夫。

但是，他那一套圣贤气派终于感化了当地人，他们渐渐敬爱他，便想办法把他从穴居生活中解放出来，给他盖了一套房子，这便是载诸史册的“龙冈书院”，还有“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听着玄妙其实只是普通房子的住宅。

尽管当时刘瑾的气焰依然嚣张，但过去的学生们都聚拢而来，给王阳明带来巨大的安慰，像失业人有了一份惬意的工作，像荒村野店中突然找到了伙伴，因为他又营造出了往昔的人文环境，他们可以构成别一世界了。恢复了那种问学讲习的生活，给了阳明深刻的愉悦，因为这是他的本性：讲习性所乐。有了这些“谈笑无俗流”的学生，他感到实现了孔子所赞同的沂而风、咏而归的曾点志向。

淡泊生道真，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王阳明终于豁然贯通、证悟大道了：经过长久的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的沉思，他觉得诸种杂念都化解了，比心如明镜还要透快，他觉悟到“明镜亦尘埃”。一天深夜他在梦中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呼跃而起，把仆人学生吓了一跳，惊异地看着先生像练气功的人在发动似的抖动，身不由己地前仰后合。一阵激动过后，王阳明对他们说：“圣人之道，我性自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是错的，以后要由里及外了，以我心为天渊和主宰。所谓格物致知不是像朱子说的用镜子去照竹子，而是应该倒过来，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而且所谓‘格’就是‘正’，所谓‘物’就是‘事’。”他指着窗外的花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所谓的“龙场驿大悟”，其实是一种灵感状态，信基督教的人说灵感是圣灵附体，信神仙说的以为是仙人指点，王阳明就觉得是在梦寐中有人告诉他的。这个人当然不是什么神仙，只是他本人的一种积累性的情愫在神经放松的状态中领取到了一份确认，是经过长期摸索突然产生的理智与直觉相统一的心念（他自己后来说是“良知”出来了）。当然是一种心理主义的信仰，而非实证主义的论证；是一种美感式的确信，而非学术化的推论；是一种“诗化哲学”，是诗和思凝成一道青光，照亮了“我心”，照亮了“亲在”（海德格尔语），找到了心灵的家园。

虚的能生出实的来，王阳明“大悟”之后，顿觉过去二十年错用了功夫，他现在终于找着一条新的吻合圣道的路径。三十八岁这一年，他标举出了“知行合一”的口号。也正好有了讲坛，他受聘主持贵阳书院。这也是学说给他带来的好事。贵州的提学副使席元山来问他朱、陆同异之辨，他不讲朱、陆各自的主张，而大讲了一通自己的“大悟”。席元山怀疑而去，第二天又来，王阳明给他讲了一通“知行本体”的思想，并用自己新著的《五经臆说》来佐证，就是用经书上的格言来印证自己所言不谬。席元山越听越有味，连来了四趟，豁然大悟，以为“复睹圣学”，抓紧修整贵阳书院，亲自率领着贵阳的秀才们去迎接王阳明。王阳明遂告别了处于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的龙场驿，告别了那个充斥着“蛇虺魍魉，虫毒瘴疠”、中土人来了就难以生还的地方。

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操作简便，意义深远。他对学生说：知是行的主意，行实际上就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世上有一种人，糊里糊涂地任意去做，根本不反省对错得失，一派胡为，纯属冥行妄作，必须向他们灌输知而后行的道理。另有一种人，茫茫然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只是捕风捉影地瞎琢磨，必须跟他们讲行而后知才是真。这都是因病发药，其实知行是一体的，从我心求本体，才能克服支离破碎之病。

一个学生问他：“有人知道应该孝敬父亲、尊敬兄长，可是却做不到，这充分表明知和行是两件事。而且知行歧出不是自古而然的文人病吗？”王阳明说：“这只是被私欲隔断成两橛了，这正是应该克服的毛病，去掉私欲就能恢复本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真去行孝行悌，才能说他知孝知悌，他只说些孝悌的现成话，怎么能承认他知孝悌？这不是小病痛，是要命的大毛病！到处都是这种言行不一的奸巧小人，士风堕落，政事不举，根源就在于这种伪诈不实的风气。我呼吁知行合一就是为了对治这种由来已久的流行病。诚是第一义的，所谓‘格物’就是正行。”

他的一号高徒徐爱说：“我总觉得您说的与朱子的‘格物’之训不能相合。”

王阳明说：“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强附会，从外往里用功，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天下之物如何格得尽？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的意？其实天底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中庸》说‘不诚无物’，《大学》讲‘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所谓‘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他另外一个不太有出息的学生叫孟源，有好名的毛病。王阳明不断地批评他，一天刚训完他，他的同学来向老师汇报近来的功夫，并请老师指正。那个同学刚说完，孟源便说：“这不过刚找着我旧时的家当。”王阳明说：“你病又发。”孟源色变，正想辩解，王阳明说：“这是你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这么一棵大树，雨露、阳光、地力只滋养这个大根，四旁种上再好的作物也长不起来。必须伐去此树，纤根不留，才能种植别的好东西。否则，你再耕耘培植，只是滋养得此根。我常说的格物即正心、正行也是这个道理。”

王阳明对学生们讲：“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也便是行了，譬如你知饥，已自饥了，你知寒，已自寒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所悟的“格物之旨”就是把朱子的从外面做功夫变成从内心里做功夫，就是把认识论变成伦理意志。这样做的魅力就在于把做人与做事简易直接地等同起来，找着了实现“内圣外王”这个儒学最高理想的通道。如果你真诚的话，每天都可以觉得自己走在成圣的路上。其基本功夫就是“狠斗私心一闪念”，一分钟都不能放松，“如去盗贼，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逐，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劝。到得无私可克，光光只是心之本体，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放手行事自然无往而不合乎圣道。

当然，王阳明有一套严密的“心物合一”“心理合一”“人我一体”的说法来论证知行可以合一，知行能够合一，知行必须合一。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是极端的唯心主义与极端的实用主义的奇妙的融合，唯心得一尘不染，实用得无所不至，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是专教人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的。他常说：“我这一套是无中生有之学。”“帝王事业也只从心上来。”他刚说完“外吾心而求物理，则无物理”，马上又跟着说：“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心无体，以万物之感应是非为体。”所以，“行是知之成”。他讲“心”的时候像禅宗，有一学生问他：“己私难克，奈何？”他说：“将汝己私来，替汝克。”颇像各种灯录中都有的那个话头：“将心来，替汝安心。”他讲“行”时又像后来的颜习斋。他倡知行合一学说意在缔造“大人”，这种大人是合圣贤英雄为一体的，既能改造自己更能改造世界的汉子，既会破“心中贼”，又能破“山中贼”。

三、随地指点良知

刘瑾的好日子极短，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他倒了以后，一大批被他迫害过的官员陆续复职。王阳明自诩的“吏隐”生涯也结束了，“却喜官卑得自由”的闲散自在劲也要换一种方式了。这年三月，王阳明被派到庐陵当知县，开始了他在政事上“儒者经纶无施不可”的牛刀小试时期。他的执政方针就是“为政不事威刑，唯以开导人心为本”。他上任后先搞调查研究，面对各种诉讼案件、堆满公衙的告状的人，不做任何判断。反而谨慎地从基层选拔出里正、三老，让他们去做听讼、劝导、调解工作，很快人们的怨气化解了，监狱也清静了。他在位七个月发布了十六个告示开导人心，关键是让父老去教子弟重伦常、守纪律，破了心中贼就减少了山中贼。

有趣的是牛刀小试时期，刚半年多，他这“亲民之官”就变成高级闲曹中的散官了。正德五年年底他升为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次年正月，他四十岁调入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同年十月升为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四十一岁那年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四十二岁时又在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旧与门人邀游琅琊、瀼泉间”。四十三岁升南京鸿胪寺卿，至四十五岁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才大展宏图，平了宁王造反大事变，成就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旷世奇勋，也招致了铺天盖地的毁谤诽议，步入万死一生的险境，激发出他那三字真经：“致良知”。

王阳明自己说：龙场驿悟道时良知已出，后来不知何故总也不出来。他的“颜回”徐爱说：“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火圣域，粹然大中至正矣。”虽然说王学形成后亦有三变：从所谓“默坐澄心为学”发展到“专提致良知三字”，最后达到了“所操益熟，所得益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但这三变之间是递进关系，不是否定关系，而且是直承前三变之第三变“龙场驿悟道”一脉下来的。王阳明的“格物之旨”“知行合一”“致良知”是成龙配套的，贺麟说“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在‘良知’中得到了统一”，梁启超说“阳明主张‘身心意知物是一件’”，都是在概括他这种“于一处融彻、遂一通百通”的特征，用他二号大弟子钱德洪的话说则是“致良知之学无间动静”。也就是说阳明学之道是一以贯之的——致良知！王阳明的教学方法则是“随地指示良知”。(www.chuimin.cn)

王阳明当散官期间偶有“官闲愧俸钱”一类诗句，但差不多是得了便宜卖乖的俏皮话，因为他“性喜讲习”，兼有山水之嗜，视官场为牢笼，当官不误讲学是他的绝活儿。他跟学生说：在官场修炼心体要比在山林多费十倍的功夫，非有同志朝夕切磋才能洗涤尘浊。他也视知心学生为眼耳手足。也许因为他的心学一诉诸文字就要变味、跑调，所以他除了给学生、学友写信论学，是从不动手编写专著来立说的，更不为晋升个国子学教授而“漫从故纸费精神”。莫说汉代经师那种注疏传笺的做法，就连朱熹式的义理解经法，也被王阳明视为“学术误人”的犯罪行为，讥之为“一自支离乖学术，竟将雕刻费精神”。他在龙场悟道后，用《五经》中的意思来印证，处处吻合，曾写就《五经臆说》，但从不示人，钱德洪乘他高兴时请求看看，他笑着说：“付秦火久矣。”直到他死后，钱氏办丧事时才从废纸篓中捡出十三条。“聊将肤浅窥前圣，敢谓心传启后人。”前一句是他的自谦语，后一句则是实况。

他的心传法门，是一套心心相印的“腹艺”，是一场非常微妙的心理战，只能随地讲授，随机点拨，没有棱角分明的逻辑，只有感应，信之则为神，不信便是“闲说话”。它的入门功夫就是“默坐澄心”，滤尽杂念，擦亮心体这面宝镜。他曾用扫地来譬喻：必须天天打扫（相当于禅宗那个“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扫除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天天打扫也是个日新日日新的过程。他离开贵州后很快就“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因为众徒儿“纷纷异同，罔知所入”，不知如何下手，他后来便改为“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惚若有可即者”。但他又很快指出：“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为事物纷孥，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尽管后来初入王门的都需先做一段“默坐澄心”的洗礼功课，但王阳明更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似收敛而实放溺也。”养静是为了收住追逐欲界、色界的心猿意马。把心拉回自己的腔子来就是所谓的为己，同时也是克己的功夫，像淘米一样洗掉私心杂念。这种心传方法跟打仗一样，贵在随机应变，正如《中庸》说的那种“时中”。同样一句话，一分钟前说可能无效，两分钟以后说还可能错了，只有对病发药，“病已则去其药”。他本人也大发感慨：“义理无定在，无穷尽。”这种心法如扶醉汉，左扶右倒，右扶左倒，如打群犬，打跑了西边的东边又来了。

每一次讲论都是一场特殊语境的遭遇战，都是一场悟性的较量，尽管王阳明说每个人都天然具有良知，但有的人的良知被习气包住了，有的人的良知被闻见道理、被意见给遮蔽了。所以见道有迟速，悟力有深浅，事实上是龙生九子，九子不一。但王阳明觉得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他总是告诫学生不要好易恶难，那样便会流入禅释邪路，识不得仁体，“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事勿以为难而疑之也。”钱德洪说：“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透快。吾党颖悟承速者，认虚见为真得，往往多无成，甚可忧也。”徐爱之所以给先生记录编辑《传习录》（这是王阳明的第一本著作，还是语录体）就是为了纠正那些“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因为“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徐氏自言：“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王阳明明确以颜渊相比的一号传人（这位王门大师兄“德与颜回同，寿与颜回同”，还是王阳明的妹夫），入道尚如此艰难，更别提那些不沾边的人了，说王学简易得恐怕不入道的居多。因为义理越简越难准确深入地掌握，它要求接受质量对等的体验，它要求接受者要有“直下承当”的宗教情怀。阳明本人深知个中三昧，曾反复感叹：

吾良知三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

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乎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辜负此知耳。

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

当然真能“高明”起来，体验到“洞见全体”的透快，那快乐跟“圣灵附体”差不多，徐爱自言：“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惊愕不定，无人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诚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唯精是唯一功夫，诸如此类，皆落落难合。其后患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顿开。”

他在龙场教学生时还开示《教条》，“以四事相规：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后来便“随地指示良知”了，因为他相信“百姓日用即是道”，他认为：“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随地指示”也是为了不立“格式”，立定格式，就犯了执一之病。“随地指示”是单兵教练，短兵相接，亲口传授，学生请他著书以传之久远，他却认为“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予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这种教育方法要求导师必须达到辨通无碍的化境，作为“直下承当”“直造圣域”的活样板出现在任何场合，能够现场发挥，解释任何问题，辅导出学生真切的体验。“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

尽管王阳明也借用教材（钱德洪说：“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大学》《中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但对于任何经书，他都要求学生“晓得”而不必“记得”，怕“记得”反而遮蔽了“自家本体”。他说：“学问最怕有意见的人。我在龙场时，与夷人和中土亡命之流讲知行之说，他们欣欣相向。及返回内地与士大夫讲说，反而格格不入。不曾读书的人，更容易与他说得。”

钱德洪的弟弟与同学游山十日忘返，钱父担心他们这样会荒废举业，钱父说：“我知道心学可以触类旁通，但‘朱学’须讲清记明呀。”王阳明说：“用心学去通朱子之说，如打蛇打七寸。朱子是借家当请客，心学是自办家当请客，客走了家当还可以长期使用。”次年，游山的心学学子都中举了，钱父笑了，说：“打蛇得七寸矣。”

欲会触类而通法须先练就主一之功。有学生问老师：“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王阳明说：“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这只叫‘逐物’，哪里叫什么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若只知主一，不知主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唯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才能知心尽性。”

作为一个以成为新圣人为目标的大思想家，王阳明要超越的是横亘在他面前的朱熹这座大山。朱子学已成为支配世道人心的定理，已造成了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迷失本性、找不到家等诸多问题。王阳明打蛇打七寸，力破朱子的知先行后说与心理二分之弊。他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这是王学的总路线，他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但是，你若去心上寻个天理，又正是所谓“理障”。他告诉学生一个诀窍：只是致知。学生问：“如何致？”他说：“你那一点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你意念着处，它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它一些不得。你只不要欺它，实实落落地依着它做去，善便存，恶便去。这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

他坚信：“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他这个诀窍也是天天讲的：“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他甚至这样说：“能够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

已官至会稽郡太守的南大吉本是阳明的父母官，却拜阳明为师，这个人性格豪旷，不拘小节，受阳明熏陶后有所悟，便对阳明说：“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阳明说：“有什么过错？”大吉历数其事。阳明说：“我已说过你了。”大吉不解，问：“您说过什么？”阳明说：“我不言，你怎么就要悔过呢？”大吉说：“良知。”阳明说：“良知不是最常说的吗？”

王阳明的一个下级常听王长官讲学，对长官说：“此学甚好，可惜我忙于繁难的文书工作，还得审理案件，不得为学。”阳明说：“我何尝叫你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你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你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唯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论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王阳明的“良知”差不多相当于人们常说的“良心发现”，所谓的“致良知”就是“让良心发现”。良心之所以难发现是因为人们被欲望、偏见、恶习给遮蔽住了。良心、良知是肯定有的，因为人性本善，恶乃后起。他给朋友写信说：“所谓良知，即孟子所谓‘是非之心，知也’。”良知人人具有，就看你真诚不真诚，看你正派不正派，孔夫子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王阳明有个六十八岁始入门的学生（董萝石）从外面回来对先生说：“今日见一异事。”问：“什么异事？”他说：“见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而且王阳明坚信百姓日用就是道，若离开事事物物去讲什么玄妙的道，便是知行相隔，正是士大夫通病。他说：“‘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学者不能著体履，而又牵制缠绕于言语之间，愈失而愈远矣。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孟子说“人人皆可成尧舜”，王阳明说：就看愿意成不愿意成！就像佛教讲“发心”一样，阳明大谈“立志”：立圣人之志，成圣人；立贤人之志，成贤人；立愚人之志，成愚人。上智与下愚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不肯改变。这是让他大伤其心的：“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他常这样训第一流的学生：“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

像佛陀随缘设法一样，王阳明随地指示良知。他非常机敏、幽默、潇洒。他让王畿他们用扇，学生说“不敢”，他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作道学的模样。”学生请教他怎样致良知，他说：“此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刚说完，又有一个学生进来请问功夫切要。王阳明转过身来问别人：“我尘尾安在？”在座的人都“跃然”。

钱德洪与王畿（字汝中）讨论先生的纲领性口号：“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王汝中说：“此恐不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意也就应该是无善无恶的意。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钱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晚上二人去请教，王阳明说：“你们俩的说法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他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接利根人的办法；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次一等者立法的。你们俩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了。若各持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他沉默了片刻，然后郑重地说：“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去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王阳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学生。他走到哪里都有一批人跟着他，旁听的更是不计其数。阳明学越讲越精，听者越附越盛。在贵阳是草创阶段，影响不著。在南京时已多将起来。滁州成为“讲学首地，四方弟子，从游日众”。王阳明“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襄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众自滁始”。“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山水间也。”门生最多的时候是王阳明平了宁王之叛后辞爵丁忧回老家余姚时，“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圯、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且。南镇、禹穴、阳明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学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

讲学，是历代大儒“志于道”“弘道”的主要形式，这种传教精神真可以与日月同辉。自孔夫子开始，“传教士”成了儒的别称。孔夫子在颠沛流离中讲学，孟子拿着诸侯的钱讲自己的学，汉代的循吏们在行政工作中弘扬儒道，隋末的王通在荒村野店为唐初培养了一批宰相，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均有可歌可泣的讲学壮举。明末清初的那帮大儒尤为艰苦卓绝，其传教精神真可用感天动地来形容。孙奇逢领乡民抗清，形势如以卵抗石，依然组织义学，教授子弟。清末的章太炎在监视中讲学能把监视的特务都听哭了。

王阳明讲学、办学都有他特有的难处。身体不好、军旅匆忙都不是难点所在，难在他要超越程朱理学，这在当时几乎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妄悖逆之举，“天下之人，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入耳。”与内行们进行学理辩论，他觉得是正常的，但受到官方的压制，他能不觉得难吗？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在实践中成长、在压制中壮大的。就说“良知”，它萌生于王阳明在龙场驿孤苦凄绝的漫漫长夜中，“致良知”口号诞生于他平了宁王之乱后飞语构陷、毁谤百出的境遇中。钱德洪在《传习录（中）》的按语中说：“（先生）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唯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浇浇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在这封信中，王氏直白无隐、义愤填膺地数落了良知之学所针对的世道人心：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蕃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而祸乱相寻于无穷乎？仆诚懒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

阳明以悲壮的“承当精神”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也。”

四、成败毁誉致良知

单就内在理路而言，心学的确与禅宗同趋，王阳明挣开手眼，别求新路，将孟子的性善论与禅宗本心清净论合而为一，将孟子的求其放心论（探求人性中克制力的理论）与禅宗的即心即佛论、除欲归本论融为一体，“致良知”也与禅宗的“直指本心”一样简易真切，活泼有用；但王阳明再三叮嘱学生莫趋禅悦之浅薄境界，他自感良知之学是极高明远大、能够改天换地的。个中微妙的区别在于良知之学不仅要找回心本体，还要发挥心之用，不仅要做个能改造自己的圣贤，更要做个能改造世界的英雄，是以修炼内圣功夫去完成外王事业为全体大用的。近百年来，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文化史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知行合一很有益于世道！

王阳明本人就是从“二氏（仙、释）之学”中挣脱出来的，反戈一击很有说服力。他极会当主人翁：“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我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道教）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他又极善“拿来”、为我所用地“拿来”：“虽小道必有可观。如虚无、权谋、术数、技能之学，若能于本体上得所悟入，俱可通入精妙。”这种不同于西方“方以智”的中国特色的“圆而神”法门，虽古已有之，但到王阳明而自觉化，出神入化，无所不至。只要立有大志，便能“万物皆备于我”：“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且如见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见人好高，吾自省亦好高否？此便是相观而善，处处得益。”

一个学生问他：“有人说学者以治生为首务，先生以为误人，何也？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王阳明说：“若只说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舍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二于治生？”

王阳明褒举颜回，贬低子贡，以为颜子在性地上下功夫，日见自己的不足遂日日有长进，子贡在闻见上下功夫，日见长进而封闭起来。他给湛若水写信说：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似乎他重内圣一路，轻外王一路，其实他正是靠勘大变、平大乱的赫赫事功给儒学挽回了面子，并树立了心学战无不胜的丰碑。用心学语言说，最关键的是王阳明能够“廓然大公”，所以能“随物顺应”，随机应变信如神又无往不合乎圣道，不是那种“平生无一济安策，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书生。这也是王学原理“诚则智”。他有一段不大受人注意却至关重要的语录：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畿，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

“知几，遇变而通”，是所有英雄成大事的秘诀，它相当今人耳熟能详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机动灵活地去战斗。这是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不同于那些因循守旧之徒的虚无主义或实用主义，更不同于机械的教条主义。王阳明之所以能完成平定宁王叛乱那样艰巨的使命，正是靠这个本领。

他四十五岁时，走上“抚镇南、赣、汀、漳等处”的军旅之路。这几处“接壤山谷，无非贼巢”。朝廷屡次派的人都束手无策，反而造成更大的恶果，逼得山民们由小伙变成大聚义，从广东借来狼兵，实属高射炮打蚊子，耗资甚巨不说，而且狼兵来捕不了什么“贼”，反而比“贼”还凶虐。大小官员都认为这些“山中贼”无法可除了。兵部尚书王琼知道王阳明是“学本诚明、才兼文武”的大才，予以特别推荐，并允许王阳明便宜行事，全权办理。王阳明再三上疏恳请圣上不要派自己去领兵，皇帝却严厉命令他去上任。他一旦上任便彻底进入角色，真一副干啥吆喝啥的派头。先严御战之法，复行十家牌法，选民兵，明攻暗袭，离间计、反间计、攻心术一齐招呼，忽用附背扼喉之策，忽用出其不意之计。治内则严行赏罚，彻底改变了“南、赣之兵，皆畏敌不畏我”“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败”的局面。他这时不讲愚夫愚妇也是圣人了，而是说他们“犬羊之性，变诈不同；豺狼之心，贪噬无状”。“阳虽听招，阴实肆毒。”这时不讲性善论了，而是“杀贼一，赏银五两；杀贼二，赏银十两”。这是割下首级来的，按颗算；没割下首级来的，银子便少一些，给三两。打横水时，铳炮之声撼摇山谷。“兵，不祥之器”，但这位道德家依然要将它玩到极致。这时的心学，变成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兵法：“兵无常势，在因敌变化而制胜，贼以为必待狼兵而后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他收拾池大胡子一案，颇像诸葛亮对付孟获。池大胡子明知“王公（指阳明）素诈”，还是上了王阳明的当，王阳明先撤去进剿之兵，后善待假来投降的池大胡子的弟弟，又当着这伙奸细的面鞭打真来投降的，然后又在底下悄悄地善言抚慰，让他们回去响应官军，最后诱池大胡子下山进城，帐设刀斧手，同时诸路官军问道上山，直捣“贼窟”。他给皇帝的长达万余言的奏折中称：“前后两月之间，通共捣过巢穴三十八处；擒斩大贼首二十九名颗，次贼首三十八名颗，从贼二千零六名颗；俘获贼属男妇八百九十名口。”王阳明废弃了原先“三省夹攻”的方案，用他组建的小分队“破山中贼”，用他的道德感化法“破心中贼”，奇迹般地解决了令朝廷头疼的老问题。朝廷高兴是当然的，“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这也是当然的。他则关心移风易俗的工作，兴立社学，后来则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书院，他认为只要教化明，民风才可能改善，礼让兴则乱不做矣。他在赣期间，刊刻了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他的学生薛侃刻印了《传习录》。

他几度辞赏、辞职，请求退休都不被允许，正当他奉命去“勘处福建叛军”、走到丰城时，“闻宁王反，遂返吉安，起义兵”。他本来可以照章办事，不返吉安，但受“良知”指引，冒死而来。宁王谋反已经营数年，上结朝廷权贵、幸臣，下养死士、军人数万，声大难挡，许多官员已降了宁王。王阳明搭船返吉安，船工不敢，他们听说宁王已派千余人来劫，谎称逆流又无风，开不了船。王阳明祷于舟中，誓死报国，北风起，船工还是不肯开船，王阳明拔剑削其耳朵，才开了船。黄昏，他直觉到有危险，便留下一随员穿上他的官服，他微服藏到一条渔船上。果然宁王的兵抓住了他那个替身，他则到了临江府，知府接入。他假造圣旨“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及两京兵部各命将出师”，让若干戏子缝在衣服中故意走到可以被宁王兵捉住的地方，宁王截获了“圣旨”后，果然疑惧，不敢出兵南京，放弃原先出奇制胜、直捣南京的构想，由主动变为被动。其实，这时到京城告发宁王造反的两位下级官员反而被朝廷给扣押了。宁王在京师已买通了诸多权竖，若不撞上王阳明这种“管闲事”的人，他也许能成为第二个永乐皇帝。王阳明并没有接受到任何成命，他只是出于主人翁的责任感，自发地冒险。当时江西的官员或被宁王杀之，或被宁王扣之，或降宁王，或坐观待变，因为正德皇帝已荒淫无耻到了古今未有的地步，此前刚因要南巡被廷臣阻谏，杖死十余名臣僚。王阳明连夜赶到吉安，知府伍文定接入。为防被宁王奸党截获，王阳明写了《乞便道省葬疏》和《飞报宁王谋反疏》，用前者掩盖后者，王氏心思细密大率类此。同时他“传檄四方，暴发逆濠罪状，檄列郡起兵以勤王”。

他则声称“奉机密敕旨”，调兵遣将，先引蛇出洞，等宁王出师安庆时，阳明会师直攻南昌。宁王惊闻老巢被捣，遂回师救援，阳明率师在黄家渡与之展开决战。宁王重赏将士，又人多势众，其中多惯匪死士，阳明师中有退却者。阳明令斩后退者，伍文定被炮火烧了胡子依然击鼓催战，正好一炮打中了宁王的船，遂退走，结果兵败如山倒。次日，阳明用火攻，宁王的副舟起火，宁王与妃嫔泣别，其中的娄妃乃当年劝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娄一谅的女儿，跳水全节。宁王被擒后对王阳明说：“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所有，请降为庶民，可乎？”王阳明说：“有国法在。”阳明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平定了这场大叛乱。

这时，皇家大军才走到中途。他们为了夺功，密旨请皇帝亲征，正德遂封了自己一个镇国公，率大军南下巡游，又有廷臣死谏被杖死的。宦官张忠、江彬，安边伯许泰倒像是来捉拿王阳明似的，领着那么多军队一下子填满了南昌城，他们觉得只有将王阳明和朱宁王一块押送京师才带劲！只因为王阳明不肯把宁王交给他们，遂诬陷王阳明早与宁王串通，只是见他们大军到来才捉拿宁王以自保的。而且捉一个宁王有一知县即可，王阳明的功劳一点也不大，只是妆点过实的夸张罢了。——这其实是毫不新鲜的套版悲剧：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前两句可以概括张忠、许泰对他的构陷，后两句则可以形容杨一清、桂萼对他的排斥。

其中有趣的事情多得很。王阳明押解宁王北上献俘，而张忠、许泰居然想追还，将宁王放到鄱阳湖，等着武宗正德亲自与其遇战，而后奏凯论功。把国家大事如此游戏化真让后人和外国人惊疑难信。除了正德这样的大玩主，谁能玩出这种游戏？王阳明他们誓死保卫的竟是这样的君王和朝廷。正德曾以威武大将军牌派锦衣千户追取宁王，王阳明不肯出迎，属官问给锦衣千户多少钱，王阳明说只给五两，锦衣卫怒而不要。次日来辞行，阳明执其手说：“我在锦衣狱甚久，未见轻财重义如公者。我别无所长，只会作文字，他日当为表章，令人知道锦衣卫中有公这样的人。”王阳明只能用这种滑稽的办法与缺德少才却权大无边的小人周旋。张忠、许泰他们的大军在南昌靡费不堪自不待言，还制造事端，一旦有了硬性对抗的口实，他们便可以立即矫诏拿办王阳明。王阳明后来回忆说：“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他只有巧妙应付。江彬初到江西，让王阳明坐偏座，阳明佯装不懂，径坐上席，他不为一席之尊卑，“恐一受节制，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王阳明不敢明着撵他们出南昌，便学张良四面楚歌法，在城内祭奠死难者，哀声不绝，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那帮权竖等在王阳明奏捷的帖子上写了他们的“功劳”后才撤兵北还。

不知是为了用实际行动回击权竖关于他欲反的谣言，还是真心灰意冷了，王阳明忽而入西湖净慈寺，忽而入九华山，脱掉官服，穿上野人衣裳，像是在宣布：你们都想争功，我偏要弃官，入山修道。这也许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政治性的举动。但当他五十岁时把门人召集在白鹿洞时，真有“归志，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的气概。他自言：经宁王、忠、泰之变，益信良知足以忘患难、出生死。他对大弟子邹守益说：“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放溺之患矣。”这只能保证他心态泰然而已，并不保证别人对他也使用泰然原则。

晁错“密于除奸、疏于防身”，韩愈可以感动鳄鱼，却无法感动排挤他的大臣。王阳明除宁王时达到了他推崇的“诚神几”的圣人水平，但在官场上他就不能那么得心应手地“知幾通变”了。他给兵部尚书王琼的信谦卑得过分，说明他还是相当世故的，也想从上面找个根子。他将宁王交给大太监张永，张永后来在正德面前多次驳正江彬、张忠对他的诬陷，说明他这一宝也押对了。但当他把平宁王的功劳归功于王尚书的英明领导时，惹恼了宰辅杨一清、桂萼。这两位正派的大臣和张忠、许泰不是一回事，在对待王阳明的态度上却异曲同工，他们视王阳明为“怪物”，视心学为“洪水猛兽”。

舆论中，有推荐王阳明这样忠君体国、文武全才的能臣入阁的，而杨一清等“具揭帖”（写大字报）反对说：“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心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入阁。”匿大功、责小过本是各级领导的惯技，这也罢了。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各种清查与言官、宦官的纠劾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地折腾了两年。要不是正德皇帝及时死了，王阳明很可能就活不长。皇帝是在正德十六年三月死的，六月新上任的嘉靖皇帝敕旨，以“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有点求贤若渴的劲头，王阳明自然立即启程，天子呼来即上船。可是宰辅从中作梗，暗示言官建言，以为“朝廷新政，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这种文不对题的官话就让王阳明的梦想泡了汤。王阳明给新皇帝写了《乞归省疏》，说了实心话：臣自两年以来，四上归省奏。虽以暂归为请，而实有终身丘壑之念矣。因为“权奸谗嫉，恐罗暧昧之祸”。今圣上入承大统，使臣“出陷井而登之春台也，岂不欲朝发夕至，一快其拜舞踊跃之私乎”？这回朝廷同意他回老家省亲了。然而一去就是六年。王阳明几乎是“奉旨养良知”去了。

这一年十二月方才下达了“王守仁封新建伯”“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的圣旨。这迟到的奖赏遭到了王阳明的严词拒绝。“同事诸臣，延颈而待且三年矣！”这倒罢了，关键是当时的王阳明“未受巡抚之命，则各官非统属也；未奉讨贼之旨，其事乃义倡也”。当时跟着王阳明干是冒着杀族风险的，现在不但不赏他们，反而“阴行考察”，或不行赏而并削其籍，或赏未及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之名而因使退闲，或冒蒙不忠之号而随以废斥。尤让他痛心的是举人冀元亨奉命入宁王府“探其密计”，最后却以奸党罪被捕，冤死狱中。他们这么做实在是替宁王报仇！他请求朝廷普赏当初报效的诸臣，没有他们，他又算得了什么？“愿尽削己官，移报元亨，以赎此痛。”当交章飞劾阳明时，他的学生黄绾、陆澄为他辩诬，他则只为冀元亨申冤而移文六部及湖广两司。

陆澄在《辨忠谗以定国是疏》中说：“臣知守仁之心，决非荣辱死生所能动者。但恐公论不昭，而忠臣义士解体尔。”他大胆质问：宁王作乱时，“卖国之徒计安出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谤，天理人心安在哉！”黄绾的《明军功以励忠勤疏》则直指当时官场的不成文法：“凡饰誉、援党、贿讫，讥谗不及，必获显擢，无不如意。凡尽忠勤职，即讥谗蜩集，黜辱随至，无不失意。”这样下去，“人皆以奸结巧避为贤，孰肯身仕国家事哉？”“他日无事则可，万一有事，将谁效用哉？”他着意反驳了不让阳明进京的借口：陛下大官之厨，日用无纪，哪在乎一餐之宴？北京岂无一职，偏派他当南京兵部尚书。“此乃邪比蔽贤嫉功之所为也。守仁后丁父忧，服满遂不起用，反而时造言排论。然虽蒙拜爵升官，铁券未给，禄米未颁，朝事无与，迹比樵渔。”成了江湖闲人。这便是能干又肯干的下场。

无论如何王阳明不是只问利害不问是非的“小人儒”，恰恰相反，他只问是非不问利害，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良知之学本是知行合一的。他在辞爵的上疏中将自己的选择与流行的做法做了鲜明的暗比：“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像许多的奏疏一样，这一篇皇帝也没有读到。

他在林下当闲人，朝中却有人为围剿他的学说而忙乎。有御史倡议论劾禁止他的心学，有给事中说他平宁王时杀人纵火，宁王过去曾经夸赞过阳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清不白，等等。阳明告诫学生：这正是我们动心忍性、切磋砥砺的好时机。为了展开对心学的批判，甚至在科举考试的策论卷子中“以心学为问”，暗示考生批驳心学。王门有若干弟子拒不答卷，罢考而去，阳明大喜：“圣学从此大明矣。”钱德洪说：“时事如此昏浊，大明从何谈起？”阳明说：“我的学说怎么能遍语天下士？经此番会试，虽穷乡深谷也都知道了。我若错了，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面对着谤议日炽的局面，他请学生分析个中原因。邹守益说：“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薛侃说：“先生学说影响日增，又是陆（九渊）非朱，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王艮说：天下来问学的太多，您只招生不管分配工作，所以他们也有起而攻击先生的。阳明说：你们说的都对，但还没说到点子上。关键是我才做得个狂者。

阳明沉思了片刻，接着说了下去：“当年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唯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行有破绽。唯其有破绽说明志尚不俗，心尚未坏，尚可造就。乡愿讥议狂狷，貌似中庸，其实是德之贼也。因为他们媚世，他见君子就表现出忠信廉洁的样子，见小人又与之同流合污，其心已破坏，绝不可能入尧舜之道。如今的士夫则比乡愿还等而下之，他们陷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必然视狂者为怪物、为仇敌。当年在南京，我还有乡愿意思，后来便任天下飞语腾口，我只依良知而行。现在我要努力悟入中行圣道。你们也不要止于狂就罢手。”

德洪问：“先生二十八岁刚及第时上《边务八事》，务实的都赞扬，也有说您狂傲的。后来先生主试山东，在命题中就抨击乡愿，是否您以反乡愿为一贯之道呢？”阳明笑了，说：“上《边务八事》是少年时事，有许多抗厉之气。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不济事。傲是人生大病，断断要不得。但乡愿又是坏天下心术的顽症，造成重儇狡而轻朴直，议文法而略道义，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的阉然媚世的世风，天下之人已相忘于其间而不觉。此风不除，国事无望、人心难起，读书人只要会背朱子注文即可得官及第，士习日偷，谁还料理自家心头的良知！”

他五十四岁时写了一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愤怒地抨击了已成传统的貌似尊经其实是坏经的怪现状：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遁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

这真是孟子精神在十六世纪的再版了。王阳明几十年如一日地以传道统为己任，他认为“圣人之学”就是“心学”，学以求尽其心而已。他心中的道统谱系就是孔子、子思、孟子、陆九渊，再往下就是他，往下传也靠他了。所以，不管军旅生涯多么繁重，战事多么紧急，身体多么不好，他都讲学不辍，走到哪里都兴县学、修书院。如今，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书院：嘉靖四年十月，阳明书院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建成。

尽管直到如今“谗构未息”“查勘未息”，但他照旧笑傲江湖，与众多弟子登山游水，“随地指示良知”，他那充满心理暗示性的教学方式越发精警剀切、机趣盎然了。这种在林下自由讲学的活法是他觉得最好的活法。中秋佳节，月白如画，他在碧霞池的天泉桥上设宴与百余学生徜徉在良辰美景之中。“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阳明拈须吟诗：“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他的丁忧期早已满了，荐举他出山的奏章也此起彼伏，但几乎都被宰辅压下了。这个嘉靖时代比正德时代好不了多少，老例还是那些老例，乡愿还是那样的乡愿。这帮外和中妒、徇私败公的人要起用阳明，除非有了过不去的坎。当时最大的内政是议大礼：嘉靖是正德皇帝叔叔的儿子，过继当了皇帝后，其生父的位置怎么摆？儒学的本行就是研究这个的，但古礼与现任皇帝的意图不合，争执不已。不断有人来问王阳明，阳明“竟不答”。他不想涉足这摊浑水。最大的外事便是两广的民族纠纷，造成连年战事，几任大员均不能奏凯。不用阳明不行了。遂催命一样，接连敦促阳明前去平乱。

王阳明在辞任命的上疏中讲了一通土官仇杀的特点，调停得好，容易成功，但自己“痰疾增剧”，冒疾轻出，身死事小，误了事对不起国家。他给亲近学生的信中吐露了更多的实心话：参与平宁王的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升赏，唯独主要干事的江西的“从义将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废业倾家，身死牢狱，言之实为痛心，又何面目见之”！“纵使江西之功尽出滥冒，独不可比于留都、湖、浙之赏乎？此事终须一白。已八年矣，尚尔查勘未息。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挟而要者，奈何奈何。”他视“东南小蠢，特疮痔之疾”。而“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可忧者”。跟三百多年后的林则徐一样不怕广东之祸事，只怕朝廷内部的窝里斗。世事难为如此，人情难测如此，他真“百念俱息”了，他认真地掂量了一番之后说：“终得养疴林下是幸。”然而朝廷催命依旧，他再三推辞：“某迂疏之才，口耳讲说之学，簿书案牍，已非其所，而况军旅之重乎？”他也的确病得很重，本来就潮热痰嗽，又极怕炎暑，偏让他去炎毒之乡，“用我实毙我也”。然而，没有用，你敢抗旨吗？王阳明果然是奇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和平解决了“思（恩）、田（州）之役”。他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灾难，不愿再驱人于兵刃之地。他亲自到乱军营寨进行招抚，跟他们讲了一通“尔等逃窜日久，且宜速归，完尔家室，修复生理”等人情味极浓的话，“兵连祸结，两省荼毒，已逾二年”的思田之乱就这样平定了。他建议朝廷分设土官与流官，既加强中央领导又保证当地少数民族的自治，还建议兴设学校等。班师之际又扫平了八寨、断藤峡之“负固稔恶”的“蛮贼”。“两广父老皆以为数十年来未有此举也。”然而朝廷大臣却诋毁他“征抚两失，赏格不行”。王阳明的学生方献夫上疏争辩：“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圉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嘉靖看后，不开心，未置可否。

此时的王阳明已病势狼狈，到南宁后就添了水泻，日夜数行不得止，现在两足已不能站立。他只有一个愿望：“必得一还阳明洞。”他上疏请假，“疏入，不报。”他举郧阳巡抚林富以自代，没等到朝廷的命令就努力往老家赶。但还是来不及了，死在了南安（今江西大庾县）的一条船上，年仅五十七岁。然而，这不叫鞠躬尽瘁，这叫擅离职守。嘉靖皇帝大怒。是桂萼先让人压下王阳明的乞养病疏，又来参奏他“擅离职役”的，并且新账旧账一起算，说他“处置广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擒濠军功冒滥”，并且“密具揭帖”，在皇上郊游时献上。嘉靖终于决定“命多官会议，削公世袭公爵，并朝廷常行恤典赠谥”。直到隆庆皇帝上台后，才平反昭雪，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

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王阳明的心学会比王阳明本人的命运好吧，不是帝国后期最大的显学吗？甚至有的教科书还说王学被奉为官方哲学。其实，王学的命运跟王阳明本人的命运一样显赫而倒霉。王学屡次被当成伪学遭弹劾、遭查禁，王阳明死后，张居正这个一度听王门学人讲过学的人，却在秉政之后捣毁天下书院，在全国范围内禁锢心学人士聚会。清初诸大儒把明亡的罪责归咎于心学，清修的《明史》写王阳明传时还特地点出：杨一清、桂萼也许嫉王氏之功，但禁王氏之学是英明的。

王学是靠他那遍天下的门生弟子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压制中发展起来的。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概括有浙中、南中、楚中、北方、粤闽等六大系，还有泰州之左派王学，其实远不止于此。乱世出心学！每逢乱世，特立而出欲拯救天下、想当英雄的中国人，都是心学信徒，哪怕他没认真读过王阳明的书，也是一肚皮王学心思。不信，你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就连并不崇拜王阳明的严复都说：“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当然诋阳明“猖狂妄行”的也代不乏人。王守仁离开他的阳明书院去平思田之乱时留下的遗嘱性的文字——《客坐私祝》，其中包含着警戒正学未流的箴言：“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王阳明真是“知幾”的圣人，不幸的是就像王阳明的“致良知”没有多少人真信，这遗训也没有管住王学末流走上酒色财气之路。就像章太炎说子路也难保其末流不为盗，也像鲁迅那被蔡元培称为“最沉痛”的遗言——“不做空头文学家”——并没有挡住空头文学家泛滥成灾。噫嘻！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阳明翻过梅岑到南安，上船时，门生周积在南安当推官，来见，阳明勉强坐起，喘成一团，问：“近来进学如何？”周积略答，然后请安。阳明说：“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周积赶紧去迎医找药。二十八日晚，船停泊，阳明问：“何地？”答曰：“青龙铺。”二十九日天明，召周积入，良久，开目视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遗憾！”周积泣下，问：“何遗言？”阳明微微一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瞑目而逝时，脸上依然挂着那光明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