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霖在丰富的管理实践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教育管理思想。通过运用上述行政办法,河南教育事业渐具规模。可以看出,他的“随时整顿”的管理思想渗透到了省级教育机关的日常管理实践中。然而,从当时各省实际情况来看,视学官的作用未能尽显。在当时,这些学款仅能因陋就简地办理学务,但对于需扩充的各类教育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
2023-11-16
孔祥霖在丰富的管理实践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教育管理思想。这为我们了解清末省级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提供了一扇重要窗口。
(一)因省制宜,管理省域教育事业
1.办教育必须依据省情
孔祥霖认为,“国力之强弱,视乎教育之重轻。教育之重轻,系乎风气之通塞”[2]。他上任伊始就意识到,河南省与沿江沿海省份不同,地处内陆腹地,地瘠民贫,民智锢蔽,教育基础薄弱。通过翻检原河南学务处卷宗发现,河南新教育未能推广的缘由很多,但根本原因在于办教育无视省情,本末倒置。具体而言,“固由财政困难,筹措不易,亦以当日入手先从高等办起,本末倒置,秩序未明,师范少,则孳乳无从,小学微则基础不立”。基于上述反思,孔祥霖提出,河南教育“今欲加整顿,惟有于中学以下各校,速议扩张,尤在注重师范学堂,以为中学以下各校之母”[3]。问题在于,广设学堂需要统一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来管理与筹划,但当时地方上没有此种机关。鉴于此,他在实践中,首先“通饬各属选派总董,先立劝学所,实行宣讲,以冀倡导民立小学。次即考验届期之初级师范简易科及传习所,举行毕业,并筹添优级选科,储备师资”[4]。由此来看,他着眼于本省实际情况,分清应办事务之轻重缓急,率先从设立劝学所办起,由其负责推广中学以下各校及师范学堂,从而带动各级学堂的发展,以期收到纲举目张之效果。
2.教育行政应讲求方法
从根本上讲,行政之功效在于教育之普及。若要实现教育之普及,就不得不讲求行政之办法。他认为,省级教育行政“方法不外整顿、扩充、提倡三端”[5]。据此,他在管理实践中:一是整顿省城高等学堂教课、各学堂管理办法、严查各学堂岁入岁出等。二是扩充师范学堂、师范讲习所、半日半夜学堂、阅报所与宣讲所、实业学堂等。他认为“教育范围须逐渐扩张,以期普及”[6]。三是提倡筹设工业传习所、省会图书馆等。通过运用上述行政办法,河南教育事业渐具规模。
3.“教育进步,须随时整顿改良,以收实效”[7]
孔祥霖认为,“窃维兴学之道,必随时以策进步”[8]。比如,“私塾改良,尤为普及教育之根本”。为此,他“手订改良私塾章程计三十余条,附以表式,久经详明饬属遵办。据报实行改良者已有多处。现奉奏案,正在赶紧督催”[9]。再如,“学校之废兴,全视官长之勤惰,或认真督率,或有意因循,必随时禀请抚宪宪台分别奖励参撤,以示劝惩”[10]。此外,学务“公所各科员司省视学均平时留心,视其得力与否,酌量升调撤换,以资劝惩,不稍瞻徇”[11]。可以看出,他的“随时整顿”的管理思想渗透到了省级教育机关的日常管理实践中。
4.办学应官绅通力合作
孔祥霖在实践中意识到,“办学必集思广益,官绅一体,方能推行无滞”。由此,在施政过程中,他随时晤商河南教育总会绅董等,力图改良扩张,并“迭经通饬各属设立教育分会,并商由教育总会派员调查各处学务情形,藉与省视学互资印证”[12]。
(二)“各省先行考设视学官”(www.chuimin.cn)
清末新政时期,视学官不仅在省级与地方教育行政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普兴教育以策自治而备立宪”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从当时各省实际情况来看,视学官的作用未能尽显。在孔祥霖看来,其原因在于省视学往往资历较浅,而地方“视学兼劝学所总董定制非不详明无如,既非缺额,又乏俸薪,各州县苦于催督之频仍,往往滥竽充数,奉行不力,断无效果之可言”[13]。那么,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呢?他主张省视学通过考试进行择优选拔,而府州县劝学所则应单独设置视学官。具体而言,一方面,地方上,“方域虽殊而学术不能歧异,要政非一而教育尤为本源。他项官制或可分年分地逐渐推行,视学官则断须同时并置。不能俟直隶、江苏等省行之有效,始议举办也”。他建议:府州县教育中,“首先普设视学一官。无论何省风气是否开通,……所有境内教育事宜均责成该视学官切实振兴”。另一方面,省级层面,省视学应实行考试,“其应考之人即以各省举贡、高等学堂预科及中学堂毕业生为合格。现任候选教职应亦准于考,但须于教育行政及教授管理法实有心得者一体选录”。而且,他强调,省视学的考取与委用,应由中央制定专门的制度加以保障。“所有考取委用详细章程应请饬下考察政治馆会同学部速议颁行各直省刻期一律遵办,庶文化渐进,国民程度不至长此不及,或误立宪之时期。”[14]
(三)“教育补助机关,须随时提倡实行,乃有成效”
孔祥霖所说的教育补助机关,主要指劝学所、教育会、阅报所、宣讲所、图书馆等。在他看来,“劝学所、教育会为办学关键,必须随时督饬改良,乃有进步”[15]。其中,“劝学所为教育行政之地,教育会为研究教育之基”[16]。因此,他在审察地方情势基础上,着力修订本省劝学所规章,交由省咨议局协议修正,并饬各属遵照办理,同时对未办理教育分会之地方,商由省教育总会派有资望的会员赴各处随时考察,以资联络,而促各属设立教育分会。他认为,“阅报所、宣讲所为通俗教育,开通风气之关键”,应日谋推广。据统计,在他的提倡下,至1910年,阅报所、宣讲所成立者百数十处。此外,他也高度重视图书馆建设,认为“图书馆为输入文明拨通闻见之地”,应大加提倡。经他倡议,省城图书馆不断得到扩充,同时“省外各属仿设者亦有数处,虽体制不同,而裨益于教育前途不鲜”[17]。
(四)“兴学以学款为急”
据孔祥霖反映,“河南地瘠民贫,筹款之难,倍蓰他省”[18]。河南学务经费由藩库支发,但每年不过十万金。在当时,这些学款仅能因陋就简地办理学务,但对于需扩充的各类教育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因此,他主张办理教育“皆非添筹经费,不能应手。未便因噎废食,要难无米以为炊”[19]。为了破解经费难题,他提出多种筹措办法:一是以撙节为扩充。比如,颁订各学堂教员和管理员薪水章程、裁减省内外各校向来供应学生之一切官费等。二是奖劝省内外各绅捐助。三是奖劝公私立学堂提倡学生自费。四是清查庙产,酌提兴学。就此,他指出,应责成地方官绅清查不在祀典之庙产,酌提本地学款,并强调“除特别事故暨年收租息不及百金者免予提拨外,一律十成提三。其已提庙产所办之小学,如产息年值五十元者,准该庙送一人入学,免其学费,多者类推”[20]。五是应由国家筹拨省级教育经费。1910年,为了解决来年省城各学堂60100两银元的经费缺口,他提议“将来应由国家经费筹拨”[21]。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五)重视对学堂办理的管理与监督
孔祥霖通过视察发现,省内各学堂程度参差不齐,有碍学堂质量之提高。在他看来,“非划一阶级年级程度,分别教课,断难整齐一致”[22]。因此,他认为统一教科书是学堂管理之第一要务。他指出:“各学堂统一教育,自以教科书教授书为准绳。”鉴于“部颁(教科书)既有多种,必速翻印传布,乃得早收成效”[23]。他在实践中采取学务公所印刷处择各种应用书籍进行印刷、与中州图书公司签订合同并翻印最急需书籍等措施解决教科书问题。
孔祥霖在管理河南教育的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全省教育行政事体重大,条目复繁,愿力虽宏,推行匪易”。对此,他直言不讳:“第一难在得人。自科举锢习深入人心,沟瞀之儒咫闻浅见,往往横在疑阻,胥动浮言。一二明通者,又或操切图功,终归无补。各学堂教授管理之员,罕能胜任。……县视学尚未普设,事无专责,机关不灵,普及教育成效难期。”[24]由此,他非常注重对各类人员的管理:一是遵章筹设教育官练习所,延聘深明教育之讲师,提学使司职员也躬率听讲,俾凡有学务之责者,必须入所研究,方可任事。二是严选教员。由提学使司切实考察,陆续酌换,并厘定检定教员简章,于二、五、八、十二等月分期检定,按程度高低以定去留。
此外,孔祥霖也非常重视省视学之监督作用,每年“遴派省视学员分途周历全省,详细调查已成立者,责令改良,未成立者促令举办。其管理之不善,教课之不完,经费之不足,或不当者,随时批饬,指定方针”[25]。
由上可知,孔祥霖不仅是一位懂教育、有思想的教育家,还是一位雷厉风行、务求实效的实干家。他在实践中形成办教育须依据本省实情、随时整顿以策进步等管理思想。可以说,孔祥霖的管理思想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务实。而且,他的管理思想对河南教育早期现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他富有远见的规划下,清末新政时期,河南教育颇有起色。与此同时,他饱含务实精神的教育管理思想对今天的教育管理实践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孔祥霖在丰富的管理实践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教育管理思想。通过运用上述行政办法,河南教育事业渐具规模。可以看出,他的“随时整顿”的管理思想渗透到了省级教育机关的日常管理实践中。然而,从当时各省实际情况来看,视学官的作用未能尽显。在当时,这些学款仅能因陋就简地办理学务,但对于需扩充的各类教育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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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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