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教育宗旨的萌芽教育宗旨植根於教育思潮,而教育思潮又植根於社會狀况;换言之,教育宗旨實爲一種意識形態之比較具體的表現。因爲社會狀况變遷不居,所以教育宗旨也無法使它具有永久性。中國現代教育宗旨可説從此萌芽。這種“中體西用論”實可視爲初期教育宗旨的雛型,而且一直影響到清朝覆亡爲止。從光緒二十四年到二十九年這六七年間,雖還没有成文規定的教育宗旨,但已經粗具雛型。......
2023-11-01
1911年6月,据学界调查发现,甘省“学堂虽有多处,并无学生,不过悬旗挂牌,空房数处”[163]。如果说学界之观感是一己之见,那么中央学部之评价则更具有权威性与说服力。同样是1911年6月,学部尚书与林绍年侍郎会商:“各省来京复试,学生程度不一,课程纷歧,已属不成政体,而福建、江西、甘肃、贵州等省学务尤其腐败,拟将各处提学使分别更动。”[164]学部用“尤其腐败”的措辞指称甘肃学务,充分说明对甘肃提学使办理的学务状况大为不满。民间观感与官方观点两相印证,足以说明清末甘省教育发展之成效。
1909年,时人曾对甘肃新政有一段较为客观的论述:“九年筹备转瞬间耳,今当筹备之第二年。……虽陕甘地处西北边隅,风气朴陋,异于东南诸省,筹办较难着手。然滇黔桂蜀等省山多隰陋,亦无殊于甘肃,而亦按限筹备,次第举行。”[165]由此来看,风气闭塞、经济落后并不是甘肃教育发展迟缓的独特因素抑或是全部因素。那么,清末甘肃新式教育到底为何迟迟不上轨呢?
(一)陕甘总督或不重视教育或难以兼顾教育
清末以降,陕甘总督统辖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其中,陕西、新疆两省还分别设有巡抚,唯独甘肃没有专门的巡抚。因此,甘省的教育、财政、政治、警政等一切新政事宜实际由陕甘总督一人全权负责。这就表明,甘肃教育之兴衰与陕甘总督的主观好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问题在于,陕甘总督升允向来以保守和守旧著称。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1909年6月,升允曾公然反对新政,“对于宪政以反对为宗旨”[166]。顿时,朝野内外舆论哗然。不仅如此,他还向清廷奏陈宪政种种弊端,其中对教育横加批评。[167]“摄政王览奏后大怒,欲予重惩。”[168]但经某枢臣力求,改为开缺,仅以请开缺折发抄。随即,升允以患心疾为由“主动”请求开缺。
总的来说,升允上任以来,消极应对甘肃教育。据学界反映:对于甘省学务,陕甘总督升允“以破坏为主义。实行立宪,最与国民智识攸关,国民智识尤与国民教育相系。甘省风气不开,民智塞陋,全恃教育为导线。而升允督甘以来,学务废弛已达极点。曷以至此盖甘督素抱闭门自大之志愿,除诗赋以外无文章,除经史以外无学问,焚烧出版新书,禁止学生看报”[169]。在缺乏陕甘总督支持的情况下,甘肃新式教育何以起步?甘肃教育经费又何以筹措?
升允被开缺后不久,清廷任命熟悉边务情形的新疆伊犁将军长庚补授陕甘总督。1909年11月20日,长庚在甘肃兰州接印视事。长庚督陕甘以来,拥护新政,积极发展陕甘实业,整顿警政与财政,筹划西北防务与西北铁路,推进陕甘禁毒工作。在此期间,尽管他对甘肃教育也有所关注,比如遵照清廷立宪计划筹办甘肃简易识字学塾以普及教育等,但因他大部分时间忙于陕甘军政事务,对甘肃教育未能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1910年8月,长庚曾向朝廷奏请添设甘肃巡抚,称:“甘肃地方接近强邻,诸凡一切事务十分繁难,臣长庚尚兼理陕省事务,甘肃种种事宜若仰臣一人办理,实难措置。裕如可否仰恳添设甘肃巡抚一缺,以资臂助。”[170]但是,此项请求无疾而终。不过,上述这段话道出了长庚一人难以兼顾甘肃事务的窘境。在此情况下,甘肃教育依然起步缓慢。
(二)提学使司未立足于甘肃本省实际办教育
从上文可知,陈曾佑任甘肃提学使时期,也做了一些教育行政工作,但总体而言,成效不彰。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但重要原因之一,即为甘肃提学使司未立足于本省实际办教育。其具体表现有二:一是重高等,轻初等,教育难以普及。众所周知,自1901年清廷“兴学令”要求各省将省城书院升格为大学堂后,全国出现无论大省小省不顾自身经济条件与实际规模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潮。在全国办大学堂热潮的推动下,甘肃省于1902年开始耗巨资筹办大学堂,次年预科性质的甘肃大学堂正式开学。1907年甘肃提学使司成立后,大力支持甘肃大学堂的发展。就1909年而言,甘肃大学堂岁支32870元,占全省各学堂经费总数的22.6%。而当年教育最发达的直隶省的大学堂岁支比重才为17.6%。[171]这说明,甘肃提学使司举全省相当比重之财力供一所大学堂的发展。甘肃提学使司无视本省实际,在全省学堂经费有限的情形下,大力推进大学堂发展,因而普及全省教育自然会遭遇重重困难。二是提学使司忙于日常行政事务,缺乏长远的省域教育统筹规划。清末的甘肃省,民族成分甚为复杂,南部有藏族,西部有蒙回藏等民族,他们各有特殊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如何在这广袤的地区推行新式教育,自然应由提学使司因地制宜地进行详细规划与制度安排。然而,在很长的时期里,提学使司往往投身于琐碎的日常事务管理,无视甘肃省情及本省独特性,缺乏对甘肃教育的长远宏观规划和具体落实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清末甘省教育难有大的起色。
(三)提学使司懒政与不作为
从行政学角度来讲,懒政是指行政部门及负责人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做法简单、作风粗糙的行为。不作为则指行政部门及负责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政行为的职责,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可以说,清末,上述两种行为均突出表现在甘肃提学使司身上。具体言之:一是简单转发上级颁布的教育政策规章。这一时期,甘肃提学使司往往被动地向各属转发学部政策规章,很少思考如何基于甘肃本省实际情形落实教育规章的具体方案与办法。二是重发号施令,缺乏监督与指导。从该时期甘肃提学使司处理的“批”“札”件可以看出,提学使司更多是用批评的口吻驳斥地方上的办学问题,至于如何去帮助解决,以及问题是否在后期得到解决,缺乏切实有效的指导与强有力的监督。三是丧失决策执行力。通过翻阅《甘肃教育官报》和《甘肃官报》发现,“本应记过,姑宽”频频出现于甘肃提学使司发布的“批”“札”类公文中。比如,1908年10月,针对庄浪县迟迟不办番蒙学堂的问题,提学使司批饬该县令称:“创设番蒙学堂早有此议,乃至今迄未开办,敷衍搪塞,其将谁欺?本应记过,姑宽。仰即悉心筹划,从速开办。”[172]在这种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形下,地方官往往将提学使司之政令视为具文,并很难改变其轻视学务的态度。四是未调动民间绅士与群众积极性。一方面,甘肃学务言路狭窄。清末,教育会是地方士绅参政议政、为提学使司建言献策的重要阵地。然而,甘肃各属迟迟未设教育会,更遑论官绅有效合作。另一方面,提学使司时常反映甘省学款有限,并未思考如何依靠民间力量进行办学,以解决经费短缺的问题。就此,甘肃提学使司还可以做很多工作,但事实恰恰相反。因而,清末甘省兴学阻力大、效果差也就在所难免。
事实上,陈曾佑的懒政与不作为曾惊动了学部乃至朝廷。1909年4月22日,学部致电陈曾佑本人,称:“甘省学使应振刷精神,改良学务,以辅升吉帅不逮,若再松懈,定行严参。”[173]从电文中的“甘省学使应振刷精神”,“若再松懈,定行严参”等言辞中可以得知,学部对陈曾佑之所作所为非常不满。紧接着,1909年7月1日,清廷鉴于一些省级地方官员办理新政以来,“不甚得力而鞭长莫及,纵令三令五申,终恐敷衍了事”[174],便公布调京查验的省级官员名单。甘肃提学使陈曾佑名列其中。1909年8月,据学部透露消息:各省提学使现届三年期满,“必须开缺者一为浙江提学使支恒荣,一为陕西提学使锡桐,一为甘肃提学使陈曾佑”[175]。
1910年4月14日,《申报》以《腐败不堪之学使》为名,曝出陈曾佑到甘以来的种种不良行为与不良嗜好。文中写道:“署理甘肃提学使陈曾佑莅甘以来,学务日形废弛。去岁考试优拔,贿买关节,舆论哗然,致有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之谣。大爷、二爷者指陈之如夫人与如夫人心腹,三爷者指学务公所总务课课长刘国光,四爷者指刘之仆人也。陈素有烟癖,日夜以一灯一榻自娱,故该省禁烟告示虽遍处张贴,而居民咸引陈为口实。”[176]其中,“考试优拔,贿买关节”是指西北马家军阀马安良“其少子廷骧人材庸劣,不通文义,宣统间要求提学使陈曾佑强取拔贡,士林诟病”。[177]
无风不起浪。上述消息一经披露,便引起学部及清廷的高度重视。果然,1910年8月22日,清廷发布上谕:“署甘肃提学使陈曾佑著开去提学使署缺,以道员发往陕西差遣发用,钦此。”[178]
综上所述,甘肃省为我们展现了教育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另一复杂面相。通过考察发现,甘肃提学使司曾展开了一些行政活动,但收效甚微。清末甘省教育难有起色,固然有地处边陲、风气难开的客观原因,但这并不是唯一因素抑或全部因素,实则与陕甘总督或不重视学务或难以兼顾、提学使司未立足于甘肃本省实际办教育、提学使司懒政与不作为等主观原因直接相关。1911年6月,时人曾这样评价甘肃新政:甘肃“从事变法为日已久,而各项新政现相如此,该省大吏玩误之咎诚难辞也”[179]。此论可谓一语中的。
【注释】
[1]《直隶学校司暂行章程》,《选报》,1902年第23期,第20页。
[2]赵尔巽:《清史稿》(卷107第12册),北京:清史馆,第3144页。
[3]直隶学务公所:《光绪三十四年报告 直隶教育统计表图》,天津:直隶学务公所,1909年,第1页。
[4]汪婉:《晚清直隶的查学和视学制度——兼与日本比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35页。
[5]《本司通饬各属选举代表人员来津会议札》,《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2期,第19页。
[6]《本司通饬各属续行明年第二次会议学务事宜文》,《直隶学务杂志》,1908年第20期,第23-24页。
[7]《光绪三十四年第二次直隶全省中学例会之记述(续)》,《直隶教育杂志》,1908年第10期,第25页。
[8]《提学使派员查学》,《大公报》,1908年7月5日,第2张第1版。
[9]高奎照:《查视南路厅学务情形报告》,《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16期,第49页。
[10]《本司札唐山县饬查学务情形及应改良各节文》,《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第3期,第31页。
[11]《本司札开州劝学总董办学勤劳学务日见进步合行专札奖励饬该州转行知照文》,《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第20期,第48-49页。
[12]《本司札望都县撤换总董另行公举文》,《直隶教育官报》,1910年第17期,第40页。
[13]《本司通饬各属实行改良私塾文》,《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7期,第27页。
[14]《光绪三十四年第二次直隶全省学务例会之记述(续)》,《直隶教育杂志》,1908年第3期,第11页。
[15]《本司通饬各属私塾改良办法札》,《直隶教育杂志》,1908年第5期,第23页。
[16]《本司通饬各属私塾改良办法札》,《直隶教育杂志》,1908年第5期,第23-25页。
[17]《沧州万牧和寅禀添设小学及改良私塾文并批》,《北洋官报》,1910年第2326册,第8页。
[18]《三河县文令玉禀整顿学务改良私塾情形文并批》,《北洋官报》,1911年第2659册,第7页。
[19]《藏园居士六十自述》,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76页。
[20]《学司详核议易州详民人张文德慨捐房产以充学费拟仍照章给奖文并批》,《北洋官报》,1910年第2359册,第6页。
[21]《藏园居士六十自述》,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77页。
[22]《本司札天津清苑饬设简易识字学塾十处并本司暂垫三个月经费银两文》,《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第18期,第41页。
[23]《议决交议筹设简易识字学塾案》,《宪政新志》,1910年第6号附刊,第23-26页。
[24]《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胪陈第五届筹备宪政情形折》,《申报》,1911年3月18日,第2张第2版。
[25]《江督张人骏奏胪陈第四届筹备宪政成绩折》,《申报》,1910年12月7日,第2张第2版。
[26]《本司札饬各属中学按照单开应行亟图改良遵办具报文》,《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5期,第34页。
[27]《本司通饬各属中学堂监督及中西文教习来司集议改良事宜文》,《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8期,第23页。
[28]《本司札饬各属中学按照单开应行亟图改良遵办具报文》,《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5期,第34-36页。
[29]《中学会议时各监督对于中学意见之条议》,《直隶教育杂志》,1908年第19期,第108页。
[30]《本司详请会议改良中学改订教员薪费奉督批通饬遵办文》,《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11期,第22页。
[31]《本司详请会议改良中学改订教员薪费奉督批通饬遵办文》,《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11期,第23页。
[32]《宣统元年第三次直隶全省中学例会之记述》,《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第11期,第18页。
[33]《本司通饬各属警务农工经费不得在高等小学提拨应另行筹办札》,1906年第10期,第1-2页。
[34]《本司详请催提各处欠解省城师范经费办法文》,《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第5期,第33页。
[35]《本司遵院批通饬催提各处欠解省城师范学堂经费办法文》,《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第5期,第34页。
[36]《本司拟订学堂会计章程》,《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6期,第53页。
[37]《宣统元年第三次直隶全省中学例会之记述》,《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第11期,第28-32页。
[38]《本司详考查各属学务情形分别劝惩文并批》,《直隶教育官报》,1909年第20期,第37-38页。
[39]《直隶提学司详督宪请将玩视学务地方官分别记过停委文并批》,《北洋官报》,1910年第2609册,第4页。
[40]《护理直隶总督崔永安奏学务公所及直隶学校出力各员请奖折》,《政治官报》,1909年第791期,第18页。
[41]《本司详请学务公所会计科经理款项出力各员俯准委署优缺文》,《教育杂志》,1908年第18期,第31页。
[42]《本司详请学务公所会计科经理款项出力各员俯准委署优缺文》,《教育杂志》,1908年第18期,第32页。
[43]《护理直隶总督崔永安奏学务公所及直隶学校出力各员请奖折》,《政治官报》,1909年第791期,第17-18页。
[44]《直隶总督陈夔龙奏学务公所科员刘骏书等请奖片》,《政治官报》,1910年第842号,第8页。
[45]《直隶总督陈夔龙奏学务公所各员差满请奖折》《政治官报》,1911年第1320号,第11页。
[46]《北省学务成绩之一斑》,《申报》,1911年7月14日,第1张第4版。
[47]《直督袁奏历年办理学务情形折》,《直隶教育杂志》,1907年第2期,第2页。
[48]《护理直隶总督崔奏学务公所及直隶学校出力各员请奖折》,《北洋官报》,1910年第2309册,第3页。
[49]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76页。
[50]《藏园居士六十自述》,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76页。
[51]《札委学务处总办等》,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08页。
[52]《学堂筹建完备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辑端忠敏公奏稿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53页。
[53]《禀请考试教员》,《申报》,1907年3月7日,第2张第9版。
[54]《考试教员》,《申报》,1907年3月20日,第10版。
[55]《湖北提学使预提学款电文》,《四川教育官报》,1907年第9期,第116-117页。
[56]《归并学堂之政策》,《申报》,1907年3月5日,第2张第9版。
[57]《速成师范一律停办》,《申报》,1907年5月1日,第12版。
[58]《改通学之新章》,《申报》,1907年9月26日,第12版。
[59]《电饬弥补学堂经费》,《申报》,1907年9月18日,第11版。
[60]《提学司定期考察学堂》,《申报》,1907年5月13日,第11版。
[61]《鄂省开办视学讲习所》,《申报》,1907年11月28日,第2张第3版。
[62]《鄂提学注重经学》,《申报》,1907年6月30日,第11版。
[63]《勿庸来京陛见两则》,《申报》,1908年4月15日,第2张第2版。
[64]《半日学堂之规划》,《大公报》,1908年5月9日,第2张第2版。
[65]吴剑杰:《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70页。
[66]吴剑杰:《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5-155页。
[67]吴剑杰:《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43-546页。
[68]《监理官调查学务出入款目》,《申报》,1909年8月9日,第2张第3版。
[69]《鄂省官立学堂岌岌可危》,《申报》,1910年8月16日,第1张第2版。
[70]《鄂省饬停民立学堂津贴》,《申报》,1910年8月28日,第1张第4版。
[71]《鄂省规定学款之大要》,《申报》,1910年10月11日,第1张第3版。
[72]《鄂垣学务消极主义之近状》,《申报》,1910年8月29日,第1张第3版。
[73]《教员减薪殊难实行》,《申报》,1910年10月16日,第1张第3版。
[74]《鄂省管教员暂缓减薪原因》,《申报》,1910年11月12日,第1张第3版。
[75]《鄂学司催解学款之严厉》,《申报》,1910年11月17日,第1张第4版。
[76]《拟设学务研究所》,《大公报》,1908年10月3日,第3张第1版。
[77]《提学司高详请将玩视学务州县分别撤任记过文》,《湖北官报》,1908年第20期,第9页。
[78]《湖北提学司高详鄂督整顿州县学务严定章程文》,《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第7期,第29页。
[79]《视学员开会研究学务》《申报》,1909年7月25日,第1张第3版。
[80]《鄂学重申视学报告期限》,《申报》,1910年9月18日,第1张第3版。
[81]《本司札各县视学分别各门教育自为报告文》,《湖北教育官报》,1910年第7期,第3页。
[82]吴剑杰:《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
[83]吴剑杰:《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www.chuimin.cn)
[84]《本司详学部具报到任后办理学务情形》,《湖北教育官报》,1911年第8期,第1页。
[85]《本司详督宪整顿各府厅州县学务办法文》,《湖北教育官报》,1911年第2期,第4页。
[86]吴剑杰:《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48页。
[87]《本司详学部具报到任后办理学务情形》,《湖北教育官报》,1911年第8期,第1页。
[88]《本司详学部具报到任后办理学务情形》,《湖北教育官报》,1911年第8期,第1页。
[89]《本司详学部具报到任后办理学务情形》,《湖北教育官报》,1911年第8期,第2页。
[90]《本司详学部具报到任后办理学务情形》,《湖北教育官报》,1911年第8期,第3页。
[91]《本司详学部具报到任后办理学务情形》,《湖北教育官报》,1911年第8期,第1-4页。
[92]《陈制军奉谕入京陛见》,《申报》,1909年12月1日,第2张第2版。
[93]《派员接署学篆》,《申报》,1910年6月14日,第1张第3版。
[94]《鄂省学务公所之困难》,《申报》,1911年3月25日,第1张第3版。
[95]《本司详学部具报到任后办理学务情形》,《湖北教育官报》,1911年第8期,第1-4页。
[96]《核复湖广总督、湖北学司普通教育筹备事宜文》,《学部官报》,1911年第149期,第13-14页。
[97]《王学司普及教育之方针》,《申报》,1911年3月25日,第1张第3版。
[98]《本司札饬竹山县奖撤各教员并追缴各捐款文》,《湖北教育官报》,1911年第2期,第19-20页。
[99]《详报光绪三十二年年终豫省办理学堂情形文》,《河南教育官报》,1907年第17期,第20页。
[100]《通行各属拟订劝学所总董权限专章文》,《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19期,第401页。
[101]《通行各属拟订劝学所总董权限专章文》,《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19期,第401页。
[102]《详报光绪三十三年豫省学务办理大概情形文》,《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28期,第23页。
[103]《详报前抚吴宣统元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呈折请核文》,《河南教育官报》,1910年第70期,第580页。
[104]《札各府州县遵照现派省视学分路考察学务文》,《河南教育官报》,1907年第12期,第104页。
[105]《详报光绪三十二年年终豫省办理学堂情形文》,《河南教育官报》,1907年第17期,第20页。
[106]《详抚院三十三年各属办理学务分别优劣择优请示奖惩文》,《河南教育官报》,1908年第30期,第264页。
[107]《详复抚院遵议教育总会条陈学务改良办法文》,《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42期,第349页。
[108]《详报抚院三十四年豫省各属办理学务分别优劣择尤开折呈请核示文》,《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51期,第420页。
[109]《详报光绪三十四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41期,第345页。
[110]《改良私塾章程》,《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46期,第376页。
[111]《详报前抚吴宣统元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呈折请核文》,《河南教育官报》,1910年第70期,第579页。
[112]《奏陈派员考察各省筹备情形》,《申报》,1910年12月28日,第1张第5版。
[113]《详报学部宣统二年本省办理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11年第89期,第756页。
[114]《详报光绪三十四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41期,第345页。
[115]《详报光绪三十四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41期,第345页。
[116]《会详抚院请创建图书馆并拟订章程文 章程并院批附》,《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34期,第303页。
[117]《详报学部宣统二年本省办理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11年第89期,第756页。
[118]《札各府州厅遵照转饬所属一体筹办各项实业学堂文》,《河南教育官报》,1908年第15期,第132页。
[119]《详复抚院遵劄分饬修改各实业学堂名目课程文》,《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47期,第389页。
[120]《详报光绪三十四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41期,第345页。
[121]《详报光绪三十三年豫省学务办理大概情形文》,《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28期,第2页。
[122]《详报光绪三十三年豫省学务办理大概情形文》,《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28期,第3页。
[123]《详报前抚吴宣统元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呈折请核文》,《河南教育官报》,1910年第70期,第582页。
[124]《详报学部宣统二年本省办理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11年第89期,第759页。
[125]《咨藩司查照裁减第一小学余款补助各项学堂经费文》,《河南教育官报》,1908年第33期,第293页。
[126]《详报抚院拟减本届优拔贡单规费及全数捐筑旅汴专校请咨部立案文》,《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52期,第432页。
[127]《详报学部宣统二年本省办理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11年第89期,第759页。
[128]《详请准学务公所议长李绅时灿条陈筹款兴办学务文》,《河南教育官报》,1908年第15期,第126-127页。
[129]《会详抚院据教育总会条拟随粮捐税契捐补助学费请示饬遵文》,《河南教育官报》,1910年第61期,第505页。
[130]《详报前抚吴宣统元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呈折请核文》,《河南教育官报》,1910年第70期,第581页。
[131]《前升抚院张奏杞县职绅杜赐田捐亩建学请奖折》,《河南教育官报》,1907年第6期,第68页。
[132]《宜阳县禀绅士州同衔张恒泰慨捐学费恳照章给奖批》,《河南教育官报》,1907年第8期,第74页。
[133]《详报光绪三十四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41期,第345页。
[134]《详报前抚吴宣统元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呈折请核文》,《河南教育官报》,1910年第70期,第582页。
[135]《详报学部宣统二年本省办理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11年第89期,第758-759页。
[136]《详抚院拟定整顿各学堂款项并会计庶务章程》,《河南教育官报》,1908年第32期,第279-282页。
[137]《查视普通教育之报告》,《申报》,1910年6月27日,第1张第6版。
[138]清末,在全国办大学堂热潮的推动下,甘肃省于1902年开始耗巨资筹办大学堂。次年,预科性质的甘肃大学堂正式开学。1907年甘肃提学使司成立后,大力支持大学堂的发展。就1909年而言,甘肃大学堂岁支占全省各学堂经费总数的22.6%。当年,河南省的大学堂岁支比重为10.6%;教育最发达的直隶省的大学堂岁支比重为17.6%。学部总务司:《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学部总务司1909年,第19页。
[139]《详报光绪三十二年年终豫省办理学堂情形文》,《河南教育官报》,1907年第17期,第20页。
[140]《详报光绪三十四年办理本省学务情形》,《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41期,第345页。
[141]《通谕公私立学堂均须遵章妥定经费规则列表呈司核夺立案方准开办由》,《河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52期,第434页。
[142]傅林祥,郑宝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07页。
[143]《上谕》,《申报》,1901年9月17日,第2版。
[144]《陕甘总督升奏为填设学务处甘省自宜援照办理以符定章片》,《申报》,1906年8月2日,第20版。
[145]《陕甘总督升奏为填设学务处甘省自宜援照办理以符定章片》,《申报》,1906年8月2日,第20版。
[146]升允:《奏甘省遵章设立学务公所应支常年经费银两折》,档案号:04-01-38-0196-00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47]《署学司陈札饬严催各州县设立劝学所文》,《甘肃官报》,1908年第11期,第4页。
[148]《本司札各属教育会章程文》,《甘肃教育官报》,1909年第5期,第4-5页。
[149]《甘肃教育总会开会宣告语》,《甘肃官报》,1910年第5期,第22页。
[150]《箚各省提学使司迅饬州县将学堂名目表册送部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18期,第24页。
[151]《箚各省提学使司迅饬州县将学堂名目表册送部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18期,第24页。
[152]《箚甘肃提学使饬属申送学堂表册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29期,第157-158页。
[153]《箚甘肃提学使饬属申送学堂表册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29期,第157-158页。
[154]《札饬各属造齐统计表式文》,《甘肃官报》,1908年第3期,第5页。
[155]《本司札催各属学堂造汇历年历期分数表文》,《甘肃教育官报》,1909年第4期,第8页。
[156]《本司陈札各厅州县速办师范传习所以造教员而应急需文》,《甘肃官报》,1908年第5期,第3页。
[157]学部总务司:《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北京:学部总务司,1909年,第18页。
[158]《本司札饬各属中学堂暂行试办征收学费文》,《甘肃教育官报》,1910年第4期,第8-9页。
[159]学部总务司:《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北京:学部总务司,1909年,第16-17页。
[160]《陕甘总督长庚奏筹备宪政分别已办接办情形折(再续)》,《申报》,1910年7月20日,第2张第2版。
[161]俞明震:《觚庵诗存》,马亚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162]俞明震:《觚庵诗存》,马亚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1-282页。
[163]《甘肃新政腐败史》,《新闻报》,1911年6月8日,第1张第3页。
[164]《京师近事》,《申报》,1911年6月8日,第1张第6版。
[165]《新甘督与旧甘督》,《申报》,1909年7月2日,第1张第3版。
[166]《新甘督与旧甘督》,《申报》,1909年7月2日,第1张第3版。
[167]《新甘督与旧甘督》,《申报》,1909年7月2日,第1张第3版。
[168]详见《升允负气陈请开缺之原奏》,《申报》,1909年6月30日,第1张第5版。
[169]《新甘督与旧甘督》,《申报》,1909年7月2日,第1张第3版。
[170]《长庚奏请添设甘肃巡抚》,《申报》,1910年8月28日,第1张第4版。
[171]详见学部总务司:《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北京:学部总务司,1909年,第19页。
[172]《署学司陈批庄浪县申复辖境番蒙学堂尚未议定文》,《甘肃官报》,1908年第6期,第3页。
[173]《北京电》,《新闻报》,1909年4月23日,第3页。
[174]《各省司道调京查验消息》,《申报》,1909年7月1日,第1张第4版。
[175]《京师近事》,《申报》,1909年8月1日,第1张第5版。
[176]《腐败不堪之学使》,《申报》,1910年4月14日,第1张第4版。
[177]佚名:《甘乱杂志》,东京:东京同文社印行,出版年不详,第35页。
[178]《上谕》,《申报》,1910年8月23日,第1张第3版。
[179]《甘肃新政腐败史》,《新闻报》,1911年6月8日,第1张第3页。
清末教育宗旨的萌芽教育宗旨植根於教育思潮,而教育思潮又植根於社會狀况;换言之,教育宗旨實爲一種意識形態之比較具體的表現。因爲社會狀况變遷不居,所以教育宗旨也無法使它具有永久性。中國現代教育宗旨可説從此萌芽。這種“中體西用論”實可視爲初期教育宗旨的雛型,而且一直影響到清朝覆亡爲止。從光緒二十四年到二十九年這六七年間,雖還没有成文規定的教育宗旨,但已經粗具雛型。......
2023-11-01
清末新政初期,湖北教育曾经盛极一时,在全国各省中曾位居前列。然而,自1909年起,湖北教育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瑞澄上任后,于当月委派马吉璋署理湖北提学使。面对困境,高凌霨采取停办原有学堂、减发教管人员薪金、催解学堂捐等“节流”举措勉强维持湖北教育。可以说,由于受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湖北教育出现由盛而衰的局面。......
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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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9
甘青新考察小组共11人,走进甘肃省、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时15天,行程约3200公里。甘青新小组成员与各地电化教育机构及学校人员充分交流,其中包括大学2所,中小学9所,电化教育馆(中心)4家。本次共计培训教师400人,包括甘肃省酒泉市200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200人。......
2023-11-20
當時學部奏請明定教育宗旨爲“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學部的奏摺上於三月,到四月二日,上諭公布教育宗旨,并對於五項加以扼要的説明。綜觀上述史料,可見學部所定五項教育宗旨,仍是因襲舊説,未脱“中體西用論”的窠臼。我們如果將這民國新定的教育宗旨與清末舊頒的教育宗旨一比較,很可以了然它們的异同。......
2023-11-01
“馨德教育”是核心价值观培育平台,包括“3336”馨德教育、“馨德大阅读”“快乐足球”“校园电视台”四个方面。一是“3336”馨德教育润“心”。每周日下午学生到校后,全体师生齐聚学校道德讲堂,由值周教师和班内推荐的学生,按照馨德教育教案设计,开展“爱祖国、爱劳动、爱学习,节水、节电、节粮,国情、县情、校情,诚、善、法、书、美、健”等正三观、树形象的修身教育。二是“馨德大阅读”修身。......
2023-11-07
第五节国内信用担保机构发展历程与现状一、发展历程我国信用担保行业是一个自身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紧密联系的新兴行业。回顾我国信用担保体系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的通知》,对担保机构减免3年营业税。各省级政府根据中央政策,陆续出台了融资性担保机构规范文件,明确了监管部门。......
202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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