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教育发展：由盛至衰的反思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清末新政初期，湖北教育曾经盛极一时，在全国各省中曾位居前列。然而，自1909年起，湖北教育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瑞澄上任后，于当月委派马吉璋署理湖北提学使。面对困境，高凌霨采取停办原有学堂、减发教管人员薪金、催解学堂捐等“节流”举措勉强维持湖北教育。可以说，由于受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湖北教育出现由盛而衰的局面。

清末新政初期，湖北教育曾经盛极一时，在全国各省中曾位居前列。然而，自1909年起，湖北教育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那么，为何会出现这般景象？从省级教育行政管理的角度分析，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

（一）提学使趋于频繁变更

1906年5月，经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保，学部任命黄绍箕为湖北提学使。是年12月，黄绍箕正式就任提学使后，开源节流，积极整顿具体学务，为清末湖北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1908年1月，黄绍箕去世后，湖广总督赵尔巽任命高凌霨署理提学使一职。然而，不到两年，湖北政局大变。1909年11月，时任湖广总督陈夔龙调任直隶总督之时，任命高凌霨署理藩司布政使，江汉关道齐耀珊署提学使。^[92]1910年4月，瑞澄就任湖广总督。瑞澄上任后，于当月委派马吉璋署理湖北提学使。但不足两个月，即6月14日，由于“马署司已奉旨擢授湖北臬司”，瑞澄改委候补道李孺署理湖北提学使。^[93]8月，瑞澄派高凌霨回任湖北提学使。9月，清政府任命高凌霨补授湖北布政使，并任命王寿彭为湖北提学使。11月25日，王寿彭才正式就任提学使。由上可知，1906年5月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5年多时间里，湖北提学使先后更换7人次。其中，1909年起就更换了6人次，任期均为若干月。可以说，因湖北政局动荡产生的不正常的人事变动，致使提学使司自1909年底以来难以强有力地整顿与扩张省域教育事业，更遑论有何显著成绩。

（二）经费筹措日趋艰难

充足的经费是提学使司顺利施政，以及省域教育事业得以扩张的物质前提。1909年4月以前，湖北学务经费，尤其省城学务经费有着稳定的来源，因此经费颇为充足。然而，1909年4月后，经“清理财政”后，湖北学务经费的重要来源——盐井加价的四分之三提归中央财政，致使提学使司陷入“巧妇难为”的尴尬处境。自此，时任湖北提学使的高凌霨、湖广总督陈夔龙等与中央度支部据理力争，但最终也未获度支部允准。面对困境，高凌霨采取停办原有学堂、减发教管人员薪金、催解学堂捐等“节流”举措勉强维持湖北教育。但问题在于，这些举措大多未能得到落实。比如，减发教管人员薪金因教职员强烈反对而未能实施；各属学堂捐迁延不解者甚多。1910年11月，新任提学使王寿彭视事后，曾拟定了整顿与扩张湖北学务的详细计划，但当时面临着学款难筹的棘手难题。1911年3月，据学界透露：“湖北全省学务公所按月应发薪水费用等款虽经迭次备文请领，迄未给发。兹因鄂省财政一空如洗，其窘象达于极点。而学务公所指定之捐款则又零星散杂、延不凑解，现在所赖以支持者恃有积存款项一万余两，下月以后又规复各属门捐厘税亦可谓困难之甚矣。”^[94]为了从困境中突围，王寿彭强行实施裁减教职员薪水、核减省城学堂经费、下放小学办学权、整顿与核减地方学款等举措来整顿与扩充学务，但其在实践中很难解决经费短少与学务扩张之间的矛盾，故他的计划未能有效落实。

（三）施政重点不断倾向省垣(www.chuimin.cn)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上，湖北新式学堂兴办较早。这些学堂大多属于中高等层次，规模宏大，耗费巨大，且主要聚集于省城。这一办学传统深刻影响了1906年后湖北提学使司的施政重点。总的来看，1906年至1911年，随着中高等学堂的规模不断扩大，湖北提学使司的施政重心不断偏向省城。

这首先表现在资源配置上。从黄绍箕开始，湖北提学使司通过汲取地方学务资源的行政手段，逐渐走上“省城优先”的施政路子。1907年9月，黄绍箕下令将各属五成学堂捐提归学务公所来办理省城高等专门教育。到1910年，王寿彭执政时期的湖北提学使司，在汲取地方资源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省款办省城学务，地方款办地方学务”的行政方针。其中，地方学款实行就地筹措的原则。由此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地方的初等教育经费难以得到保障。提学使王寿彭曾直言不讳：“各州县学务局面原较省垣，为小学款支绌，到处皆然。”^[95]为了改变地方办学困境，湖北提学使司采取加强各级视学的视导工作、通饬地方划清学款界限，严定收支章程等相关举措，但对于如何有效筹措地方学款始终未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与方案。

其次，行政计划中重视省城中高等教育，忽视地方初等教育。经湖北提学使司悉心筹划，省城高等专门学堂无论在经费配置上，还是校舍、学生、教员、班级、课程上日趋扩充与完善。与之相对，地方教育则频出计划失当的问题。1909年，高凌霨曾遵照学部颁发的《分年筹备事宜表》，依据“先缓后急”的原则制订《湖北普通教育筹备表》。对此，学部却提出批评：“逐渐增加小学数目互有参差，宣统八年增加之数当宣统四年之两倍，与宣统三年较几及五倍。……初等教育关系宪政最为重要，亟应提前赶办，该省预筹逐年增加数目前后多寡未免倒置。”^[96]这实与湖北提学使司对初等教育的迫切性认识不足有关。1911年3月，王寿彭执政时期，湖北提学使司通饬各属：“照得国会年限缩短，普及教育亦必提前赶办，并闻学部不日派员来鄂调查，关系何等重大。举凡已设之学堂内容、功课未臻完善者务各随时改良，其应设之学堂虽经费无出亦应由地方设法成立，以期教育普及而符定章。”^[97]由此来看，提学使司实际上为应付学部视察，要求各属进行“办学突击”。在此情况下，湖北初等学堂数量得以扩张，但质量难以保证。比如，1911年初，省视学周兆熊视察竹山县学务后发现：“初等小学虽禀报四十余堂，官立仅西关、南关两堂大致可观，乡见抽查数堂，学生均属寥寥，功课亦甚杂乱，其宝丰公立一堂竟至两教员，并学生不知去向，门户深闭，满屋尘封，堂上桌椅交错，似近日并未曾上课者。”^[98]如此凑数之学堂，自然不能担负起清末普及教育的重任。

通过分析可知，1909年后，湖北提学使司遭遇了诸多困境。这既有政局日趋动荡等客观原因，也有提学使司施政重点偏颇、计划措施失当等主观原因。可以说，由于受复杂的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湖北教育出现由盛而衰的局面。历史个案表明，一省政局稳定与否、提学使任期稳定与否、行政重点和计划失当与否等，均会深刻影响省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其中的历史教训，值得今人汲取。

湖北教育发展：由盛至衰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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