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提学使司选任方式分析：学部定夺vs地方权威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比照正式公布的提学使名单，此次会议中提出的人选基本被采纳。（二）学部尚书直接定夺这种任命方式在提学使司缺席颁布初期较为普遍。对此，学部“准其暂行留粤”[15]，并任命于式枚署理广东提学使。（四）督抚自行委任，中央备案清末，这种提学使任命方式也相当普遍。从上述多元任命方式可以得知，学部在提学使任命中，其实并无绝对的人事权。与之不同，地方督抚、御史、摄政王等人在各省提学使任命中却经常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

（一）学部会议面举

1906年5月，学部颁布提学使名单前，曾开会专议提学使人员问题。会上，荣庆请严修、罗振玉、汪康年、张元济等与会堂官“各举堪任之人，众又默然，莫肯先发”。于是，左侍郎严修率先提议，“诸君且下堂，以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之可也”。荣庆则认为，“不如即席面举所知”。罗振玉“举沈太守曾植、黄学士绍箕、叶编修尔恺”。对此，汪康年、张元济“两君皆首肯，愿同举”。此外，张元济另举汪诒书一人。会后，部分堂官对会上所提的个别人选持反对意见，“部员数人同上说帖，力诋沈（曾植）为腐败顽固，万不可用。其人盖皆曾任小学教员者也”，但“所言无效”^[13]。比照正式公布的提学使名单，此次会议中提出的人选基本被采纳。

（二）学部尚书直接定夺

这种任命方式在提学使司缺席颁布初期较为普遍。据时人反映，第一批提学使中，浙江提学使支恒荣、甘肃提学使陈曾佑、山西提学使锡嘏、新疆提学使杜彤均为学部尚书荣庆所定。任命原因是，支恒荣为“荣相之师”，陈曾佑于1905年时“上停止学生给予科名折，为荣相所赏”，而锡嘏和杜彤是“堂官同乡”。^[14]

（三）地方督抚保荐，学部提请任命

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地方督抚的军事、财政、人事、行政等权力不断扩张。与之相应，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式微，由此形成“内轻外重”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格局。为了顺利贯彻中央教育法令，学部尽力采纳地方督抚有关提学使人选的提议。可以说，此种选任方式在该时期也较为普遍。比如，早在首批提学使名单公布前，两广总督岑春煊“有电至京，奏留于（式枚）学使在粤办理学务事宜”。对此，学部“准其暂行留粤”^[15]，并任命于式枚署理广东提学使。(www.chuimin.cn)

（四）督抚自行委任，中央备案

清末，这种提学使任命方式也相当普遍。比如山西，提学使锡嘏于1909年3月病故后，是年5月24日，清廷任命汪诒书补授山西提学使。然而半年后，即12月23日，据《申报》报道称：“升授晋抚丁宝铨奏请以汪诒书署藩司，翁斌孙署学司。”^[16]再如奉天，1911年11月，提学使卢靖呈请给假省亲，遗缺由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委翰林院编修邵章署理。他认为邵章“学识优长，堪以委令署理”，中央内阁只好以“知道钦此”回应。^[17]

（五）御史等人保荐，由摄政王任命

1908年11月，载沣就任摄政王后，在提学使人事任命问题上，“架空”学部，自行拍板决定提学使人选。1909年3月9日，摄政王载沣发布上谕：“赵启霖着以道员用署理四川提学使，钦此。”^[18]赵启霖能够署理四川提学使，得益于一位御史的推荐。“某御史以四川道御史谢远涵丁忧，所遗之缺奏保赵启霖补授。摄政王已为嘉纳，饬电赵启霖内用，而赵复电不愿内用。摄政王鉴于其忠直，故简以外任清贵之差。”^[19]再如，1910年10月，摄政王任命王寿彭署理湖北提学使。王寿彭为癸卯科状元。他上任的原因是“王本某相国门下，王于进士馆毕业后即谋得提学使记名”。由于“该科鼎甲中如左、杨诸人均已外放，王亦未便向隅，故有此次之简命”，王寿彭被摄政王载沣召见时，要求他“将来到鄂，务必认真学务，毋使放任，致遭物议”^[20]。

从上述多元任命方式可以得知，学部在提学使任命中，其实并无绝对的人事权。易言之，提学使任命权不完全由学部来掌控。与之不同，地方督抚、御史、摄政王等人在各省提学使任命中却经常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为此，1909年2月，学部曾奏请将各省提学使由部开单请简，认为“维新之要，首重学堂。学堂之兴，全赖学司之提倡，得人则进步自易。拟请嗣后简放提学司由臣部开单请旨特简”，但“奉旨不准”。^[21]枢臣们的理由是“监司大员若任请简，恐开倖进之门，且部臣权力似亦大无限制”^[22]。这说明，学部曾经想夺回提学使任命之话语权，但其努力最终还是落空了。

清末提学使司选任方式分析：学部定夺vs地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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