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省域教育领导者：提学使司研究

2023-11-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在该书中，编者并未系统考察湖南提学使司整顿与规划地方教育事业的过程、成效及困境。许顺富的《湖南绅士与晚清教育》一文从社会史视角考察了清末湖南士绅对湘省地方教育事业的影响。

1.教育史研究取向

这种取向的研究多从教育内部系统考察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代表性著作有：孙茀侯著的《浙江教育史略》（1931）中介绍了清末浙江省高等教育、留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的概况^[30]，为笔者了解当时浙江省提学使司工作重点有较大帮助。但该书未涉及浙江提学使司在推进地方教育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实效、问题与困境等内容。刘海峰，庄明水主编的《福建教育史》（1996）中，用丰富的数据和实例介绍了清末十年福建省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状况，有助于从宏观上了解清末福建教育的发展状况。然而，该书对福建提学使司是如何整顿、筹划、管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等问题鲜有探讨，有待深入分析。20世纪90年代末起，《辽宁教育史》《湖南教育史》《甘肃教育史》《河南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史》《浙江教育史》等一大批地方教育史研究成果陆续出版。这些著作中，编者运用数据及学堂实例等资料说明了清末省域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情况，以及学校课程、教材、教法等内容。其中对各省提学使司整顿地方教育事业的举措有不同程度的介绍，但不系统，至于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则少有分析。以周秋光等人主编的《湖南教育史》为例，书中运用大量数据或学堂个案介绍了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情况。编者指出，湖南中小学堂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的大力提倡与扶持，具体表现为“专门设立相应的教育行政机关和考核制度对教育进行严格的管理”^[31]。然而在该书中，编者并未系统考察湖南提学使司整顿与规划地方教育事业的过程、成效及困境。

有关代表性论文有：孟祥跃的《清末民初直隶私塾改良研究》（2010）论文中介绍了直隶提学使司改良私塾的举措，如颁布改良私塾规章、设立学武改良研究会等，认为直隶私塾改良法令的颁布，使地方私塾改良工作有了政府法令保障。^[32]但文中缺乏对直隶提学使司改良私塾举措的成效与困境的具体分析。黄向辉在《近代广西私塾改良探研》（2010）中介绍了广西提学使司私塾改良的举措，认为提学使司通过采取设置管理私塾改良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塾师研究所、制定私塾改良章程等举措，有效地限制了私塾设置无序的状况、培养了一批新式教员，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私塾教学制度化。^[33]但文中并未考察广西提学使司整顿私塾工作的不足与困境。王利果的《清末十年河南新式小学堂研究》（2011）一文梳理了1901年至1911年间河南新式小学堂发展的历程，文中对河南提学使司的举措也有所述及。作者认为，河南提学使司采取培养办学人员、分区劝办、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培养检定师资等措施发展小学教育。^[34]但作者未谈及各项措施的成效与局限。许庆如在《变革与传承：近代山东乡村教育研究（1901—1937）》（2012）中梳理了清末及民国时期山东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其中也述及清末山东提学使司的一些举措，如颁布相关规章、设立全省单级教员养成所等，并通过个案对其实施成效做了分析。^[35]但因篇幅所限，作者未对山东提学使司整顿乡村教育的实况及效果做系统考察。

2.政治社会史研究取向

该研究取向的学术成果，重点关注督抚和绅士对地方教育事业的作用，以及地方教育对清末地方社会变迁的意义。代表性著述有：苏云峰著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1976）考察了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推行湖北教育改革的诸项举措。在作者看来，清末湖北教育改革是相当成功的，成功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张之洞这个政治领导人的因素。^[36]书中也介绍了黄绍箕和高凌霨任湖北提学使期间规划全省学务的一些举措，但因本书重点是研究和突出张之洞的所作所为，故对湖北提学使司与地方教育事业的关系着墨较少，有待深入挖掘。袁轶峰的《清末江西新式学堂与社会变迁》（2005）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了清末江西新式学堂发展概况、新式学堂经费来源及其问题、学堂风潮等内容。作者认为清末江西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发展，对地方社会变迁具有开风气之先、培育新型知识分子、促进社会思辨的意义^[37]，但该文对江西提学使司推进新式学堂的举措与作用并未触及。许顺富的《湖南绅士与晚清教育》（2009）一文从社会史视角考察了清末湖南士绅对湘省地方教育事业的影响。作者指出，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转型过程中，湖南绅士开始由旧文化资本占有者向新文化资本占有者转变，主导了清末湖南的教育改革，但由于他们对教育改革的心态各异，因而转变程度有高有低，使湖南教育改革呈现出复古与求新、变形与变体的矛盾冲突。该文也简要提及湖南学务公所，认为“它为地方绅士正式介入学务提供了合法的渠道”^[38]，然而文中并未具体考察学务公所的绅士群体影响湖南地方学务的过程。夏益军的《袁世凯与清末民初教育》（2011）是研究袁世凯教育活动的一项标志性成果。该文考察了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时期的兴学活动。作者认为，袁世凯在任期间，创办直隶省城大学堂、拟订《直隶中学堂暂行章程》和《直隶小学堂暂行章程》、筹集办学经费等，从而使直隶兴学之风大开，办学水平居于全国前列。^[39]该文对了解清末直隶教育概况有一定帮助。冉杰在《清末锡良治川研究》（2014）中，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四川总督锡良在川的办学活动。在作者看来，锡良积极培养师资、考察西学、延聘教学、广筹学款、严定奖罚，并积极创办各级各类学堂，从而使四川社会风气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40]然而，上述举措的推行是否仅是锡良一人所为？清末四川教育的成功是不是锡良一人的功劳？这个问题有待深入探讨。连振斌、黎志华的《清末江西巡抚与江西教育近代化》（2015）一文梳理了江西督抚推进江西教育近代化的种种举措，如对新式教育权力的获取、新式学堂教育体系的构建、创立各类专门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作者认为，通过这些举措，江西产生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为江西事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对江西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1]此文有助于明了清末江西督抚的兴学活动。(www.chuimin.cn)

3.综合性研究取向

该取向的成果多从清末地方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深刻转型的背景下，综合考察地方教育事业。代表性著述有：郭艳波的《清末东北新政研究》（2007）从清末东三省政治、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了东北地区新式教育机构的运作、办学经费、学堂发展概况等内容。文中，作者简要梳理了东三省提学使整顿地方教育的一些举措，如奉天提学使张鹤龄呈请设立教育官练习所、奉天及吉林提学使司颁行私塾改良章程等，但很不系统。而且，作者在介绍学堂创办情况时，重点突出历任督抚的作为，认为历任督抚重视学堂教育，大力兴办大中小学堂，从而促使东北向近代社会迈出了坚实的步伐。^[42]李栋在《山东清末新政研究》（2013）中，从清末山东推行新政的大变革视角出发，考察了山东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教育经费筹集几个方面。^[43]其中，作者列举了山东提学使司整顿地方的举措，但限于篇幅，未具体展开。此外，作者在考察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时，仅用统计数据和学堂实例介绍之，而对山东提学使司与地方教育事业的关系尚未探讨。王园园的《晚清广东提学使司研究》（2014）探讨了广东清末新政时期政治、经济、教育变革背景下，提学使司与新式教育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著者认为，广东提学使司成立后，大力推进新式教育规范化，高度重视留学及南洋华侨教育，充分发挥省视学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广东提学使司不断完善自身的教育行政职能，在强化对全省教育控制权的同时，其教育行政的规范化与专业化也在不断增强。^[44]此文对于了解广东提学使司兴学举措提供了重要途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文中对广东提学使司推行地方新式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及遭遇的困境论述较少，留待进一步探究。

从上述成果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清末地方教育研究的取向呈现多元发展趋势，且各自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教育史研究取向”的成果主要从教育系统内部考察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概况，并以丰富的数据和学校个案说明之。其中虽涉及提学使司整顿地方教育的一些举措，但很不系统。从某种程度上讲，既有研究展现给读者的清末各省教育，是一幅在没有领导主体的情况下“自行发展”的图景。至于管理一省教育的主体（如提学使司）是否发挥了作用，缺乏实证研究。“政治社会史研究取向”的成果改变了前种成果忽视地方教育推动主体的局面，重点突出地方督抚、士绅对地方教育事业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变革对地方社会变迁的意义，但同样对提学使司这一地方教育领导主体的作用缺乏细致考察。“综合性研究取向”的成果多从清末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变革背景中综合考察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其中对提学使司与地方教育的关系有一定描述，但不系统，缺乏对提学使司整顿地方教育事业举措、成效及面临困境的具体分析。

清末省域教育领导者：提学使司研究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