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向心灵之路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但即使是“本无”宗这样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哲学，最后也遭到了僧肇的否定。也就是说，原来人们一向认为属于天神的智慧，其实也属于每一个人。也就是说，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二者之间，本无绝对界限，只有一念之差。于是，作为佛教宗派之一的禅宗，竟取代传统老庄之学，成了儒家的互补结构。而当它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进入中国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心理之中时，它也就由宗教变成了美学。......
2023-12-07
海德格尔与佛教美学对比研究成果
【摘要】：海德格尔与佛教美学思想的比较主要是和禅宗美学的比较。除了上述学者,前文论述过的张祥龙和彭富春对海德格尔与禅宗美学亦有相关论述。但总体而言,相比道家和儒家思想,海德格尔现象学与佛教美学的对话目前尚显得单薄,还没有出现比较研究的专著,对佛学经典文本的诠释还未展开。
海德格尔与佛教美学思想的比较主要是和禅宗美学的比较。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它源自印度厌世苦行的佛教,却走向了中国化的人生诗意与生死的审美解脱,是使佛学进入诗意生活,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影响甚大。禅宗美学以中国式的特有的方式解决了海德格尔所谓感性个体在世之中存在,以及这一当下存在如何向死和如何而生的问题。禅宗强调妙悟直观,不离开丰富的感性世界但又直接指向终极的实在,即色即玄,不脱离形象而进入自由之境。这些都与现象学美学方法十分契合。
目前学术界海德格尔现象学与佛学美学(主要是禅宗美学)比较研究的特点是起点不晚,但是学者和成果偏少,只有一些零星的成果。如史可扬、班秀萍的《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海德格尔与禅宗审美体验论比较》(《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认为二者在诗意的居住和人生的真谛方面有共同之处,指出禅宗演化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参透禅机即在生活中已经超凡入圣,正是在顿悟中,意义向人生成,人返回本真,不舍生死而入涅槃。海德格尔诗意的居住,禅宗本真的存在,这些都是意义的显明,存在的澄明。俞宣孟的《从海德格尔到禅》(《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3期)指出二者最大的特点是当下体验,海德格尔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很大改变。姚治华、夏志前的《大圆满及海德格尔的四维时间》(《现代哲学》,2006年第1期),强调有别于科学时间的当下发生和呈现意义上的时间。此外还有倪梁康的《海德格尔思想的佛学因缘》(《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等论文,因为几乎不涉及美学内容,这里就不再论述。
致力于在禅宗美学和海德格尔现象学比较研究方面集中研究探讨的是潘知常,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如《禅宗的美学智慧——中国美学传统与西方现象学美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中国美学的思维取向——中国美学传统与西方现象学美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中国美学的现象学诠释——中西比较美学研究中的一个世纪性课题》(《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等。在《禅宗的美学智慧——中国美学传统与西方现象学美学》中,潘知常认为中国美学从庄子“以道观物”到郭象“以物观物”到禅宗的“万法自现”是向西方现象学美学(主要指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美学)一步步逼近的过程,而这一点正是禅宗美学给中国美学带来的新智慧和新起点,主要表现在由“象”入“境”:“假如‘象’令人可敬可亲,那么‘境’则使人可游可居,它转实成虚,灵心流荡,生命的生香、清新、鲜活、湿润无不充盈其中。其结果,就是整个世界的真正打通、真正共通,万事万物之间的相通性、相关性、相融性的呈现,在场者与未在场者之间的互补,总之,就是真正的精神空间、心理空间进入中国美学的视野。”[15]《在对话中重建中国美学》(《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潘知常认为由于海德格尔及其现象学美学处于西方美学传统的终点以及当代美学起点的位置,其尝试突破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思维模式,因而与中国美学意外邂逅,此也为中西思想文化的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海德格尔及其现象学美学正是这可以接通中西方美学的根本精神的“一线血脉”。(www.chuimin.cn)
赖贤宗在《道家禅宗、海德格与当代艺术》还谈到天台宗的一心三观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比较,认为一心三观,内观为空,外观为假有,最后是现象学的当下直观:直观明白当下一念心所在的世界存在之真际。由此天台三观是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诠释学”(Hermeneutik des Daseins),对于人作为在世存有的一种存在分析(实存分析)。在禅宗方面,赖贤宗指出六祖慧能用“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来形容佛性,“佛性”是一个自生自现的体验,而不是一种理论,此自生自现,类似于即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发生。赖贤宗指出诗禅互通,诗境禅境互通,并都同海德格尔的存有思想互通:“在此,诗的本体和禅的本体是一致的;以禅入诗,提升了诗的空灵悲切的意境;而以诗入禅,则如前述郭庵禅师的《十牛图》中的第九、十图,是禅的三味之美透过水流花开(返本还源)、廛市言行(入廛垂手)所呈现的灵动技巧的大用。因此可见海德格尔的存有思想与东方本有的禅诗一致一说,对于跨文化美学的可能贡献。”[16]作者认为康德崇高美学是建立在表象性思维之预设上,海德格尔的发生超越了表象性思维。中国美学家王国维、宗白华和朱光潜都曾用康德美学来描述中国美学,因此改用现象学描述中国美学更有意义。
除了上述学者,前文论述过的张祥龙和彭富春对海德格尔与禅宗美学亦有相关论述。此外,李章印的《理解人生:从海德格尔到佛教》,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提出“海德格尔对本真缘发和顺随的现象学分析可以开启一种对佛教缘起学说及其随缘主张的新阐释”。[17]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佛教美学研究著作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海德格尔,但是也可以看出二者思想的很多相通之处。如祁志祥的《中国佛教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刘方的《中国禅宗美学的思想发生与历史演进》(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论述的即色即玄、圆融、直觉妙悟、当下体验、现量、生命的诗境等都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美学有某种亲缘性。但总体而言,相比道家和儒家思想,海德格尔现象学与佛教美学的对话目前尚显得单薄,还没有出现比较研究的专著,对佛学经典文本的诠释还未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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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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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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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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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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