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崩乐坏”的反思：非儒家春秋战国是早熟的封建社会从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历史转折关头。礼乐文化和儒家学说的头号劲敌是墨家学派。的确，就其对礼乐文化和儒家学说的批判而言，法家较之墨家也更为深刻。韩非所提出的“矛盾”学说忽略了矛盾双方可以互相转化而达到统一，这并不奇怪，他只能在自己设置的两难命题中走向艺术与审美的取消主义，而他对儒家学说和礼乐文化的批判，也就很难达到真正的深刻。......
2023-12-07
海德格尔与儒家美学的比较研究结果
【摘要】：海德格尔与儒家美学的比较我们可以分别从原始儒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三个时期来看。在宋明理学阶段,主要是王阳明心学和海德格尔现象学比较,如张世英的《进入澄明之境——海德格尔与王阳明之比较研究》指出人能与天地万物一体而进入澄明之境。现代新儒学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倪梁康在《牟宗三与现象学》中指出该文只是对这个关系的初步梳理,相信汉语学术界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还会进一步展开。
孔子的儒学亦不是逻辑概念本体论,而是强调一种生活中发生的涵咏体验。儒家强调中庸之道,实诚等都具有现象学符合事情本身之意,儒家以善储美,但是最后仍然是通向一种审美的自由之境,艺术在孔子的教育和人格境界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海德格尔与儒家美学的比较我们可以分别从原始儒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三个时期来看。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儒学似乎也有渐入春天之势头,而且一直以来,儒学都尽量是回到原始儒学,正本清源,重新诠释,此为作为对汉代儒学政治化的修正以及和当前西方思想对话的需要,其中既诠释原始儒学,又坚持中西比较对话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是张祥龙。虽然张祥龙在国外完成了博士论文Heidegger and Taoism(《海德格尔与道家》),但他的思想旨归归于儒家,出版了《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1年)等相关著作以及大量论文。正如前文指出,在张祥龙那里,海德格尔与中国传统思想比较的根本点是将终极视域理解为发生的,而这种发生的现象正是美的,并且儒道相通,仁和道的最高境界都是存在的纯境域的构成。在《现象学视野中的孔子》中,张祥龙认为如果按照西方概念化思路看待孔子,只是一个道德常识,但是按照现象学去看,则能感受到一阵阵活泼机变的夫子气象,而后世宋儒将孔子的仁学改变为形而上学的道德学说而变得走样。张祥龙认为“艺”是理解孔子为人的一个关键,而“艺”最根本的是让人达到一种时机化的境界,而董仲舒之后的儒学则失去了这种生机。如孔子对音乐的描述,认为音乐是原发时间的艺术:“乐其可知也。始坐,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11]这是关于境界的纯描述,不是关于任何对象的叙述。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孔子的儒学和海德格尔思想一样弥漫着美学特征。张祥龙用此现象学观念解释《学而》篇:“简言之,‘学’是这样一种活动,他使人超出一切现成者而进入一个机变、动人和充满乐感的世界。”[12]此外,黄玉顺发表了《复归生活重建儒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论纲》(《人文杂志》,2005年第6期)等数十篇论文致力于开拓儒家和西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比较沟通,并强调其提出的生活儒学也是儒学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融通,但他对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解读以及提出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等论点值得商榷。
在宋明理学阶段,主要是王阳明心学和海德格尔现象学比较,如张世英的《进入澄明之境——海德格尔与王阳明之比较研究》(《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指出人能与天地万物一体而进入澄明之境。林丹的《日用即道——王阳明哲学的现象学阐释》(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延续了张祥龙的基本观念,推进了儒家思想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从朱熹到王阳明,类似于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亦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学式的问题。“王阳明思想的‘心’往往意味着对于生活境遇的‘投入’ 和切己的领会。而首先不是主体性的、观念化的理性思维,更不是‘主观意志’。‘心即理’这一命题的涵义是把‘理’置于直接可领会的生活境遇之中。此‘理’是生活境域中的活生生的‘活理’,不再是脱离构成域的概念本质和规律。”[13]林丹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融化着活的终极思想境界,是阳明思想与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的相通之处。(www.chuimin.cn)
潘立勇的《一体万化——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也主要是比较王阳明和海德格尔,并且突出了二者的美学特征,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洋溢着一种境域中生成、呈现的时机化的构成识度,阳明的心学美学极为圆熟地体现了这种构成识度,总的来说,终极即构成,境界即呈现,良知呈现即是美,而这是一种现象学美学。潘立勇同样指出儒家道德的审美化:“‘仁’绝不只是一个道德原则,而是一个总能走出自我封闭的圈套而获得交构视域的存在论解释学的发生境界,与诗境、乐境大有干系。这就是不离人生世间而又能构成尽性尽命、诗意盎然的澄明境域。”[14]作者指出艺术趋于人生化和道德化,道德则趋于艺术化和审美化,两者的有机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两大基石,这表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蕴涵着深刻的审美精神。潘立勇认为儒家的“诚”其意为故能安其真性如如地呈现,诚者之境,就是这种一如其真的真理世界,而天地万物之美,正是在这种本真的境界中直观呈现。
现代新儒学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倪梁康在《牟宗三与现象学》(《哲学研究》,2002年第10期)中指出该文只是对这个关系的初步梳理,相信汉语学术界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还会进一步展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现代新儒学思想家虽然没有或者很少提到海德格尔,但是其论述却让我们发现二者有很多相通之处。如熊十力在其《新唯识论》《原儒》等论著中强调的体用不二、翕辟相生、显隐、流行、生生等思想。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更是明确指出儒释道三教都是一体呈现的现象学意义。以上这些无疑都与海德格尔致力论述的现象学的生成显现之义有相通之处。还有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方东美的《生生之美》等,更是从美学上彰显中国思想的现象学精神以及与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家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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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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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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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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