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有人会认为社会儒学和温和的至善论之间或许存在着更恰当的逻辑联系。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先从反面证明社会儒学是否可以支持温和的至善论。笔者以为,强制与非强制是区分极端和温和至善论的关键。就此而言,其温和至善论只是半吊子的一厢情愿的“温和”。温和至善论是一种国家哲学,涉及的是国家的职能,其处理和针对的必然是涉及他人的。......
2023-11-16
正如上文所言,传统儒学从精神气质上是追求至善论的,特别是国家至善论。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一个道德工具,其必须促进道德价值。[13]就此而言,其对政治的思考是一种伦理化的思考。这也说明,儒家政治学天然就是儒家政治哲学。当然了,国家中立本身也是对国家的一种特殊的伦理学思考。正如个体的行为有一些禁令一样,政府的行为也是如此。而国家中立就是关于政府行为的一种最新思考。笔者曾经对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予以了新定位,从而提出了社会儒学的概念。问题在于,社会儒学是否和传统儒学一样,也是支持国家至善论的呢?或者说,就社会儒学和中立性的关系而论,存在着两种观点:相容论与不相容论。其中相容论的视角就意味着,社会儒学扭转了儒学和至善论之间存在内在联系的常规思路,而是以一种反常规的形式(儒学+中立性)出现的。这就需要追溯到社会儒学概念得以成立的几个前提条件。就本文的写作意图来看,需要强调以下几个社会儒学建立的前提:多元主义、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分和认肯立宪民主制度。而这些都意味着社会儒学和中立性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首先,社会儒学是在多元主义(pluralism)背景之下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一般而言,多元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4]其基本含义是存在的实体、价值和事态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其最有名的阐发者是以赛亚·伯林。多元主义反对的是一元主义及其延伸——绝对主义,而主张某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在现代社会,绝对主义的客观价值瓦解,多元主义的诸神之争出现。多元主义特别是价值多元主义以为,对一个人来说是神的东西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魔鬼,因而主张宽容。从逻辑上看,多元主义和宽容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善观念来说,多元主义认为存在着合理的多元论事实,因而在善观念之间无法予以公共排序。这其实就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所阐发的主题。[15]多元主义是原来的绝对的或目的论宇宙观和本体论崩溃之后的产物,其和价值主观主义具有某种同构性。或者说,多元主义的背后理据是主观主义。正是因为多元主义,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才具有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就此而言,多元主义是社会儒学得以可能的一个基本条件。
其次,社会儒学是建立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分的基础之上的。应该说,国家是从社会中逐步生长出来的。但是,相对而言,市民社会的出现则是一个晚近的产物。在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出现了王权和个体臣民之间的各种居间组织,大学、教会、村庄和自治的城市等。在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确立的政权控制住了国家权力,其基本方法就是宪政或法治。于是,国家成为守夜人式的组织,而社会得以迅速壮大。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古典自由主义是偏向于社会的,他们对国家权力持有一种警觉和警惕的态度,千方百计控制其权力。他们相信,国家是一种恶,虽然是一种必要的恶,但还是越小越好;而社会则是公民追逐利益的场所,是公民自治的领域,故而其越大越强才越好。古典自由主义信任社会而不是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中立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项了。对于社会儒学来说,其建立的前提之一就是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其主张儒学存在和发展的领域是社会而非政治国家。就此而言,社会儒学是非政治的。此前,有论者对笔者赋予社会儒学以非政治的特征不以为然,[16]认为社会儒学把政治国家拱手让给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制度,是不妥当的。但是笔者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社会儒学这么思考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的,是对儒学自身的一种改造和更新。特别是对迅速由熟人社会转型为陌生人社会的中国大陆来讲,社会儒学的思路更是显得很有必要。[17]此外,社会儒学这么主张,也有利于儒学的国际化和世界化。[18](www.chuimin.cn)
最后,社会儒学认定,立宪民主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发明,解决了儒学两千多年来都没有能够解决的政治权力理性化的难题。或者用福山的话来说,中国政治和历史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无法解决坏皇帝问题”。[19]商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王朝更替史,一部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展现史。历史已经给了儒学无数的机会去实现自己在政治层面的抱负,但遗憾的是其王道理想始终是镜花水月。儒学在制度领域的建构无法兑现其理论的承诺,或者说“承诺的强度”过大,因而失败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儒学应该承认自己原有的政治思考及制度设计有不足之处,即“制度无法兑现理论的承诺”。[20]儒学应该面向人类的优秀成果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这才是明智的体现。自严复以来的中国人,特别是现代新儒家,终于发现了儒学的软肋而拥抱政治自由主义。[21]到目前为止,人类的实践表明,只有立宪民主制度才真正驯服了权力从而实现了权力的理性化。只有立宪民主制度的保护,才能为多元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稳定存在奠定基础,而使得儒学(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儒学)的复兴不至于昙花一现。
上述三个条件是社会儒学得以可能的条件,那么,其也是中立性的三个必要条件吗?在我看了,答案是肯定的。就此而言,社会儒学是支持或认同中立性的。
有关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16 辑的文章
[23]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有人会认为社会儒学和温和的至善论之间或许存在着更恰当的逻辑联系。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先从反面证明社会儒学是否可以支持温和的至善论。笔者以为,强制与非强制是区分极端和温和至善论的关键。就此而言,其温和至善论只是半吊子的一厢情愿的“温和”。温和至善论是一种国家哲学,涉及的是国家的职能,其处理和针对的必然是涉及他人的。......
2023-11-16
作为中立性的反面,至善论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对于上述两种正面立场,社会儒学提出了双重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儒学挑战了儒家和至善论之间有必然联系的信念,从而试图建构中立性版本的儒学。因而,相对于学宗儒学的几位学者的传统思路来讲,谢晓东版本的社会儒学则是儒学家族中一个明显的例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特殊版本的儒学正是笔者近年来所阐发的社会儒学。......
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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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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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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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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