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成果

笑 思^[1]

摘要:儒家经典《大学》并列家国天下。与此不同,西方文明偏重建设国家-社会,形成中领域主义倾向。东亚历史实践上亦偏重家庭天下小大领域。故若用三大领域平等原则作为比较背景,将能显示中西双方的强弱优劣、互可借鉴之处,以及提示今后各自引领世界的战略方向。

关键词:《大学》体系;家国天下三大领域并列;西方中领域主义;中西文化比较背景

《大学》为什么需要复兴?该书作为儒家经典之首,提供了一套我们下面要讲的全人类普适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政治观和生活分配方式,可称为《大学》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在中华文明复兴之后向世界推广。东亚人与中国人在以往至少一千年中,是尽力按照《大学》世界观、人生观、道德政治观和生活分配做的。千年历史实践,是《大学》体系价值的证据与保障。

《大学》体系在当今世界又可以当作文明比较的框架。任何中西方文化比较、哲学比较都可以据此背景进行。这个背景,就是家国天下三大领域平行平等学说。它强调家国天下这三大领域同样重要,不因其间的不同而容许重此轻彼。不能选择让三领域中之一高高在上,同时压迫、缩小其余两者。

而这恰恰就是西方的问题。西方人由“社会-个人”两极模式来看待人间世界,总是强调国家社会,强调老幼之间的成人。^[2]他们将家庭看作是成年公民个人的一笔私人财产,看作一种社会机构、社会组成部分。天下,则仅是国族活动于其中的空旷舞台。家庭、天下都变成附属于国家的某物之后,便丧失独立性,不能与国家中领域相提并论了。这个倾向于是可以概括为“中领域主义”。

西方中领域主义者都信奉“社会-个人”两极模式。但是有些中领域主义者偏爱社会一极,有些偏爱个人一极。他们还在两极之间左右摇摆,有时偏爱社会,有时偏爱个人。总之就是要让西方的社会文化、社会成员意义上的个人文化非常发达;甚至宁可让西方生活变得过度社会化、过度个人化,也不愿意令其家庭化、天下化。这与中华文明恰恰相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清末以前的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他们没有全力推行近代以来最需要的强国,^[3]结果在国力竞赛中几乎战无不败。究其原因,应该承认,清末以前中国人相对更突出关注了家庭、天下,反而疏于国家中领域的建设。也即在实践中,中国人也没有真正完全地坚持《大学》体系坚持的三大领域平等原则。可见,大学体系对中西方人,兼有提示、纠正作用。

长期忽视国家-社会中领域文化,招来了血的教训,使中国人一度软弱可欺,丧尽文化自信。^[4]但是家庭、天下与国家分量一样吗?三者的每一个,地位都不能低于其他两个吗?国家与社会确实在眼前极为重要。但是这种情形会不会永久化?国力竞赛是否有永久性?西方人强化国家—社会,是不是也是被迫的?《大学》体系,或者说家国天下并重的价值观,有没有可能更正确?

西方人实际上认为,战国并列是永久性的。所以人类生活,必须围绕社会、国家、民族、团体、宗教等中领域这类安全单位进行。西方人之所以会这样回答,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天下一统、天下大治、天下一家、天下太平。而没有天下太平,家庭文化也很难变得与国家同样重要。

世界上只有儒家东亚、中华文明长期熟悉发达的家庭、天下文化,并且是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熟悉。中国人在国家—社会文化上不发达,部分原因是在家庭、天下文化上非常发达。这样,另外一个问题便浮现出来:作为近代中国人的老师的西方,是不是也有其错误?他们会不会有文明结构认识上的重大遗漏,有文明结构上的重大残缺,表现在家庭、天下文化历来不发达上?

如果认真调查西方,就会发现,事实确实如此。西方家庭、天下文化均相当薄弱。而中华文明两千年历史表明,中领域主义不是适应东方情形的普适文明指针。中国人早就认识到,有可能通过天下一统来解决战国纷争。同时,有必要通过治家,来分担治国平天下的秩序治理负担。

天下大治与家庭小治,是两条独一无二的道德秩序经验、高见。于是,仅顾国家非但不够,而且也不对。家庭、天下需要与国家社会同等发展。三大领域中任一领域的兴衰,并不影响另两大领域的存在资格。三大领域各有一定独立性。至于工商业经济这个特别要求中领域得到发展的理由,此处暂不论。

东亚以往的国家—社会文化欠发达、需补课,那是长期“削藩灭国”,以便保障天下大治加家庭小治导致的结果。可见如果过度服务于天下一统,代价便会出现,表现为拙于战国竞争。而一旦适应于战国竞争,家庭、天下便又得当作代价而牺牲了。所以,归根结底,如果天下一统是可能的,家庭文化应该高度发达,那么家国天下就是缺一不可的了。《大学》体系于是覆盖全面,特别宝贵,必须普及坚持了。

上述这些道理,蕴含在《大学》体系之中;现在要把它们明确出来。

《大学》是儒家代表性经典 如果要列举一部东方著作来概括反映儒家东亚文化,它就是《大学》。《大学》是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之首。它篇幅虽短,但内容宏阔,微言大义,深谋远虑。它曾作为东亚经典教育、政治领袖教育中首要的著作,影响极为深远。同等看待家国天下,是《大学》体系相对于西方价值观的核心。

《大学》一书出自《礼记》,后者是由儒家古老“五经”之一《礼经》引起的诠释著作,宋朝以后独立成书。宋儒朱熹将以《大学》为首的“四书”(还有《中庸》《论语》《孟子》),突出于“五经”^[5]。自宋理宗以降,开始被肯定而推广。该书成为选拔政治人才的科举考核之书,塑造了东亚精英的思想。

“四书”确立,《大学》被推为“四书”之首,是东方经典传统发展、儒家整体历史中转折点式的大事。宋朝君臣的这一壮举,并列于周公—孔子创立儒家、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等最大转折点。“四书”比“五经”更简明扼要,《大学》尤甚。通过家教、私塾,它让儒家思想进入民间,深入于百姓村落家庭,这是以前做不到的。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礼不下庶人”,但是至宋后期、明清改变了。

儒家文化于是由中国外传至整个东亚,成为世界性现象,主要是在“四书”以及《大学》体系得到确立之后。《大学》溯源于两千多年之前,思想覆盖远溯三代,宋后沉降于百姓家内,并且传遍整个东亚。儒家经典体系既然可以经由《大学》传遍东亚,便也有潜力略加调整后,在强化乐教之后,以及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再进一步传遍当今天下。

《大学》体系中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在《大学》中的双方对应性表达。这四个短语,因表达了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成为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其中,身家国天下是世界观,修齐治平是人生观。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则是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整合,由此能派生出一整套道德价值观、秩序治理。这四个短语已是东亚人的口头禅。

人人可以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身努力之中立德立志,有意义地生活,有目标地奋斗,做到一生不断向前进步,同时提高境界。按照儒家的看法,人人必须要这样生活,无一例外。当然,修身与齐家,事实上更加基本,更加遍及人人,包括百姓与小人。而只有相对少数的精英、君子,能够在修齐之余,进一步从事治国平天下,更加广泛地领导、教化、服务人类。

修齐治平既是人生观,也是教养观、价值观。其“四重教化”的意义,完美对应于当今的所谓“四化”教化:修身即个人化;齐家即家庭化;治国包含社会化;平天下即天下化或者全球化。如此理解的四化教化,对每个民族都原则上适用,并无地方局限性,而普适于天下。当然,就西方价值观影响下的人来说,家庭化与天下化是不熟悉的内容。^[6]

西方人历来以家为物产、私人财产,也即家产管理学,或者经济学的对象。于是他们并不真讲究乃至承认有独立的家庭生活(家庭生活只是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并不真讲为了保障家庭生活质量的家庭化教化。此外,西方也没有多少天下化经历;尽管西方工商业经济发展,促成了经济文化于晚近的全球化。西方擅长的人的社会化与个人化,又可以归结为人的“中领域化”教化。

这里要注意,西方式的个人化与中国式的修身有不同,需要特别小心区分。西方意义上的个人化仅与社会化相对,因为他们仅仅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上看待个人,假定个人仅仅是社会的成员。但是东亚的修身要求个人化首先在家里进行;要求一个人首先被看作家庭成员,而非社会成员或者国家公民地被个人化。总之,西方的个人化发生于社会;中国的个人化、修身,则始自家内。

分治家国天下,同样表现为从治家开始,从要求每个人做好一个家庭成员开始。中国人就这样,立志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知生先于知死,事人重于事鬼;既敬重天命,又力尽人事。——这些成为东方人做事为人的标准、教育的基本指针、人道主义信心的来源。很自然地,反映这些永久性道理的《大学》一书,成为所有东方著作中最深入人心、深谋远虑,也最容易普及的儒家经典。

《大学》四维构成三大领域 身、家、国、天下四维,两两构成三大领域。三代亲人一起,构成人类的小领域家庭。为什么正常的家庭需要三代一体,为什么两代之家不足,将在别处论证。众多家庭一起,构成国家中领域;注意这不同于西方要求由成年个人(而非家庭)构成国家。各国一起,构成天下大领域。四维三领域不多不少,不容增减与还原。这种学说在世界上古老而唯一。西方思想中,还没有其对应物。

儒家看人,总是从家开始,从人的幼年开始。西方人则为了突出社会,而用各种方式无视、歧视、低估家,试图把家物化为个人拥有的私人财产。他们以为,既然作为财产,家庭便可大可小、可多可少,乃至可有可无。把家户这笔私有财产一举充公,一个人便无牵无挂,更容易投身国家。西方人于是看人从成人开始,从社会开始,并且由此理解个人、社会与家庭的关系。

然而成年离不开幼年,个人离不开家,就像个人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类整体一样。人是幼年的家庭动物,然后才是成年的社会动物、人类物种成员。因此,个人的三种成员身份是同样有意义而重要的:社会成员身份并不优先于家庭成员和人类成员身份。西方人以往只强调人的社会成员身份;中国以往则更重视人的家庭成员、天下成员身份。

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代表西方人把道德政治和生活中心,从此纳入国家—社会,而以国家社会为人类的范式组织单位,乃至令西方文化全面中领域化,那么《大学》便明确而平均地涵盖由四维构成的三大人类生活领域。由于希腊哲学在中世纪被搁置了上千年,《理想国》的影响还不及《圣经》;尽管《圣经》与《理想国》一样,是一份强调中领域重要性(教会重要性)的文件。

《圣经》及其基督教,虽然在希腊强调国家之后,接着强调社会(教区社团),这种宗教却现在已经开始边缘化了。当初,教会像希腊城邦一样,鼓励西方人主要以教区社会作为自己生活的组织形式。希腊与希伯来相继鼓励西方生活与文化的中领域化,却也彼此侵蚀对方的说服力。

《圣经》长期压倒《理想国》。现在,希腊人道主义翻过身来,威信却也比《圣经》大不了多少。当年希腊世界在政治上即无法维持,让位于《圣经》及其基督教。现在到了基督教开始边缘化的时代,仍然缺乏信心,取代乏力,因为西方哲学从未能像西方宗教那样,重视人的情感及其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起到的核心作用。西方到近代,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分工”:哲学的理性,加宗教的情感。^[7]

彼此对立、各有缺陷、很难整合的希腊希伯来双方,作为矛盾的理想国系统与圣经系统两造,只有在共同强调中领域团体上分享共识。西方当今的俗世化,与基督教残余之间,仍然在行博弈。而希腊与希伯来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共同带上了、彼此促进着强烈的中领域化偏向,而无法与家庭天下文化发达的儒家《大学》体系相提并论。

东方人在三大领域生活中形成、建设其道德秩序。这比西方人所强调的单一中领域文化,更加全面。人道主义由于三大领域普遍重要而变得更丰富之后,宗教变得不再必要、退居次席,乃至可有可无。这一点,使儒家东亚在整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做到不必崇奉神明,却能让人的精神文明充分发展。这是所有反宗教、非宗教、后宗教生活者,都应极为重视的要点。

可见,《大学》体系能够超越《理想国》加《圣经》体系。我们现在能够发现西方生活过度中领域化,发现西方人的思维评价受“社会—个人”型两极模式制约,发现西方的家庭文化与天下文化相对薄弱,发现西方文化具有中领域主义倾向、家哲学盲点、天下大治的政治盲点,都是依据《大学》体系背景而比较出来的。

当然,整个儒家东亚,迄今都已经在学习、强化国家社会文化,在个人化文化的补课上取得进步。日本最先,四小龙其次,然后就是儒家东亚的主体与核心中国大陆的全面崛起,加上越南的最后追赶。所以,如果说儒家东亚以往仅仅擅长于家庭、天下,那么现在在国家社会中领域文化方面,也已经得到迅速补强。

今后,全人类都有必要坚持家国天下三大领域并列平等平行的学说。按照这个思路,东方人有必要继续补齐中领域素质短板,西方人则有必要补齐家庭天下的生活及其素质短板。然后,儒家家庭、天下文化,会与西方中领域文化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一起向世界推广。而这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要做出其文明整体结构的相应改革与调整。家庭小领域生活必要,国家中领域生活必要,天下大领域生活同样必要。

《大学》四维体现人类道德秩序的空间排序《大学》四维在空间占据上区别明显。四者合起来,对世界的涵盖具有穷尽性。它涉及四维附带空间的自小至大。从个人自身的安顿,到安家(尽管实际上一个人先要被家安顿,然后才谈得到主动地修齐),到国家秩序,最终到天下大治。《大学》四维空间上的这种穷尽性,不同于西方仅建立局部性的中领域道德秩序。国家秩序,总是局部性的。家庭与天下的道德秩序,常在西方理论视野和关心建设范围之外。

四维间的空间占据差别,借用数学用语来说,是不同层次、数量级性质的差别。任何人,不能因为不喜欢其中的一个,或者想要追求简便,便对之精简。例如利用四维中某几个维度的叠加,来还原掉、解释掉或者边缘化另外的维度,便一般是错误的。在《大学》四维之间抵制还原论的过度使用极为重要,必不可少。

《大学》四维,应该说在空间上依序由小到大。四维更体现人生不同的生活单位的尺寸,按照自小至大顺序排列。修齐治平与之相应,也是按照人的实践所涉范围的自小至大来排序的。像天下,便大于且涵盖全部国家。国家,大于且涵盖全部国内的家庭。家庭,则大于且涵盖家中的全部个人。

身、家、国、天下这四维在空间上的各自独特,可以从修齐治平的各自独特,来间接看出。修不同于齐,齐不同于治,治不同于平。这里,前一种生活与修养实践,是后一种修养与生活实践的前提与基础。而后一种实践的空间尺寸,总是从前一种实践的空间尺寸拓展扩大而来。不应该寻求一种试图抹杀修齐治平之间的区别的那种概括,例如将四者还原为社会化加个人化之类。

由于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修齐治平的困难程度不断提高,要求人掌握的相应生活艺术水平也要不断提高。四维间合成一个紧密联系、有穷尽性的总体。四维从小到大递进,一起合成体系。这意味着每一维,都既要单独看待,又要置于体系的总体之中。每一维都必须与相邻两维构成脉络。

《大学》四维中,任何两个相邻的维度之间,都可以成对地看待,同时又必须纳入四维总体来不同地看待。对每一对维度的适当理解,都还要针对另外一对维度进行,并进行整合。也即一维总与其他三维,两维总与其余两维,一大领域总与其余两大领域相关而互相影响。三大领域总体,永远需要作为任何一个单独领域研究不可缺少的大背景。

三大领域体现人类道德秩序发展建构的时间排序 另一方面,家国天下三大领域中,每一领域都要与三领域总体构成脉络。就像一维的独立性与四维的整体性不可偏废那样,一大领域的独立性,与三大领域的整体性联系,双方不可偏废。每一领域,都会影响到其余两大领域。三大领域的生活则在时间—年龄上覆盖由幼到老,包括成人。

如果说《大学》四维构成空间性排序,那么家、国、天下这三大领域,则更可以看作构成当前更需要强调的时间性、年龄性排序。^[8]三大领域从表面上看,好像也在按照空间的排序中。它们既是四维中的三维,也是每一个人作为成员而身处其中、必须面对的三大生活领域。

然而人的家庭生活、家庭化时间上先于人的社会生活、社会化;人的社会生活、社会化过程,一般也时间上先于天下生活、天下化。而个人化的完成,是在家庭化、社会化、天下化之中依赖三者而完成的。修身,没有时间上独立于上述三化的可能。个人自己的主动修身,往往后于——而非前于——这个人接受的家庭对自己的家庭化。换言之,修身,时间上并不先于齐家或者家庭化。

这一点特别重要。也就是说,身之经历婴儿幼年,首先是家的产物,是家的作用对象。身从家中分化而来,逐渐独立于家而慢慢长大变为相对独立的成人。这些都发生在家中而非社会中。并且变成独立成人,并非每一个人的唯一任务。人人都需要在变得更独立于父母的同时,还变得以另外的形式而更依赖家庭——例如成人日益发现自己依赖两性间的整合。

西方人不懂得这种与“人的家存在”“人的家庭化”相关的时间哲学,历来忽视、低估童年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因而忽视家庭作为幼儿的补偿而参与幼儿的存在的意义。每一个成人,在可以行使自己的个人意志,进行主动修身之前,都已经是一个家庭创造、教养、家庭化的结果。此外,以为修身能够先于家而进行,也是受了西方思想影响的结果:西方人认为,家庭作为一种选择,是一个成人在想要它之后才会拥有的。对此,中国人会否认个人具有针对家庭的选择余地。

家与身之间,因此不仅是鸡与蛋的关系,也是因与果的关系。换言之,任何所谓身,都是从家庭幼年成员开始形成的,是从本来很少有个人独立性、具有高度家庭依赖性的幼儿,通过家庭养育才变成成人而能够学会修身的。个人独立性的增长,非常费时间。只是在幼年人相对长大、相对独立于家之后,其身才谈得到成型,才谈得到具有个人身份、主动能力,才谈得到主动修身。先幼年家庭,后成人社会这种时间性排序,现在特别需要强调,尤其是考虑到西方文化始终深受成人中心主义的偏向影响。

西方的成人中心主义错误^[9] 这里需要简单提一下西方人的成人中心主义错误倾向。西方中领域主义,深刻联系于并且要求着一种成人中心主义。与社会相对的个人,并不是没有年龄要求的任何人。幼年人,是不可能充分自主、自足、自律、自由的;只有成人才能做到这些。因此,实际上只有成人,才真正算满足两极模式要求的人。这种不利于老幼的问题,在西方文化中一直被掩盖,而需要揭露出来。

按照成人中心主义,人生从一个给定成人开始;例如亚当、夏娃就没有过童年,一开始就以成人形态出现;上帝圣父,也没有养育童年亚当、夏娃的经历,不承担这种教养是否成功、自己要不要替孩子们分担错误的责任。所以,一个成人,是西方人开始看人的前提。一个单独生存、具有理性的成人,是西方式推理的出发点。这就要求从个人自修出发,然后再去有家、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之,西方人实际上更偏爱从鸡到蛋的排序,而不那么重视从蛋到鸡的排序。

然而一旦我们意识到三大领域所体现的时间性排序,意识到幼儿高度依赖家,也即幼儿在其家庭依赖性发挥作用期间的被动,总是先于成人相对于修身的主动,意识到产生幼儿的家庭,必然先于被家庭养大的成人,则我们就可能确认,每一个人只有在幼年期被家庭化之后,才谈得到个人主动的成年后修身,才会具有后来的修身能力。按照同一个逻辑顺序,治国平天下,或者社会化与天下化,都是被家庭教养出来之后的事情。此外进入老年,人实际上又重新需要家庭。

三大领域的时间性排序,按照一个人一生的幼年、成年、老年次序(老成才能谋国),顾及了家庭对于幼儿的生存单位的补偿。这就让儒家东亚,成功地形成了一种要求家庭参与其间的人的哲学,包括相应的存在论。东亚充分重视幼年以及老年,突出了幼年人成长过程中家的补偿与贡献,重视家中亲人与幼年人这种半主体间合成的存在主体或者存在单位。这就会导致人强调家庭是人的存在形式、存在单位,而最终形成“我家,故我在”的认识。

人的成长从被动家庭化开始 一个人首先“被家庭化”。孩子于是被教养成一个懂得自己身份的人:自己是一个儿子,或者女儿。自己要在年长亲人的帮助下,意识到这种家庭角色,尽量充分地体会这种角色给自己带来的一切,包括种种责任,同时自己的独立主动性日渐增加,然后去尽到此类责任。

而这里说的孩子从被家庭化变成自己主动家庭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修身开始形成的过程。换言之,修身的开端,就在幼儿的家庭化从完全被动到更为主动的过程之中。总之,幼儿的被家庭化,先于其主动修身。而修身的越来越主动,也联系于修身者介入三大领域生活的程度越来越全。家庭,因此对每一个人负有高度的教化、道德化责任。

一个幼儿在家里被亲人予以教养,从中得到家庭化,是每一个人最初得到的人文化。因此,人类肯定幼年,就必须肯定幼年人对于其家的一种总体的依赖性、被动性,而绝不要把这种被动性看作消极的东西。西方价值观中的成人中心主义,既低看幼年,也低看认定被动性、依赖性。这是西方后来依据家盲点而发展出个人主义的一部分原因。

中国人以每一个人能不能有这种幼儿阶段被家庭教化的实践,来当作文明与否的标志。例如,中国人认为,禽兽是不回报父母的慈爱的;人类则必须以孝顺回报父母的慈爱,舍此则谈不到最基本的公平。这个逻辑,显然优于那种以是否“城市化”(Civilized)来判别是否文明的、没有道德含义的西方文明标准。同时,东方人重视人的幼年,重视亲人尤其是父母对孩子的各种单位性补偿。

按照三大领域而非《大学》四维排序,按照人的时间发展而非空间扩大排序,因此有一种不利于成人中心主义、中领域主义的针对性。目前的东亚思想家,由于离开《大学》世界观已久,尚未意识到西方晚近具有中领域主义加成人中心主义偏向,不知道三大领域兼顾的考虑内在地不利于这种偏向,故还没有条件理解,为什么时间性排序的三大领域,比空间性排序的《大学》四维更值得强调。

再说一遍。每一个人,绝不是一生下来,就有可能去主动修身的。孩子总是首先在家里,被亲人、父母产生出来,再予以家庭化。在这个意义上,修身是孩子在被家庭化中学会的。修身,因此并不真是修齐治平的时间意义上的开端。没有高质量的父母养育幼儿,加上孩子受到的被动家庭化,则人的主动修身根本就无从开始,没有前提。

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个人独立性。个人独立性,使得一个人从幼年开始发展壮大其个人主动性。而只有个人主动性(在家庭生活中)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促成主动修身。不承认这一点的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人何以具有“家庭依赖性”这种本性,同时也理解不了家庭化、家教何以在人生中构成主动修身的前提。

修身与掌握三套不同生活艺术的关系 修身一般并不单独进行,而是结合在三大领域生活的实践中,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进行。离开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天下生活这三种生活的修身,很难现实化。像离家、出世之后的修身,其实一般都仍然是在社会生活中的修身,而只是离家而已。

所以,绝对孤独、完全脱离三大生活领域、脱离三种生活实践的个人修身,要么难以存在,要么远不同也不如处在三大领域生活实践中的修身。事实上,身的独立性,人自由于家或者社会的可能,存在于自己身上的不同领域成员身份之间。例如,在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这两种身份间的张力,就是个人的一种自由空间。

必须指出,西方人不知道三大领域的区分,不知道修齐治平这种成体系的人生目标和修养过程,便容易就个人而忽略“家人”与“社会成员” 这两个身份的区别,容易忽视社会参与者与天下参与者的区别。这使个人的理解,变得更容易狭窄化、贫乏化,并且容易使西方人低估这三个群体之间的差别及其道德秩序意义。

三群体数量上的差别,蕴含着对某种合理等级制的需要。长辈与幼年、君子与小人、导师与学生、领袖与追随群众的区别,就在这里产生。而单独强调中领域生活,就容易高估纯中领域范围内个体参与者间的“平等”价值,弥平人们之间道德智慧的实际差异,以及难以在平等与等级两端间从事均衡化。当然,我们这里并不否认,西方中领域文化的一大优点,是容易强调人人平等的宝贵价值。

四维意味着四种生活积极性《大学》四维,意味着四个单位上聚集的四种人道化的生活积极性。除了个人有个人单位意义上的存在与人生积极性之外,家、国、天下同时也是人类存在的形式与主体,也是人类单位,也有其单位集体性的身份,也有附着在这种单位身份上独立存在的整体积极性、整体责任或担当。

就这种大于个人的单位来看,就其独立的人生积极性来看,家庭化意味着家的整体就想要也需要变得像一个家,甚至有责任变得像一个家。社会化即社会整体希望要让自身更成其为社会,也有责任变得像一个社会。天下则要主动变得像天下,有必要、有责任变得更像天下,同时要求其内含的国族成员具备大公公德。

这三大主体的三种集体—整体积极性,以及它们分别需要也想要变得名副其实这种事实,或者说三大单位都存在着“正名”的内在要求,表现为“家要像家”“国要像国”“天下要像天下”,是西方人所不那么了解、也不那么谈论的。西方人历来主要考虑两极模式规定下的两种人类积极性:社会积极性与个人积极性。

关于个人的道德化积极性,西方道德家们,例如康德派的道德家,基本谈论的是一个给定的、来源并不清楚的甚至其自我道德化的动机来源都不明的个人。个人为什么要道德化?西方人的回答多是为了社会。然而事实上,对于解决任何道德秩序问题,除了个人积极性、社会积极性以外,还需要有家庭的积极性和天下的积极性。

四维涵盖两极模式^[10] 这也是在两者间比较的一大成果。明显的一点是,“社会—个人”两极模式不足以涵盖、解释“东亚—中华”文明的“家庭—天下”文化,而只能成为将这二者还原为中领域文化的力量。而《大学》四维三领域却能够原则上涵盖并且一目了然地解释西方两极模式及其局限性,并且跨文明提供全人类以生活的指导原则。

“社会—个人”模式,不过是无视了本应居前的家庭小领域又无视更大范围的天下大领域以后的一个局部化概括,是中领域主义塑造的人类世界观模式。《大学》四维中的身与国,在经过一定的充实之后,便类似于这西方两极。由此可见,东亚文明的框架,相对于西方框架来说,更宏观包容,具有两大额外维度、领域,也即具有两大战略性优势。

即使东亚本身曾经出现过长期的国家—社会中领域文化弱化,《大学》四维框架亦能够突显这种弱化本身的问题——即一旦弱化了中领域之后,则人生在三大领域间便不再能够达到均衡。换言之,即使东亚人偶尔未能真正按照《大学》四维去实践,《大学》四维也能指出自身错误之所在,和纠正途径。这是由其广泛性生出的自我疗救优越性。

上述分析表明,那种以为西方认识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认识,以及西方世界观代表了世界潮流、西方哲学穷尽了人类的智慧、西方思想已经囊括了人类全部最高原则、西方内部便穷尽了人类的所有重大问题及其答案的想法,是根本错误的。

四维三领域保障人道主义资源的人间自足 古中国人之所以发展出对人间事务、人世价值、人生本身资源的自足观念、自信心,之所以能坚持靠人自己认识和解决面临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之所以对人性能够看出其向善的趋势,能够早在西周便发起了整个文明的非宗教化过程,并且始终重视历史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就是因为在家庭和天下中看到了几乎无穷无尽的文化资源。

只有人间的人道主义资源范围得到囊括全局式的四维三领域确定,形式上达到最大的多样化,特别是家庭文化、天下文化的充分丰富,凸显了四种积极性,人类才能对自己的本性具有信心,对人类靠自己的能力与历史经验来动手发现问题及其肇因、思考研究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改进自己觉得能够做到,才有远离宗教的人道主义本钱。

中华文明无须借助科技的力量,就能远离宗教狂热,具备高度人文自信,免于宗教冲突战争的荼毒,就是这么来的。例如,孟子之所以敢于断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即把每一个人内在的德智资源的天然潜在具备,肯定到了最高水平,表明儒家对人类本身、对人世间的生活、对家庭作用的丰富性充满信心。

而儒家之所以如此富有人道主义自信,就是因为有多达四维三大领域的人类生活维度、生活领域,尤其是西方人所不知道的家庭伦理道德和天下大公公德,以及西方人所不重视的家庭教养、天下化教养,来为儒家所说的人道主义、俗世生活的充分圆满性作源源不断的支撑。(www.chuimin.cn)

换一个角度看,身—家—国—天下的表达形式特别难能可贵。它不牵涉任何宗教或者神灵鬼怪,不假定任何特殊文化背景,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从小到老的实际生活状态。四维一目了然、循序渐进,而又整体系统,无所遗漏。四维体现的四个界限或单位,基本上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无须任何宗教予以协助。

可见,中华文明作为历来最为人文化、最早完成人道主义化的文明,之所以对人类自身,对人性的积极和人世资源的充分感到自足,可为榜样,绝不是偶然的。这个东方文明之所以满足于人间生活,对人道最有信心、最有把握、最为成功,就是因为《大学》四维三领域能够充分地调动出几乎无穷尽的人间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其他宗教性强的文明,除了因为自己宗教的中领域排外性而难以团结其他民族之外,总会相对低估四维中的某一维或两维,从而低估人类俗世生活方方面面的能力与资源,尤其是低估家庭一维——因为教会就是人们替代性的精神家园,是人类家庭的事实上的权威竞争者。

同时,还会有人强调自己民族的特殊性、优越性,包括体现这种特殊优越性的民族保护神、民族宗教。后面这类联系于宗教的中领域主义误解、胸襟狭窄、集团性自我中心,不利于天下观念出现,不利于达到人类团结,构成人类需要一般地克服宗教的深刻理由。

《大学》四维优于两极模式 《大学》四维三领域,比两极模式覆盖得更全面。修齐治平,加上家庭化意义上的道德化,是东亚文明最核心、最有思想文化代表特性的内容,是东方文化的注册商标型观念。所谓儒家东亚,最根本者,就在于以《大学》四维为世界观,以修齐治平为人生观,以家庭化为人的教育、发展的出发点,然后再到社会化与天下化。

然而西化的心灵,包括因为向西方老师学习过久而西化的东方人,甚至包括被中领域主义误导了的现代儒学者,因为困在“社会—个人”两极模式之内出不来,往往很难认清《大学》体系区别于西方世界观的地方。当然,从另外一面看,也正是由于两极模式近来刚刚被概括出来,只有初步的理论上的明确,它才由自己本身,对照出了《大学》四维在东亚文化中的特殊优势。

《大学》四维与两极模式,因此在当代是“互相帮助,彼此映照,共同显现”的,或者说具有理论认识可能性上的双方互相依赖。没有《大学》四维,两极模式不容易被发现,不容易引人注目。而没有两极模式,《大学》四维也不容易从儒家众多的经典、观念中突显出来。

当然,这两大源自中西方的不同观念的联系与对比,之所以成为现实,首先源于比较东西方两大文明,源于想要找出西方文明的残缺这种需要与兴趣,源于东方人也敢于站在东方价值观立场上加入文明比较中来,源于存在着少数具有文明自尊、文化自信,不愿意仅仅成为西方人的学生,不愿意一切唯西方导师马首是瞻的人。

西方人需要对自己的两极模式进行自觉与反省。西方人需要大力地丰富化其家庭文化,大力地丰富化其天下文化。而作为前提,西方人首先需要认真地学习《大学》四维三领域及其背后的整套儒家思想体系。

今后,若西方思想家们继续不懂得、不关心儒家《大学》四维三领域框架,不知道“东亚—中华”文明范围内“家庭—天下”文化相对于西方中领域主义具有优势,那么他们就不仅不再有资格对东方思想发表任何有意义的评论,甚至不再可能对西方思想本身作出有全局性、有深度的反省。

两极模式的明确概括和公布于世已经有几年了,却仍然在为许多人所躲避、忽略。^[11]这在东方,部分地是因为批评西方、调查西方残缺还远未受到思想家战略性的重视,因为东亚人仍在自卑感下做西方的学生,仍然缺乏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政治自信。东亚人看西方,仍在“以下事上”,也即以落后者看待先进者的仰视为主。

而在西方人自己,则他们仍然不知道自己几千年来遵行的不过是两极模式。他们一贯认为自己具有强大的理性传统,一贯认为自己是擅长反思者,却对自己始终遵行的模式丝毫没有自我意识——承认这一点,确实会让傲慢的西方人十分尴尬。然而,那总强于坚持错误,并且能够让人开始改善。

国家—社会中领域不必过分突出 西方人始终仅仅强调国家—社会中领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发达的家庭文化,从来没有过天下大治的政治实践。西方人需要知道,家庭既是存在单位,还是生活单位、道德单位、秩序单位、安全单位、经济单位、情感单位、精神寄托单位,而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文明潜力。同样,天下具有极大地优越于中领域道德秩序的大公公德与天下大治。

家治与天下大治在东亚历史上,曾经如此成功地互相配合,以至于可以将国家降为第二位,令中领域文化可强可弱。根据儒家观念和东亚经验,国家或社会必须以家庭和天下为脉络领域,而不必自身独立。下有家庭,上有天下,应该是一切中领域单位的本性。

因此,充分顾及、尽力安顿好下上两端、一小一大的两个邻居领域,是中领域自身安好的前提。国家—社会,作为从家庭到达天下以及从那里返回的过渡、途径,必须受到家庭与天下从两侧给予的限定制约、删削平衡。遗憾的是,这一点目前不仅西方做不到,连经过多年西化的东亚人也近乎抛弃和遗忘了。

家庭天下的巨大作用,可以说已经由西方人始终寻找,却总是找不到非宗教的精神家园这一点,亦即近代以来总在精神上想要重新回家的路上彷徨,文化心理上总是无法安定平和,总是很难具备成熟可靠的家庭文化,以及西方治下的世界,总是处在无政府主义的各国纷争、宗教冲突、家庭危机之中,而得到间接证明。

《大学》于是需要在儒家经典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任何相反的对待,都只能有利于中领域主义的错误蔓延、延续。例如,当代有人在排列儒家经典时,开始轻视《大学》,提出“论孟中庸易传”为儒家基本著作。这些人,只有多介入调查西方,多从事东西方哲学层次的比较,懂得类似两极模式的存在,才会懂得自己的局限性。

必须同等重视理论与实践 西方哲学一般仅仅提出问题,津津乐道地玩味问题,很少能有信心地一举回答或者解决问题。西方哲学往往仅注意问题的永久性,却看不到、不重视人世间各单位的永久性,很少强调生活中各种“常数”的存在及其能够回答许多疑问的可能性。西方哲学仅仅以不同方式解释问题,然而要点却在于回答问题,从而在实践中改善世界。

《大学》四维——修齐治平,恰好就是一个既认识世界又通过改善人来改善世界的人生实践指导方针。此外,从伦理道德方面看,四维都需要被明确地当作行为与道德主体。这意味着,四维都分别联系于若干道德要求,诉诸道德评价。这就表明,需要道德教化者,绝不止于成年个人。

《大学》四维——修齐治平,在人类历史上,不仅提供了唯一最为全面的人道主义世界观与人生观,同时蕴含着一套根本性的方法论。人们可以根据这套方法,对任何文明、人群的文化水平高低进行分析批评。而目前西方的中领域主义思想方法,原则上是不容许自外对中领域全体进行评价的。

在《大学》四维三大领域世界观指引下,儒家东亚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家庭文化与天下文化,并且因此在人类历史上,不仅实现了文明延续的最为稳定与成功,甚至进行了最为成功的中领域文化补课。《大学》四维世界观今后将面临如何将一个发达的、西方式的中领域文化,纳入发达的家文化与天下文化脉络之间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是人类发展方向最大问题的解决。

人类文化今后的发展方向 阐明《大学》四维这种更有普世性、人道性的框架体系,取代“社会—个人”这种两极化的中领域模式,刻画三大领域间的类似与不同,根据小大两大首尾领域的情形与需要,决定中间的国家—社会领域的宽窄、强弱,然后规划全人类的生活观、世界观、道德观、秩序观与方法论,应该是中华文明于其崛起、复兴中,从文化上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

当然,西方人对中领域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经济上工商业等中领域形式的发展,即使没有“出神入化”,亦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其中拥有大量非常宝贵、普适的内容。东亚—中国人不仅应该知道和受益于它们,而且需要长期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这些文化。关于这些内容,关于中领域本身的必要性和如何建设好它,或许需要另外的一整部著作才能解释清楚。

问题是,即使东亚—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中领域文化、中距离人际关系的高度艺术表示敬重,对接受、重新发展一定比例的中领域文化保持开放,对西方的中领域文化内容进行了孜孜不倦、近两个世纪的认真学习、全面引进,仍然必须坚持,国家—社会对于《大学》四维框架只是一个局部,是家与天下间的中间、中介与过渡。

中领域范围内没有也不可能包含、容纳人类文明的全部资源,绝不能用中领域来穷尽、集中、还原、囊括全部三大人类领域中的生活。家庭单位、天下单位相对于中领域的并列和独立性,不仅绝不能低估,而且有责任全面发掘,尽可能发扬。人类生活始终以家庭生活为本,只能以天下统一的秩序为终极局面。

《大学》四维—修齐治平、三大领域、家庭为首、天下为终,这代表东方。两极模式、中领域主义、单一公私观、社会化加个人化,这代表西方。这双方间今后将长期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全面竞争。我们对东方的体系之更文明和平,更为宏观包容、全面均衡、普世适用,容许更好的政治秩序、道德价值、均衡生活,并且能够对世界进行“东方化”,满怀信心。

《大学》四维三领域框架,应该是今后东亚人对外普及自身文化、解释儒家精华的出发点和重点。它与西方两极模式之间,很可能形成了人类文化融合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文明框架的对照和比较。东西方的两大文明,在此对照中彼此明确身份,得到对方的概括。在今后东西方价值观、不同文化的磨合过程中,这个最高的对照以及双方间的张力,也许会有长期的乃至无可估量的历史推动作用。

从“五经”,到“四书”,再到四维三领域 一大文明的精神文明,是该文明总体水平的量度。而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其经典系统、世界观与人生观和价值观框架。例如西方文明,一旦远离其相对重视人道主义的古希腊经典系统,西方人便陷入了中世纪长达千年的宗教迷信黑暗之中。直到阿奎那等人开始翻译、重新张扬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学说,西方才慢慢进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了非宗教化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西方人目前仍然处在这一摆脱黑暗的过程之中,没有结束。

相对于西方,中华文明历史上,尤其是其经典发展史和精神文明教育史上,曾经出现过两大非常积极的转折点或者说升华点,而现在面临第三次。这三次升华点都联系于经典系统的变动。首先,从东周至秦汉间经过百家争鸣的竞争,和三代以来几千年的实践检验,儒道法等学说,以儒家为首,在西汉时脱颖而出,成为公认成熟的文明价值观和经典理论系统。

其中,尤其是靠儒家论证、鼓励、发展出来极为发达的家庭文化,是东亚独步全球的重大文化优势。靠儒道法共同发展出来的天下大治,取得了极大的文明成功,应该说远远超出了希腊柏拉图那种仅仅希望国家能够变得理想的狭小格局思维。秦朝之统一天下,西汉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就是这个阶段道德秩序的文化成就之总结与标志。其伟大意义,怎么说都很难过分。

第二次转折点与升华期,是宋明时期“四书”相对于“五经”的突出,以及中国文化对于外来佛教的吸收应用。儒道思想在提出了《大学》四维——修齐治平等政治框架的前提下,吸取了佛学深掘内心的优点,从此进一步丰富了内在的精神—内心部分,开始广泛传播于整个东亚地区,让全体东亚人,能够普遍受益。

从“五经”之外突出了“四书”,使得儒家思想文化能够减少阅读量和增进普及性,同时发展出来受益于禅宗的心性学问,容易被民间百姓、非汉族民族所掌握,便于向底层人普及,是这个转折点的文化成就标志、思想里程碑。这一变动,可以说是儒家自西汉“表章六经”以来,在经典系统的建立中的最重要发展、最伟大进步。

今后一个时期,将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经验,进行中领域文化补课,重新发扬中领域化文化,同时克服其中领域主义局限性,重新塑造人类三大领域生活的平行性的第三个时期。中华文明的近现代特别需要强调治国。但是,一旦治国成功,整个文明仍然有必要逐渐回到三大领域文化并举的传统道路上来。

为了儒家智慧向全人类的普及,为了非东亚地区的人们,包括西方人在内,能够在不懂得汉语、不必大量阅读儒家经典的情况下即开始掌握儒家文化的核心要旨并从中受益,需要特别突出《大学》四维三领域观念,以及儒家的家庭伦理学、天下伦理学,特别是经由家庭来道德化每一个孩子的成功经验。

在一定意义上说,需要像当年宋儒从“五经”中选择突出《大学》等“四书”一样,今天的儒家,需要选择突出《大学》四维及其三大生活领域观念。如果“四书”帮助儒家文化渗透到整个东亚,则家国天下三大平行领域观念,作为更简单、更易于普及的形式,在非汉语民族难以大量接触儒家经典原文的限制下,有可能帮助推广儒家到全世界所有地区,而增益于全人类。

非东亚地区的人类,只要坚定地按照《大学》四维三领域框架来看待人类人生,依靠它来组织生活、发展思想文化、全面实行三大领域各自的内部道德秩序、注意三大领域间的均衡,意识到三公三私道德哲学,便能够警惕、对冲两极模式的作用,实现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与世界和平。所以,解决家庭的普遍幸福问题,以及人类集团间的敌对问题,是复兴中华文明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最高指针。

三大领域并列是儒家的最核心思想代表 以往有过一些被推荐来代表东亚文明的观念,例如,“天道”“内圣外王”“内仁外礼”“伦理本位”“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加情本体” 等。它们被与“上帝”“公民自治”“法制道德”“科学本位”“真善美”“超越理性与罪感文化,理性本体”等西方观念相对照。

上举的现有的东方文明代表观念,有一个共同的局限,即它们都不出自对西方文明重大残缺的调查、发现与自觉,都不能够联系于某种针对西方文化的哲学性深层理解、深刻批判。结果,这些所谓的东亚代表性观念,便还不足以揭示东方人有什么世界观与人生观是西方人仍然不懂的,以及这东方两观何以能够胜过西方的对应物。只有三大领域并列学说,具有最重要的针对西方性质。

三纲八目,还是《大学》四维? 宋后儒家学术研究传统,在《大学》这部著作的概括上,由于始终没有也不必对照于西方,也即没有西方两极模式予以参照,往往以聚焦文本说明作为目的。因此,《大学》四维三领域这种突出与西方不同的说法,反而不如“三纲八目”的说法,更容易引起研究者的关心。这意味着,在当今强调《大学》四维三领域学说的核心地位时,我们面临一个额外的障碍。

从宋明理学—心学出现之后,由于朱子、阳明都特重《大学》,清末民初以来打算“接着讲”“照着讲”那一学问的学者,包括许多当代所谓新儒家学者在内,对《大学》的概括,形成有一定之规。所谓“三纲领,八条目”(简称“三纲八目”),就是广为人知的概括。

《大学》的所谓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学》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领既然是纲领,重要性对当时的儒家来说不言自明。而《大学》四维不在三纲领中。在八条目中,《大学》四维排列靠后,间接地成为“修齐治平”这四种作为的应用对象。

《大学》四维三领域既不属于纲领,又排在八条目的后半段,还不是八条目中直接提及的内容(八条目直接提及的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大学》四维因为不直接联系于心性之学,因为没有从修齐治平这四种实践中专门突出与心性特别有关的修身,而不容易受到形式上的强调。

在某种程度上,“三纲领,八条目”的体系性、用来概括《大学》的适当性,对于《大学》四维,尤其是对家国天下三大领域,甚至有很难避免的脉络化、平淡化、多元化的屏蔽作用,或者说并非有意的掩盖作用。这不仅表现在纲领高于条目上,而且表现在“格致诚正”的部分先于“修齐治平”的部分这种次序上。

结果,《大学》四维虽然在民间通过“修齐治平”而间接地口口相传,可一旦进入雅学界,反而消融在“三纲领,八条目”中的众多观念中,仅仅成为一部经典著作中谈到的一系列观念中的一个特殊部分了。

“三纲领,八条目”这种概括,是从东西方文明接触以前就开始风行的。对于某些希望继续按照传统习惯、在仍然无视西方文化挑战的情况下照旧研究“儒学”的人来说,能够强调“三纲领,八条目”当然很好。这容许文化保守主义者能够“对原本文化实行坚持”。并且,似乎这样做也有利于尊重《大学》的文本原貌。

但是,相信中国人在当今形成自己的思想时,仍然不必同时比较于西学,相信单独研究中学仍然可能的人,尽管会继续谈论“三纲领,八条目”,却很少、很难注意到西方文明中存在着“社会—个人”两极模式,很难注意到这种模式其实就是对儒家东亚的最深刻挑战。凡不懂得两极模式与《大学》四维的关系者,很少能应对儒家思想如何普世化这一挑战,而多只能回避东西方文明大框架比较这种任务。

当然,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什么新儒学家以“三纲领,八条目”来象征整个儒家传统或者说儒家东亚;还没有什么人将它推荐为东西方文化比较中的东方代表性观念。毕竟,一部经典著作本身理路的理论概括,不同于一个能够代表整个东亚文明体系的观念框架。

所以,如何对待《大学》四维三领域,主要取决于是否重视东西方文明间的总体性、战略性框架比较。如果重视这种比较,则《大学》四维就是针对西方两极模式而显示的东方对应模式。如果仍然无视中西比较,仍然试图如清末以前那样地去研究《大学》,那么《大学》四维便只能停留为“三纲领,八条目”中的一个并不特殊的部分。

西方文化的中领域主义性质,确实刚刚提出。但是西方遵守“社会—个人”两极模式,以之作为中领域主义的主要表现,则已经明确提出好几年了。对两极模式的意识与批评尚未广为人知,应该说是西方中领域主义对中国思想界诱导的一种结果,是东亚人国力竞赛失败,内心极度恐慌,丧失文化自信的结果。

因此,不懂得西方两极模式者,可以坚持“三纲八目”。在懂得了西方两极模式及其巨大作用,从而懂得《大学》四维对于两极模式的超越优势、涵盖潜能与普世适用性之后,就应该容许对《大学》的重新看待,就应该鼓励将《大学》四维特别地突出出来,让它去帮助完成东西方两大文明间的价值观比较任务。此外,四维三领域学说,比三纲八目更容易普及东亚之外。

这里必须明确:凡是根据东西方比较的需要而做的调整,都不同于根据西方思想“格”中学而做的调整。前者可以基于对西方全局性弱点的认识,而站在较西方为高,至少是独立于西方的立场上重看东方,常出于如何高扬东方优势、突显西方残缺的考虑。

例如,从“三纲领,八条目”中突出《大学》四维就是如此。突出了《大学》四维,并非无视或者不尊重儒家学术史。这种突出,也不是想要根据西学而来让中学遭到剪裁。分清“据西以格中”与“根据中西比较需要重新确定重点”这两者,十分重要。为了教育西方人、非东亚人而做的调整,不是根据西方标准而来对东方进行的剪裁。

可见,我们如果能将《大学》四维从“三纲领,八条目”中单独出来,用来标记东方思想、东方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观点、总框架,则比用“三纲领,八条目”来概括《大学》一书,在文化战略上作用要大得多。同时,《大学》四维包容宏大,穷尽性地涵盖了全部时空范围的优点,便也能显示出来。

最后,需要指出,中国思想家,今后必须深入研究西方,必须具有对西方进行深度批评的能力,否则就连中国本身也看不清、说不清了。如果说宋明以后,不懂得佛学已经不再有资格谈论中国学问,那么几乎在同样意义上,今后的中国思想家,必须能够深入掌握西学,才能继续评论中学本身。

如何看待“格致诚正” 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者,于先秦开始便为东亚人所重。自秦汉以来,齐家与平天下尤其得到突出。宋朝以降,儒佛合流以来,尤其是西方个人主义传入以来,修身又受到单独的注意,并且因此而突出了心身性命之学,突出了“格、致、诚、正”的功夫。

这是因为,一方面齐、治、平已经为人熟知,乃至变成常识。另一方面,齐、治、平都在晚近被救国排挤、取代,或者说被变得越来越主要的时代任务——迅速完成中华文明的中领域文化补课的任务——所排挤取代。对国家建设的不熟悉,使修身成为儒家中仅剩下的“学儒”们之仅剩下可行的传统文化业务了。

从好的一面看,宋以后儒家文化获得佛学/西方式个人主义等外来而新鲜的内容充实与进步,使修身以及格致诚正,与齐、治、平三者之间,能够更加均衡。然而其遗憾、代价,是儒学者从此对佛学/个人主义兴趣浓厚,常常热心发展心性之学,反而不再多谈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更根本的原因,还是东方人晚近在比较于西方之后,觉得在治国上不再自信,对西方有了强烈的落后感、自卑感。“修身学”出自“身家国天下”的世界观,西方个人主义则源自“社会—个人”两极模式。这两者间,属于不同的世界观的区别。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东亚是因为人人有童年而先谈家庭。西方则是通过从成人开始,而可以方便地回避掉整个家庭文化。

上述道理能够凸显西方道德文化的两大缺漏。一是西方人没有将幼年——被动道德化看作人生自始至终的道德化的前提与最早阶段,而是仅强调成年社会生活中主动的个人选择及其道德意义。二是西方人没有顾及人一生的道德化需要遍历全部三大空间领域。这可以说是中领域主义给西方道德文化造成的主要代价。结果,西方人只能特别关注成年人及其与中领域有关的道德生活、道德化过程。

《大学》四维框架,加上三大领域框架,由其空间—时间上的全面性与穷尽性,克服了西方式两极模式所反映的中领域主义、成人中心主义和道德上对宗教教条的依赖。《大学》四维毕竟表达了世界观;而修齐治平,则表达了相应的人生观。《大学》体系,于是更倚重这些内容。这一点,构成三公三私人道主义道德哲学的基础。

需要指出,晚近有人认为《论语》《孟子》比《大学》更优先。此当然其来有自。西方个人主义已经重新塑造了东方思想界,迫使人转而用个人名字来命名思想学派,如以“孔子学派”译“儒家”。不敢正视这两者间不同的中国人,于是将“论”“孟”排在“学”“庸”之前。但这实际上背离了列“经学”于“子学”之前的古老中国治学传统,是不尊重中华文明历史的表现。

【注释】

[1]作者为旅美哲学学者,现居芝加哥。

[2]关于“两极模式”的一种详细解说,参见笑思《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一书的导言,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3]实际上,在近代早期,人们亦未能将天下与国家在思想上作清楚的区分。人们只是感到西方国家文化更强。

[4]参见下述言论:“牟先生那个年代,他们是面对着彻底的反传统主义,在这种西风东渐的状况之下,可以说是在整个民族失去了自信心的这种状况之下,他们要努力地确立这个心性实体,用张灏的话来讲,就是要克服‘意义的危机’(crisis ofmeaning)。所以,当代新儒家,他们要努力地树立这个心性主体,来克服危机。当时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者说整个中国人的意识,基本上已经被彻底的反传统主义彻底绑架了。我认为是这个问题。中国人怎么样呢?要有赛先生、有德先生,要怎么样现代化,好像现代化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一件事,而且这是普世价值,一定要这样。”参见黄玉顺《生活儒学与当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5页。

[5]见朱子《四书集注》。

[6]关于“四化”观念的一个较详细的解说,参见《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一书的《人类的家庭化》一章。

[7]对此更详细的一个讨论,参见《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第九章关于“情理” 观念的讨论。

[8]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在2016年评论本书初稿时,提醒我注意,除了三大领域空间的意义之外,三公三私论如何与时间维度发生关系的问题。笔者对这一宝贵、深刻的提示竭诚致谢。

[9]关于成人中心主义,参见《家哲学——西方人的盲点》一书的导言与第二章中的说明。

[10]这一点,正是《大学》体系比之于两极模式的优越之处,更为普适之处。而西方两极模式反过来说是不可能涵盖《大学》四维三领域体系的。

[11]“社会—个人”两极模式的提出,最早见于杨效斯:《家哲学:西方哲学“个人—社会”模式的盲点》,《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和杨效斯:《家的哲学纲要》,《留美哲学博士文选——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67—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