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些隐秘的伟大始于青铜器,具体的类型有各种容器、钟和镜。中国古代的祭祀十分盛大,从日常的使用到正式的场合,都有铜器的身影,这也是考古学对铜器如此器重的原因。这类铜器最古老的型式莫过于三足的“鼎”和“鬲”。这种“斛”很容易和同名的三足铜器混淆,但事实上有很大区别。另外还有一种拥有中国特色的酒器,被称为“爵”。除了这些容器,还有一种我们摸不清用处和目的的铜器:“钟”。......
2023-07-03
雅斯贝尔斯生前出版了将近50部著作,1969年去世后,他生前的私人秘书萨纳尔(Hans Saner,1934—2017)整理了他的大量手稿,包括已经成型的著作、书信等等,予以编辑出版。[2]
雅斯贝尔斯所谓的“巨额数量的文稿”(Masse an Papieren)所指的是:25 000封信件,约35 000页的手稿。所有这些都被存放在13个橱柜之中。其中很多文献是他为两个大项目——“哲学的世界史”和“逻辑” 准备的材料,看到这些草稿,我们不得不对哲学家的成就肃然起敬。
雅斯贝尔斯有关哲学史的遗稿大概有22 000余页,大部分都是为讲座课和研讨班课程所做的准备工作。这是他哲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是他的庞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计划便是编写一部“哲学的世界史”。
雅斯贝尔斯有关“哲学的世界史”计划形成于1937年。当时他就很清楚,如此庞大的计划并非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但他依然将之看作是自己的必然使命。他在之后的二十五年一直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不懈努力。
《大哲学家》(第一卷)是这一伟大计划中完成并发表的著作,此外还有一部名为《库萨的尼古拉》(Cusanus)的著作出版。从《大哲学家》的导论我们知道,按照哲学家的重要性,雅斯贝尔斯计划写成三大卷的巨著。但现在我们仅能根据这已经出版的一卷去理解他对哲学史的认识。雅斯贝尔斯向我们展现了他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拒绝一种编年史和文化区域化的分类方式。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根据他们的重要性和思想方式予以分类,同时将他们作为理性开放空间的同时代人来看待。在这一空间,所有的读者也都纷纷登场,与这些大哲学家进行对话,就好像这一切都发生在当下一般。从本质上来讲,雅斯贝尔斯处理历史的方式不再是历史观察,而是一种与每一个单独的思想家进行交往斗争的实存习得(existentielle Aneignung)。正是在这一斗争中实现了我们时代的实存。对此当然也有反对的意见,有人提出如果分类原则丧失了时间维度,那么历史也将不复存在。雅斯贝尔斯所从事的并非真正的哲学史研究,而是在历史性人物的媒介中做哲学。因此,从根本上来讲,他并非历史学家。
从雅斯贝尔斯的遗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有着一整套有关哲学史的复杂想法。其实三卷本的《大哲学家》仅仅是他哲学的世界史整体构想六部著作中的一部而已。他的设想是:这六部著作的每一部都依据不同的原则来探讨哲学的整体历史。
第一部著作是哲学的编年史,他所挑选的这些大哲学家,让我们好像回到童年一样,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第二部是哲学的内容史,所涉及的是分类原则等内容。第三部是思想家的人格、影响力及其思想方式。雅斯贝尔斯为第四部取的题目是“在语言之中,在神话和宗教中,以及在诗歌和艺术中的哲学基础及回响”。第五部著作可以称作“哲学的实现”,要回答的问题是:哲学在历史中是如何得以实现的?或者,经过何种途径哲学才能发挥其作用?第六部著作题为“权力的斗争”,这是哲学的论争史,是哲学家进行交往的历史。
在这些遗稿中显示了雅斯贝尔斯希望通过六种方式来贯穿整个哲学的世界史。他认为只有当这六种方式同时运用并且发挥作用之后,哲学史才可能得以实现。具体说来他是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考察哲学史的:
其一是历史编年学的角度(historisch-chronologischer Aspekt):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为整体的哲学史便成为了一部文化空间、时代和时期的历史。比如各种不同思维方式都可以看作是一些永恒的问题穿着样式各异的历史外衣而已,这是文化空间和时代各不相同造成的。
其二是实质性的角度(sachlicher Aspekt):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史便是问题史、内涵史,是提问和回答的历史。这一历史的编排秩序原则,一方面是编年学,另一方面是依据实质内容。这一角度也为历史编年学提供了背景。(www.chuimin.cn)
其三是人格的角度(persönlicher Aspekt):每一个思想家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唯一的个体,在表达着自己看法的人。从人格的角度来看,哲学史的全部实际上就是思想家的共和国;这时的编排秩序原则是他们的地位和思维方式。
其四是文化积淀的角度(genetischer Aspekt):哲学起源于宗教、神话和诗。它们又作为哲学的题目,或者被证实,或者被拒绝。哲学依赖于这样的起源,从而它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信仰。
其五是实用的角度(pragmatischer Aspekt):把哲学作为生活指南,这样哲学史便成了哲学之实现及影响的历史。人们要去反思,在生活实践中哲学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得以实现。
其六是动力学的角度(dynamischer Aspekt):“做哲学”的人会强烈地意识到超验的存在。他会把哲学史作为他在现时代对超验解码的精神阵地。他学会理解,没有哪种哲学的思维系统可以容纳一切系统。从而他得出结论说,没有哪种哲学——不论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不是这种哲学![3]
跟以往的哲学史家相比较,雅斯贝尔斯的“哲学的世界史”自有其新颖之处。雅斯贝尔斯开辟了对哲学史进行描述的新方法。在他之前,有关哲学史仅有编年史、问题史、主要哲学观念史(例如在黑格尔那里)。雅斯贝尔斯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在于,他将哲学史看作是同时代人的历史,看作是其他精神领域的反射之历史,看作是哲学实现的历史,看作是权力斗争的历史。这是一种前人尚未尝试过的观察哲学史的方法,因此在其中不乏各种新的洞见。哲学史第一次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来撰写,并且各个部分在整体之中有条不紊地予以展开。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哲学史有其全球的广度。这是他为什么将他的哲学史称作“哲学的世界史”。其思想的广度,是很难有其他哲学家可以企及的。
“哲学的世界史”是雅斯贝尔斯的专用名词,1950年辞书专家施特里希(Hans Joachim Störig,1915—2012)出版了《袖珍哲学世界史》(Kleine Welt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1950),这当然是沿用了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在此书1969年版本的扉页,作者专门抄录了雅斯贝尔斯在《当下哲学的使命》(“Die Aufgabe der Philosophie in der Gegenwart”,1953)一文中的一段话:
哲学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只有在达到大多数人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为目前的状况是,尽管人口中大部分人可以读写,但却没有获得西方教育的全部意义。他们不过是与别人一起了解,一起思考,一起行动的人而已。他们越是能充分获得各种崇高的观点和重要的区别,就越能充分利用这个新机会。因此,有必要在所有人在沉思的时刻,使本质的东西尽可能言简意赅,而又不丧失其深度,以使其便于传授。[4]
这部秉承了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世界史”理念的小书,在德语世界流传极广,并且很快被译成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日语,使得“哲学的世界史”得以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传播。
有关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16 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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