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报纸副刊及其新媒体转型

2023-11-0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0]在特殊历史时期，副刊淡化新闻性、政治性，于是就出现了副刊与新闻的背离现象。此时的副刊，以文艺为主，重视知识性和趣味性，同时重视现实问题，兼具新闻性。辛亥革命时期的副刊密切关注时事，针砭政治，参与斗争，宣传革命思想，成为正刊的有效补充。五四运动之后，一部分副刊再度脱离实际，复归到以消闲为目的的办刊路线。

依据传统的新闻理念，副刊是指报纸上刊登文艺性、知识性或理论性、学术性文章的固定版面，其内容、形式均区别于新闻版。作为“新闻纸”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时期的副刊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状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从总体上看，副刊与正刊的新闻版存在着很大差异，并非亦步亦趋，随新闻版最直观、最敏锐地反映社会变化。在不同时期，副刊的表现形态、功能各不相同，刊载内容各有侧重。依据其功能和刊载内容，约略可以将副刊分为以下几类，即文人遣兴类，主要刊载琴棋书画，如《申报》的《瀛寰琐记》《四溟琐记》；通俗宣传类，其目的是用通俗文艺的形式改良社会，主要刊载笑话、谐文、俚歌、戏曲等，政治色彩强烈，如《神州日报》的《滑稽谈》《国民日日报》的《黑暗世界》以及《苏报》的《豆棚闲话》等；涉趣消闲类，此类副刊或者托言消闲而宣传社会主张和文学主张，或者刊载软性读物以调节读者口味，如“鸳鸯蝴蝶派”的发源地《民权报》副刊，“礼拜六派”的代表《自由谈》；灌输常识类，此类副刊以刊载知识小品为特色，注重文化和生活常识，将副刊作为辅助教育工具，如《自由谈》；文化启蒙类，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公报》的图书副刊、文史周刊，《益世报》的史苑，《大晚报》的俗文学等，这些副刊都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思想性，刊载内容丰富多彩，既提供知识性资料，也研讨问题，启迪思想；文艺创作类，主要是“五四”后发展起来的纯文艺副刊，以刊载新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为主；新闻类，此类副刊反而不及上述几类常见，主要报道作家动态、艺坛消息，发表文艺专访等，如20世纪40年代天津《庸报》的《另外一页》。^[10]

在特殊历史时期，副刊淡化新闻性、政治性，于是就出现了副刊与新闻的背离现象。

初创期的副刊均立足于“消闲”。中国报纸副刊最早是以“附张”的形式出现的，第一张副刊是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创办的附张“消闲报”。最初，它被称为“附张”或“副张”，是所属的字林洋行用来挽救经营不佳的《沪报》的工具，因此以消闲娱乐为唯一宗旨；1900年，唐才常、容闳等维新派成员的加入使《沪报》沾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副刊内容也随之发生转变，刊载了很多富有思想性的作品。此时的副刊，以文艺为主，重视知识性和趣味性，同时重视现实问题，兼具新闻性。辛亥革命时期的副刊密切关注时事，针砭政治，参与斗争，宣传革命思想，成为正刊的有效补充。

辛亥革命后，报纸副刊已经走向成熟。但此时的副刊已经洗去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倾向，受其影响最大的是文学领域。由于报纸已经被作为企业来经营，因此多数报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试图淡化报纸的政治色彩，开始侧重于刊登游戏文字、通俗文学作品等。以《民权报》为开端，经由《新闻报》和《申报》的推动，副刊上的文学类作品急剧增加，并开始形成一股潮流，“鸳鸯蝴蝶派”“黑幕文学”等作品先后出现在各报章的副刊上，在“五四”前后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一直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此外，还有以《晶报》为首的小报派，刊登各种各样的市井新闻、社会新闻，所登内容荒唐芜杂，造成游戏报风；另有以“竖三民”以及《生活日报》等为代表的副刊，刊登诗词、散文、戏剧等作品，鼓吹革命。

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出现的文学流派，带有浓重的趣味主义和消闲性质，奉行趣味主义的文学观，“游戏笔墨，备人消闲”为其主要宗旨，以不谈国家，寄情风月相标榜。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张恨水、程小青、秦瘦鸥等。“鸳鸯蝴蝶派”以《民权报》为策源地，由蒋著超编辑的副刊与“鸳蝴派”的作者控制了辛亥革命后至“五四”前文艺界的主要阵地，对“鸳蝴派”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以《民权报》和《民权报》系统（如《民权素》）为中心，“鸳蝴派”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描写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譬如《玉梨魂》《兰娘哀史》《美人福》等。

五四时期，副刊大量涌现。以《新青年》为首的报章副刊重又回归到对民族危亡的关注中。在内容、形式以及对副刊功能作用的认识上，均发生了很大转变。事实上，此时的副刊有力地配合正刊进行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的宣传，刊登各种思潮的观点，进行各种讨论。但从表现形式上看，当时的副刊明显地呈现出“文学性”。很多从事副刊编辑工作的都是文学家、艺术家、诗人，艾青、端木蕻良、吴祖光、夏衍等都从事过副刊编辑工作。一些知名的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郭沫若的诗歌《女神》《天狗》《炉中煤》、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等均在副刊发表。五四时期的副刊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因其强烈的时代感而震动了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五四运动之后，一部分副刊再度脱离实际，复归到以消闲为目的的办刊路线。五四运动后，复古主义者向新文学阵营发起进攻，以新诗为突破口反对白话文运动，并且标榜“学贯中西”，试图以“新知”来提倡“国粹”，维护“圣道”。体现在报刊界则是消闲主义或曰兴趣主义在副刊上的复兴。“鸳蝴派”的周瘦鹃自1920年主持《申报·自由谈》，开始恢复消闲性的副刊，之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商业化报纸，譬如天津《益世报》的“益智粽”、《庸报》的“天津卫”、北京《世界日报》的“明珠”、《世界晚报》的“夜光”、上海《新闻报》的“快活林”等，也都恢复了消闲性副刊。此类“趣味化”的副刊与五四时期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新副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回避现实社会的矛盾，以趣味性、通俗性的内容吸引读者，热衷于“谈风月”而不“发牢骚”。(www.chuimin.cn)

与此同时，五四后涌现的文学团体也纷纷创办或利用报纸副刊，刊登文艺作品。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组织的浅草社—沉钟社以上海《民国日报》附发的《文艺旬刊》为阵地；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在鲁迅主持下组织的未名社创办的《莽原》，在初期随《京报》发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陈源等组织的新月社以《现代评论》《晨报副刊》为活动阵地，借《晨报副刊》创办《诗刊》《剧刊》。以鲁迅为首的部分语丝社成员原来与《晨报副刊》也有密切关系。而《时事新报》的“学灯”和《中华新报》的副刊“创造日”是创造社的阵地，经常刊载创造社成员的散文、随笔、诗歌；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则是《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晨报》的“晨报副镌”和《京报》的“京报副刊”。这些文学社团均与报纸副刊有密切关系，文学作品创作与副刊的结合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之后副刊总体倾向是复归文艺性副刊或消闲性副刊，但同时也有一些参加文学革命的作家利用副刊文字进行社会批评、文艺批评，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前革命作家和进步人士进行文化斗争的方法之一。^[11]

至20世纪30年代，民营副刊发生了很大变化。民营资本家自身的局限性造成民营报刊政治立场的模糊摇摆，他们同国民党政府有着微妙的关系，同时又对斗争持矛盾、观望的态度，创办报刊极为谨慎。受整体编辑方针的影响，副刊也呈现出复杂的样貌。或者经营与自身政治立场相一致的副刊，或者延请进步作家编辑副刊，或者淡化政治，编辑以消闲为特征的文艺副刊，走中间路线。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副刊的商业化色彩愈加浓重，多刊载娱乐休闲内容，而北京的副刊则呈现出“艺文”色彩，但均以淡化政治并且推广报纸为目的。譬如《申报》在改革“自由谈”之后创办的“春秋”，继承了“自由谈”的“趣味主义”宗旨，刊登通俗小说、风土人情、奇闻逸事、游记等，并且创办了妇女儿童栏目；《新闻报》的“快活林”刊载长篇小说，涉及武侠、言情、历史等诸多方面，并且刊登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夜深沉》以及《水浒新传》等作品。此外，由萧乾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小公园》成为当时著名的纯文艺副刊。

今天，副刊的样貌愈加丰富，既有传统的文艺性综合副刊，又有各种专刊专版，或者侧重提供消费信息，或者注重趣味性，为读者提供娱乐消遣。副刊的功能日益丰富，与正刊的关系也更为微妙复杂。

在社会变革时期，或出于政治原因，或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或借此推广正刊，出现了报纸的副刊与正刊背离的现象，其主要表现是淡化、回避政治、社会问题，以消闲娱乐为主，奉行“趣味主义”宗旨；或者以刊载纯文艺作品为主，通过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副刊往往成为文学、文艺发展的阵地，集中了各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品和代表人物，因而也深刻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小说：报纸副刊及其新媒体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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