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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传播与新闻传播的联系与变革

【摘要】:作为“新闻纸”的一个组成部分,副刊同样具有“新闻性”,并且与正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报纸的传播过程中,副刊与正刊协调互动,在内容与形式上建构了一个传播的统一体。副刊与新闻版形成互动组合,成为报纸参与竞争的有效途径。副刊配合新闻,与新闻互为补充,发表富有针对性、现实性的文章,是副刊与新闻统一的重要表现。这些副刊都带有积极向上的时代烙印,成为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副刊是正刊的自然延伸。作为“新闻纸”的一个组成部分,副刊同样具有“新闻性”,并且与正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报纸的传播过程中,副刊与正刊协调互动,在内容与形式上建构了一个传播的统一体。尤其是报业改革全面展开后,国内报业生态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一直被视为报纸“附庸”的副刊,在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信息和文化需求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副刊与新闻版形成互动组合,成为报纸参与竞争的有效途径。

副刊配合新闻,与新闻互为补充,发表富有针对性、现实性的文章,是副刊与新闻统一的重要表现。在表现形式上,多以杂文、报告文学等体裁出现。新闻性是副刊与纯文学刊物的本质区别,但与新闻版面不同的是,副刊的新闻性主要体现在现实性、时代性和新鲜性上,它的新闻性是广义的、宏观的。正刊以刊登新闻为主,能够以简短快捷的形式在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事件;而新闻的衍生品——新闻背景、新闻分析和前瞻等内容,以及各类消费信息的提供、各种观点的阐述却不是正刊能够涵盖的。副刊从信息的深度、广度上弥补正刊的不足。它刊载的内容并不具备最强的时效性,而是侧重于选题的及时性、广泛性及其与现实的接近性,在表现方式上力求对报道客体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分析和报道。

20世纪80年代后,在体裁选择和内容拓展方面,副刊越来越彰显出新闻性。新闻媒体的改革逐渐展开并深入使得新闻理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报纸的“新闻纸”属性从各个方面得到体现,报纸副刊也因此发生了质的转变。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受众对信息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对信息的深度、广度要求的增强,都迫使副刊重新调整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增强时代感和针对性。越来越多的副刊开始注重具有时效性、纪实性的文章,譬如以报告文学配合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宣传。报告文学实际上是新闻人物或事件与文学性表述的一种嫁接,是“以文学的笔、新闻的眼,从事人生采访”,“融合了新闻与史观,结合了事实与思考”[5],既恪守了新闻的客观、公正、真实,又运用文学技法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如《哥德巴赫猜想》《公共汽车咏叹调》等作品都曾轰动一时。20世纪90年代,国内报纸掀起了扩版潮,各报版面急剧增加,扩充的版面多为各种专刊专版,刊载硬新闻的版面增加得很少。这些版面刊登了大量的深度报道、焦点透视、背景分析、新闻述评等体裁的文章,此类文章比硬新闻更加深刻,并且注重写作的手法与技巧,因而也更加精致、富于文采,增大了新闻的涵盖面,增强了渗透力。在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上,副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譬如,在2001年3月16日石家庄特大爆炸案发生后,《南方周末》在3月22日头版刊登了《我们震惊,我们哀悼,我们警惕》的述评,对爆炸案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的分析评述,并且联系2000年9月石家庄发生的4次蓄意爆炸案以及2001年3月6日江西万载芳林小学的爆炸案,纵横比较,指出了这场灾难不同以往,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当这种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行动来挑战我们的社会以及公众安全感时,我们怎么办?在众多媒体着意陈述事件过程和背景时,这则述评从社会安全以及如何正视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角度展开论述,显示了副刊独特的立意和视角。[6]

多元化副刊的多重功能使得副刊从信息的广度上弥补了正刊的不足。地域性、知识性、服务性信息满足了受众的消费性信息的需求,艺术性、娱乐性、趣味性信息满足了受众情感精神层面的需求。副刊的内容涵盖面越来越广泛,并且愈加呈现出“窄播”的倾向。2001年前后,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等为代表的全国数十家党委机关报,掀起了新的“改版”热潮,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副刊的改革。譬如,《北京日报》设置了“文艺”“IT”“汽车”“房产”“教育”等周刊,而《解放日报》对专副刊进行了改版,形成了天天有周刊的格局,很多地方报纸也对副刊进行了改革。之后副刊与现实的关系更加密切,各种专刊涵盖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而多数副刊的平民化表述方式增强了可读性,巩固、扩大了受众群体,其服务性、实用性也更加突出。(www.chuimin.cn)

近现代报业史上,副刊成了反映社会现实,弥补新闻报道不足,以及提高报纸声誉、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处于社会变革、思想转型时期,副刊常常借文学作品发表观点,标明立场,传递思想。譬如,辛亥革命前后,副刊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来宣传革命,当时副刊编辑的主要策略是以戏剧和谐文等通俗文学形式宣传革命。革命派宣传的目标读者是商人和市民,因此以针砭现实的通俗文学为工具,形成“谐部”文字。[7]其特征是关注时事,与革命活动密切配合,“唯有曲描善喻,察群汇之感情,匠意传神,留一时之纪念,或箴政界,聊摅献暴之忱,或托词林,少写采风之讽,风涛万里,写少年活泼之前途,孽障千重,荡儿女混茫之苦害,纵非名言硕论,定能振儒贬愚,敢云大观,讵无小补”(认生:《时事画报出世之感言》)[8]五四时期,报纸副刊急剧扩张,进步知识分子、革命者纷纷利用报纸副刊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京沪报业的四大副刊——《北京晨报》的《晨报副镌》、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发表了很多文学性文字,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郭沫若的诗《女神》等;同时还刊登了一些杂文、政论,以及深度报道类文章,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最知名的副刊,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开展了关于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和论战,譬如关于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出版专号,设立“马克思研究”专栏,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思想解放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晨报》副刊还发表了大量通讯,包括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以及俞颂华、李仲武等的通讯,介绍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情况。这些副刊都带有积极向上的时代烙印,成为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和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感,嬉笑怒骂,针砭时弊,形成所谓的“花边文学”。这种杂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瞿秋白认为“鲁迅的杂感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指出这种“文艺性的论文”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9]。直至今天,报纸副刊还经常登载一些富有针对性的文学作品,如小言论、杂文、散文、小小说和诗歌,言正刊所不能言、不敢言、不宜言已经成为副刊与正刊互动,协助报纸阐发观点的重要方式。

利用副刊品牌推广报纸是同业竞争中的一个有效手段。副刊已经成为正刊吸引读者、扩大影响的有效渠道。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近代民营报业竞争就以副刊为开端。《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等报纸纷纷设置副刊版面,发表诗文、小品以及评论和娱乐等内容。当时的副刊主要以消闲为主,具有娱乐性、可读性,在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当时的副刊还是正刊的“附属品”,却发挥了“招客”和“留客”的双重功能。直至今天,副刊还在继续发挥着这种作用。20世纪80年代,报纸的扩版潮导致版面急剧增加,扩版之后中国报业一个极为明显的变化就是报纸副刊化。副刊的外延和内涵都不断深化和扩展,刊载内容延伸到文化、生活、休闲、娱乐、IT业、汽车、房产等。副刊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可读性、娱乐性、实用性增强。一些副刊从正报中分离出来演变成为独立的周刊,如《南方周末》《楚天周末》等。副刊在报纸中的地位愈加重要,成为报纸参与竞争的重要一环,譬如以《新民晚报》为代表的“四大晚报名旦”,和以《广州日报》为代表的“三大日报巨头”,都在竞争中充分利用了副刊这种特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