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报纸副刊媒介转型：编辑思想简述

中国近代的报纸副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这个时期的文化氛围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与很多优秀副刊编辑的涌现是分不开的。他们不仅在副刊写作上有突出的贡献，而且也创造了很多有独特风格的编辑思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鲁迅、萧乾、张恨水、孙伏园等报纸副刊编辑。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耀眼明星，他不仅写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在报纸副刊编辑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编辑思想，为以后副刊的编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五四运动后期是鲁迅副刊编辑思想的形成时期。

1922年前后，鲁迅先生在反击“学衡”复古派的同时，也参加了批判“礼拜六派”和“鸳鸯蝴蝶派”的论争。1921年5月7日，他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名字》一文，说四类署名的文章不看：第一类是“黑幕派”们喜用的笔名；第二类是“鸳鸯蝴蝶派”们喜用的名字；第三类是“礼拜六派”们游戏人生的别号；第四类是创作所谓“社会小说”的各种旧文人。鲁迅先生对于消闲文人向来是嗤之以鼻的，对“礼拜六派”之流在文学问题和副刊问题上的否定，更多地体现在他的编辑实践和逐渐形成的副刊编辑思想中。

1927年以前，鲁迅不仅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杂感和文艺论著，还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和支持了许多进步的新文学社团，同报纸副刊有密切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个时期里，鲁迅发表作品的日报有10余种，从副刊角度讲，达17种之多，主要有《北京大学月刊》副刊《歌谣周刊》、《国民公报》副刊《新文艺栏》、《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晨报》副刊《晨报副镌》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京报副刊》等，这其中，有鲁迅亲自支持创办和亲自编辑的。

早在东京留学的时候，鲁迅先生就在留学生主办的《河南》等杂志上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论文。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及绍兴中学堂教书，并参加了“越社”（南社的分社组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越社青年决心“监督”军政府，出版一张报纸，用其作为斗争武器，鲁迅为1912年1月3日创刊的这份报纸取名为《越铎日报》，并亲自写了《越铎出世辞》，指出该报的宗旨是“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振勇敢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5]这个出世辞既表达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也说明了鲁迅当时的思想深受民主主义和个性解放的影响。鲁迅负责《越铎日报》的译电栏，并在副刊上发表了《艺苑拆枝》《艺文杂话》《百草书屋札记》等散文与杂文。在他的建议下，《越铎日报》开辟了“稽山镜水”专栏，具有风物志的性质。五四时期，《越铎日报》曾经创办了《龙山》《微光》《爱之力》《心潮》《爱美的戏剧》等新副刊，在1927年3月停刊。

从辛亥革命到1918年，鲁迅竭力提倡翻译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及其他进步作品，抵制所谓“寓忠孝节义之意”的小说。鲁迅从1918年开始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陆续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随感录后，他和报纸及报纸副刊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从鲁迅的一些主要作品看，这些作品有将近一半发表在各报的副刊上。在1927年以前，鲁迅与副刊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鲁迅以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为主，同《北京大学月刊》《国民公报》新文艺栏、《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也有相关编辑工作的联系。鲁迅一般是应邀写作或翻译，他的《头发的故事》发表于《学灯》1920年“国庆”专辑上，与此同时，在宣告“独立”前的《晨报》第七版，发表了小说《一件小事》、《故乡》（转载于《新青年》）、《不周山》以及译作《父亲在亚美利加》、《时光老人》和杂文《无题》等。

1921年10月，《晨报》第七版改为《晨报副镌》，标志着鲁迅把主要的战斗阵地转向副刊的开始，鲁迅先后在该刊上发表的作品有50余篇，这也是他副刊活动的第二个阶段。

鲁迅一丝不苟的创作作风和编辑作风也影响着《晨报》的副刊的编辑，在此期间，鲁迅还在《晨报》的另一个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文章。1924年12月5日发刊的《京报副刊》，也是鲁迅先生支持孙伏园编辑的。当时的《京报》发行量很小，月仅三四千份，而且人力少，经费拮据，有时连稿费都支付不出去，因此孙伏园十分犹豫，为了同已经发生分化了的《晨报》副刊对垒，抨击现代评论派“逼死其他副刊”的企图，鲁迅先生竭力主张孙伏园参加《京报》编辑。鲁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并且在1925年5月27日联合6名女师大教师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鲁迅还给《京报》的另三种周刊《民众文艺周刊》《文学周刊》《妇女周刊》写了一些文章。

从1925年4月《莽原》周刊的出现开始，鲁迅的前期报刊活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他先后亲自主编《莽原》和《国民新报副刊》之乙刊，为副刊的发展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他编辑《莽原》周刊和完全独立之后的半月刊，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前后发表20余篇作品，包括杂文、通讯、译文、补白等。1925年年底，北京国民党左派刊行机关报《国民新报》，声称该报“以主张国民救国，宣传民族自决，打倒帝国主义，铲除黑暗势力”为宗旨。该报副刊分为登载社会科学稿件的甲刊和登载文艺作品的乙刊，鲁迅应邀与张凤举按月轮流编辑乙刊，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甲乙两刊共出了46期，于1926年4月停刊。该报的主编邓飞黄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客，但副刊在鲁迅先生等人的编辑下，表现出很强的战斗性。鲁迅先生在编辑《莽原》及《国民新报》副刊的同时，也关心着其他报纸副刊，如他在北京《国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小说《长明灯》。1926年6月，《京报》及其副刊被封，其他副刊或遭到同样的命运，或被右派势力掌握，只剩下独立发行的《语丝》和《莽原》半月刊在继续战斗，但是，鲁迅仍然利用可以利用的副刊进行斗争。《世界日报》副刊创刊后，他发表了日记体杂感《马上日记》，歌颂“山崩地撼”的革命新时代即将到来。鲁迅在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到南方，于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两次返回北平，发表了许多讲演，同样刊登在《世界日报》的副刊上。在厦门、广州和上海，他也和几种副刊有着频繁的联系。

鲁迅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彻底地批判了消闲副刊，奠定了进步副刊健康发展的基础。鲁迅的副刊编辑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积极提倡文化批评（即“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在支持创办《越铎日报》的时候，就明确提出“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复”的思想启蒙主张。五四运动以后，这种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一张报纸“实与民意相去太远，要收获失败无疑”。鲁迅不仅批判当时北京的一些通俗消闲小报脱离社会、刊布低级趣味的作风，而且批判新文化阵营中把提倡科学和宣传革命割裂开来的倾向。鲁迅先生认为，副刊和文艺杂志是有很大区别的，副刊的特点就在于“发议论”，绝不能把它和发表创作以及学术研究或文章的杂志等同起来。鲁迅的战斗性文艺杂文使副刊的文艺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

其次，非常重视副刊编辑和作者队伍的建设，要求立场鲜明，倾向一致，不搞兼文，不搞折中主义。五四时期新副刊的弱点之一是内容庞杂，兼容并蓄，并因此减弱了它的思想性和战斗力，宣传了许多错误的乃至反动的观点。鲁迅对尖锐复杂的斗争有清醒的认识，他虽然不主张把副刊搞成“清一色”，却认为“须有一定的圈子”，这个“圈子”是指由有共同思想倾向、共同美学趣味的编辑、作者组成的骨干队伍，他主张队伍精干。

再次，特别注意副刊的通俗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他对《晨报》的《星期副镌》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特地为《星期副镌》的“开心话”栏写了《阿Q正传》。知识性、趣味性往往是和文艺性相连的，孤立地强调趣味固然要堕入泥坑，不分高下完全否定趣味性、知识性甚至副刊的综合文艺性，势必影响副刊的群众性和可读性。鲁迅先生把二者结合起来，将深刻的思想和饱满的战斗情绪寓于嬉笑怒骂和讽刺幽默之中，创造了文艺性杂文的新形式，他主编的副刊很少出现大块文章，风格活泼，耐人寻味。

对于当时特定环境中的报纸与副刊的关系，鲁迅也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报刊被进步的力量所掌握，就能发挥巨大的宣传作用和组织作用，使革命的真理迅速地传达到群众中去，从而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五四运动前后，由于反帝反封建的共同要求，资产阶级中激进的一翼往往要寻求革命群众的支持，从而使新副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联盟”解体，一般人限于无权和物质条件的缺乏，往往被重新剥夺言论的自由，这就使进步力量一方面需要努力开辟新的副刊园地，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利用别人的报刊发表意见和思想。鲁迅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战斗成绩。(www.chuimin.cn)

新记《大公报》1926年9月1日续刊，第一天就在第八版上出了《艺林》副刊，由何心冷主编。1927年3月，《艺林》移于五版，八版又设立《铜锣》，也是综合性副刊。不久《艺林》改称副刊一，《铜锣》改称副刊二，都仍由何心冷主编，副刊一偏重文艺，副刊二偏于综合性。1928年1月，两个副刊合为综合性文艺副刊《小公园》，这是新记《大公报》刊期最长、影响最大的副刊。《小公园》发刊词说，这个公园“爱什么时候进来都行，只要能使大家安安静静地领略一些自然的趣味”，这个副刊先后由何心冷、徐凌霄、曹世瑛、吴砚农、陈纪滢、冯叔鸾、萧乾主编。

1933年以后，胡政之找来萧乾做编辑，从此揭开《大公报》文艺副刊最有光彩的一幕。1933年9月，杨振声、沈从文应邀兼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开始时为每周二期，1935年1月的第133期改为周刊，并改称《文艺》。在这个周刊上发表作品的有很多知名作家，主要有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梁思成、金岳霖、林徽因、周作人、叶公超、卞之琳、谢冰心和林庚等，萧乾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是在《文艺副刊》第十二期上发表的。

萧乾进入《大公报》后，首先对《小公园》进行了改版。他在“园例”中刊登《致文艺生产者》讲述取稿标准：“文章不像布匹，原没有固定的尺度来衡量……但不能衡量不是可以马虎。好的文章，像一切好看的艺术品一样，一看便能辨认得出。像尊名窑出的瓷器，好的文章有一种光泽；也许是思维的透彻，也许是想象力的奔放，文字间焕发着光彩。”^[6]1935年9月，萧乾正式主编《文艺》，1936年4月，上海《大公报》创刊后，他主编两地的《文艺》周刊，形成了更大的影响。萧乾编辑副刊的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我们的书评政策，一向是分析的，理智的，不捧谁，也不骂谁”。这种风格是与《大公报》的整个编辑态度相一致的。抗战爆发后，津沪两地《大公报》相继停刊，分两支转移，一支由汉口版转到重庆版，一支由香港版转到桂林版，并于1944年开办重庆版。1945年后，天津版、上海版、香港版相继恢复（后二者分别于1946年和1948年恢复）。萧乾编辑的津沪及香港版《大公报》副刊《文艺》于1938年由杨刚接办，而后期天津《大公报》副刊则由劳荣编辑。

萧乾原名萧秉乾，1910年出生在北平的一个汉化的蒙古族家庭里，1930年入辅仁大学英文系，1933年转入新闻系。他读大学时就向副刊投稿，求学期间已发表了30多篇作品，并利用暑假在北平与包头之间采访，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特写《平绥琐记》。萧乾改革《小公园》，大力引入新文学，他在改版《计划》时说，他筹备了3个专栏，登在每星期的特辑上：《书报简评》《文艺新闻》《读者与编者》，决心要让手里这《小公园》“成为千千万万个文艺青年自己的园地”。

《小公园》的改版，在社会上得到了一大批知名作家的支持，包括叶圣陶、冰心、巴金、靳以、芦荻等。《读者与编者》是最早开设，也是最活跃的一个专栏。一开始，萧乾就强调不要让编者独白，这个专栏一开，读者来信十分踊跃，与编者讨论《园地》，讨论《计划》，讨论文艺、升学、恋爱等种种问题。萧乾每天有稿必看，除编辑工作外，每天要看10万字的来稿，并且做到退稿都附一封信。

萧乾主编《小公园》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书报简评”。他在燕大新闻系时的毕业论文选题便是书评研究，他认为，书评是当时文化界有待填补的空白。“书报简评”专栏一直很活跃，尤其对外国人以中国的题材所写的书，给予评论，发表态度，像赛珍珠《流犯》出版后，李影立即作了评论；同样，对斯诺的《活的中国》，杨刚也作了详尽的评论；此外，还为曹禺的《日出》举办过“集体评论”；后来在上海还连出了几个整版特辑：《作家论书评》《读者论书评》《出版家论书评》《书评家谈书评》。

“名著介绍”栏主要介绍中外经典文学名著，其目的是引导青年阅读过去的有定评的名作，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名著介绍”每篇都在两千字以内，扼要介绍作者生平、原作背景、故事梗概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萧乾呼吁“学者及作家们把他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哈代、髙尔基之后的心得写出来供广大青年分享”。

《小公园》改版后，不仅变活跃了，而且性质也有了明显变化，先是星期六、日特辑，文艺色彩比较浓厚，后来每期《小公园》都变成纯文艺性的了，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文艺副刊。

在20世纪30年代的报业界，有一位连载小说家，他就是一生写了近百部小说的张恨水，他无疑为副刊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人，出生在江西南昌，名张心远，早年在江西读私塾，19岁时不满包办婚姻出走，流落南方并开始发表白话章回小说，1919年到北京，任《益世报》和《世界日报》编辑，并在1924年创办《明珠》《夜光》。张恨水20世纪30年代到南京、上海，仍旧以编辑副刊和写作小说为业，并担任过报纸的总编辑。1935年到上海参加《立报》的创办，在《立报》主编《花果山》，在重庆《新民报》则编辑多种副刊。1945年任北京《新民报》总经理，一直到1948年。在上海编辑《立报》和在南京编辑《南京人报》时，张恨水经常在上海《新闻报》和许多其他报纸副刊上发表小说，有时同时写作七八种小说。1937年，他到汉口、重庆，加入《新民报》，开始了他的思想与文学创作上的新转变。上海战事爆发以后，一度流行“国难小说”，张恨水的《无名英雄传》，是连载于《中国日报》的一组短篇，反映了民众壮烈的抗日活动。

张恨水的小说很适合报纸副刊连载，风格独特，且有一定思想深度。《明珠》和《夜光》刊载的有影响的作品，除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还有《燕归来》《落霞孤鹜》《斯人记》《八十一岁》等。这些作品都是官场和社会秘闻的艺术组合，反映了当时张恨水的思想状况，也反映了《明珠》与《夜光》的编辑倾向，《明珠》和《夜光》具有北方报纸副刊的特色，较《申报》副刊《春秋》等更多了一些反映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社会现实的内容，对人们的认识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作家、著名副刊编辑。他曾在北京大学旁听，两度成为鲁迅的学生，1912年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刊载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有“副刊大王”的称号。孙伏园后来又应邀主编《京报》副刊，1927年3月，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28年主编《当代》，旋即赴法国留学。

孙伏园在副刊编辑中关键的问题上基本站在鲁迅先生的一边，并受到鲁迅先生的亲自教诲与帮助，所以他编辑的《晨报》和《京报》的副刊生动活泼，富有战斗性。他支持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但和郑振铎等人不同的是，他直接参加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较少，把精力主要放在了编辑业务上。他在加强副刊论争性的同时，也细致地考虑到副刊具体形式上的特点，使“五四”后的新副刊在内容和形式力求统一的前提下稳定了下来；但他过多地考虑形式问题，出现了副刊兼收并蓄的编辑现象，显得“太软弱”“认不清敌人”。孙伏园的兼收并蓄体现着资产阶级报人的本质特点和政治上的投机。

孙伏园在副刊编辑上最大的特点是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并重。他编辑副刊的主导思想是：“很想从几个方面把附刊的影响扩大到全报，第一，附刊是白话文的；第二，附刊是加标点的；第三，附刊是学术性的但又比较趣味化，因为那时正是五四运动时代，很希望学术性、民主性的气味浓一点”。孙伏园主持的《星期副镌》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却是新副刊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孙伏园为该刊设了“开心话”栏，并连续发表了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以及许多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他比较注意开展问题讨论，或者抓住读者来信，或者根据青年的一般想法提出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相互比较，最后请思想界、文学界有影响的人士如鲁迅等发表意见，所以，《晨报》七版和《晨报副镌》既以宣传新思潮著称，也以文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