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报纸副刊媒介转型：近代著名副刊编辑及活动

中国报纸早期副刊的编辑或是转入报业的文人，或是兼当报纸笔政又进行文学创作的报人。报纸副刊的出现，也使报纸从业人员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一些新闻工作者因编辑著名副刊而在报刊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清末是副刊产生的初期，从事副刊性文字编辑的人很多，以《申报》《沪报》为例，有蒋芷湘、何桂笙、钱昕伯、蔡尔康等，其他报纸的副刊性栏目编辑，则有李芋仙、高太痴、周瘦鹃、欧阳巨源、任里叔、孙玉声、周桂绥、陈冷血、包天笑等。但是，对副刊文艺特点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王韬、李伯元和吴趼人，同时他们也为副刊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韬（1828～1897），江苏吴县人，字紫诠，号仲弢，曾用蘅华馆主的笔名，在香港避难时号天南遁叟，回上海任格致书院山长时，又号淞北逸民。早年，王韬曾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工作，因被清廷怀疑向太平天国的杨秀清上书被通缉，逃到香港，为英华书院编辑《圣经》。1871年，英华书院解散，王韬与该书院买办黄平甫集资购入书院资产，改名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改组为《循环日报》，这是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报纸之一。从1874年到1884年，王韬在大部分时间里担任《循环日报》的主笔，首创近代报纸论说文，撰写了《变法》《变法自强》《重民》《尚苟》等政论文章，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1883年，他把历年发表的政论汇编为《弢园文录外编》，公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

王韬主编《循环日报》的时候，著有笔记体小说《遁窟谰言》，影响很大。由于《申报》曾派钱昕伯到香港学习办报，并在《循环日报》和王韬一道“辅笔政”，王韬对《申报》副刊性文字的出现起了巨大的作用。

1872年，《申报》连载王韬的译作《普法战记》，1875年后，《申报》的《四溟琐记》刊登他的《眉珠庵词》。1884年，王韬到上海后，一度任《申报》撰述，直接参与了《点石斋画报》的创办，担任了其中文艺部分的写作工作，他写的《隐沪漫笔》及续录多卷，是我国报纸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品，直接影响到后来笔记式小说的创作。更重要的是，王韬是当时具有改良思想倾向的著名政论家和作家，在他的倡导下，《申报》的《瀛寰琐记》出现了《富强论》《探中建本论》《请裁杭关书》《内地轮船进止议》等时论。《点石斋画报》也着眼于甲午战争，“绘为战捷之图”“惮乐观新闻者有以考证其事”。王韬第一个把新闻和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奠定了副刊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传统。

李伯元（1867～1906），江苏武进人，名宝嘉，号南亭亭长，笔名有南亭长者、二春居士等，他是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家，擅长制艺和诗赋。1896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指南报》。第二年又创《游戏报》，由《指南报》代售，一时“靡然从风”。1901年再创《世界繁华报》，“别树一帜”，1903年，又办《绣像小说》半月刊，共发行72期。

李伯元在编辑上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以“觉世”自任，“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李伯元对晚清社会的腐败与黑暗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社会危机感，所以他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是，李伯元的政治立场保守，不仅敌视民主主义革命派，连康梁变法也被他视为“过激”。他一边揭露社会的诡伪变诈，一边又讥笑维新改良派“强之为经济文章”是迂背的行为，在创作和编辑报刊时，常常带着玩世不恭的态度，既攻击社会，又逃避现实。第二，提倡“有体皆备”，形式多样。他编辑的文艺小报，栏目是最多的，论辩、酒令、灯谜都涉及，这也扩大了读者圈，为栏目式普通副刊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三，注重长篇连载。从《繁华报》开始，就陆续连载了《官场现形记》《庚子国变弹词》和吴趼人的《糊涂世界》等，对报纸连载长篇小说模式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这些编辑思想对副刊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又名宝震，字小允，25岁时，取“作茧自缚”之义，改号茧人，41岁时易为趼人，又因祖籍为广东南海佛山镇，笔名叫我佛山人。吴趼人青年时期到上海，先在江南制造军械局任职，1897年正式进入报界，协助编辑《沪报》副刊《消闲报》，1898年主持《采风报》和《奇新报》。1901年10月，他和李芋仙等主笔《寓言报》，1902年春应聘到《汉口日报》，主笔一年多，后回到上海创作小说。1905年春，又到武汉办报，1906年，参加群学社，与吴蝶卿、陶报癖、许伏民和周桂笙创办《月月小说》，并亲自主编了该刊的第一至八期。

吴趼人主编或投稿的报纸约十余种，影响广泛。他的才能和爱好是多方面的，他“为古文辞不求工”，小品文字“则又运笔‘轻倩’”，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吴趼人著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结构比较完整，和吴趼人的其他小说一道，丰富了清末的谴责小说。吴趼人对报纸副刊性文字的影响，还有更为直接的一面，那就是吴趼人在主笔《采风报》《寓言报》《汉口日报》《楚报》中文版的时候，就发表或编辑了许多有寄托的文章和寓言，最具代表性的是后来编辑修订的《俏皮话》126则，其流传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并不亚于他的长篇小说。这些寓言和讽刺笑话虽然也带有游戏笔墨的特点，但很少有自解自嘲的色彩，经他编辑的副刊性文字以及寓言、采风等，批判性和思想性都比较强烈。吴趼人对副刊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倡短篇小说，使短篇小说脱离了笔记文体，运用了略近于白话的语言，成为副刊性文字的一个独立品种。

吴趼人还明确地提出了文章的趣味性和知识性的问题，特别强调文艺作品的艺术性，认为副刊性文字应该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看法。吴趼人认为，当时的许多作品谈不上艺术，“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课本”，而“文学之有高格可循者”，应该具有“审美之情操”，明确地提出了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但是在1907年以后，吴趼人由前期不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意识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维护者。改良主义的破产，使他转向厌世主义，创作《恨海》《劫余灰》和连载于《舆论时事报》的《情变》《滑稽谈》以及长篇笔记《胡宝玉》等，这标志着他的创作和编辑趣味转向言情、妓院生活和无聊的滑稽小品，他甚至还为商人撰写推销“艾罗补脑汁”和“燕窝糖精”的广告文章。

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出现了很多宣传革命的报纸、报人，其中一些报纸的副刊对革命的宣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副刊编辑中陈去病、郑贯公、陈蝶仙等人具有代表性。

陈去病（1874～1933），字巢南，江苏吴江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最初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陈去病曾参加过中国教育会、拒俄义勇队、中国同盟会，并在上海和杭州组织过“神交社”和“秋社”。陈去病1903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开始参与报刊活动。之后，他又东渡日本，和高旭、马君武等一道担任《民权》《复报》《醒狮》等报刊的撰述和编辑。回国后，陈去病在广东参加了汕头《中华新报》的创刊活动，1909年，他和陈其美创刊了上海《中国公报》，并集会虎丘，成立南社。陈去病在报刊上的诗作很多，大多歌颂宋明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和游侠剑客，借以抒发情怀，感慨生平。他的诗文“去华返朴”，笔墨苍劲，在副刊性文字的编辑中他也注重“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主张作品要言之有物，并且亲自写了《南唐伶工杨花飞别传》，说明演戏和爱国的关系，这无论是对加强报纸副刊为革命服务的功能，还是进一步繁荣副刊上的通俗戏曲，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郑贯公（1881～1906），广东香山人，原名郑道，字贯一。在日本任《清议报》编辑时，因梁启超自号任公，所以改号贯公。1899年，郑贯公进入梁启超创办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1900年冬，学校改组，他到《清议报》任编辑。在此期间，他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联系，倡设《开智录》半月刊，发表了一些宣传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的文章，被《清议报》除名免职。1901年春天，郑贯公回到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发表了一些新派诗词。1903年，他离开《中国日报》，另创《世界公益报》，宗旨是要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理想“化为常识”“灌输于人心，而付诸实行”，其附录主要刊登俳文与歌谣，后因刊载歌谣《扬州十日记》，与股东发生争论，退出《世界公益报》，另组《广东日报》（1904年3月31日发刊），《广东日报》从发刊之日起就有副刊，名叫《无所谓》，每日两页，用文艺性的作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无所谓》的发刊词里，我们可以看出郑贯公反对清廷黑暗政治，愤世嫉俗的思想，他认为，在国家内忧外患的逆境中“浮生梦梦、大局尘尘”，使人焦急，因此，需要“借酒浇怀，因诗遣兴”，利用文艺作品消解胸中的块垒，启迪世人的精神。

陈蝶仙（1879～1940），名栩，号栩园。1906年前后，就在《月月小说》《沪报·消闲报》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新泪珠缘》、传奇《花木兰》《桐花笺》《自由花》以及多种诗词。他还主编了晚清有名的文学杂志《著作林》（1906年刊），并且是初期《自由谈》的积极投稿者。陈蝶仙对于副刊的贡献在于他首辟常识栏目。他对于化工、医药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了解，在没有加入《自由谈》之前，他曾经创办过一本《女子世界》杂志，内容分图画、文选、译著、谭丛、笔记、诗话、美术、卫生等栏，一共发行六期，这些内容移于《自由谈》的常识栏里，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并使副刊和读者的生活发生了更加广泛的联系。之后，副刊特别是普通副刊设置常设栏或者点缀有关内容的编辑法，被报纸当作一种传统延续下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常识栏又和广告、文艺结合，形成盛极一时的表现形态，这就是上海各报设立的国货、建筑、医药、汽车、电信、服装、饮食等五花八门的商业性副刊。

陈景韩（1878～1965），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笔名冷、冷血。1900年进武昌武备学校，因参加革命党，险遭清政府缉拿，乃赴日本。1930年回国后，任上海《时报》主笔，首创《每日时评》专栏，后为各报仿效。1913年史量才接办《申报》后，聘陈冷为总主笔，陈冷主张以爱国爱民、独立不偏为立场，以“确”“速”“博”三字为办报方针，成为舆论界权威人士。陈蝶仙离开《自由谈》后，副刊的编辑业务也由总编陈冷代行。1919年8月31日，《申报》增加了《星期增刊》，由项远林、康通一编辑，专门译述世界各国有关经济、军事、工商、学术的文章，并载有一周国内外大事记，弥补国际新闻的不足。《星期增刊》不属于副刊性质，但是，它的出现是和五四运动中综合性新副刊的相继问世有关的。

严独鹤（1889～1968），浙江桐乡人，名桢，字子材，别号知我、槟芳馆主、老卒、晚睛等，“独鹤”是他早年丧偶后所取笔名。严独鹤自1914年起，在上海主持《新闻报》副刊笔政长达30余年，编有《快活林》《新园林》，多为针砭时弊之文，受到读者的赞赏，他从1929年起在所编《快活林》上刊发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快活林》仍然是一种带有消闲性质的副刊，他们所谓的“俗不伤雅”，是一种新的文字游戏。《民立报》创行“集锦小说”以后，《新闻报》首先仿效，一年之内，刊登了《海上月》《奇电》等十余组短篇。每篇由一个人开笔，在段落结束处嵌入另一作者的笔名，“点将”续写，循环不已，成为整体。《快活林》上的第一篇“集锦小说”《海上月》是由严独鹤发起的，是一种生编硬造的“点将”小说，这加剧了副刊文字的游戏倾向。

“新旧折中”的成果是严独鹤撰写的“谈话”，每天一篇，四五百字。这些谈话涉及范围广泛，具有幽默感和社会性，是后来其他报纸副刊上“小言论”栏目的起源，也是随感录和杂文的雏形。这种连续性的“谈话”是《快活林》和广大读者直接交流思想的唯一纽带，为副刊向着综合文艺副刊发展奠定了形式上的基础，这种有益的尝试同《申报》上的《自由谈之自由谈》具有同样的效果，影响却更大。

包天笑（1876～1973），江苏吴县人，名公毅，字朗孙，别署拈花，或署斋名秋星阁、创影楼。1904年，狄楚青创办《时报》，他和陈冷血同时担任主笔，撰写“时评”，批评时政，并称为“冷笑”。包天笑早年从事翻译和创作，翻译范围涉及政治、教育、科技、文艺等。(www.chuimin.cn)

《时报》的资格是很老的，《时报》的副刊也早一些，在它的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栏目式副刊（通常所说的“报尾巴”）的演化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又和包天笑等人的改革密切相关。《时报》创刊的时候，设立了“小说”“介绍新书”“词林”“口碑丛述”“瀛谈”“拾零”六个栏目，其中“介绍新书”一栏，形同广告，其余五栏，都是副刊性栏目。此外，还有狄平子的《平等阁笔记》和《平等阁诗话》附于新闻之后。因为这种分散的编辑方式不容易吸引来稿，而且缺少滑稽文章的内容，包天笑在散在的文艺栏目之外，专辟了“余兴”，主要登载短篇小说、游戏文章以及戏剧、山歌和所谓时装百美图，同时也有意识地开辟了“青年习作”栏。这些副刊的风格较清新，出现过一些讽刺时局和抨击袁世凯窃国称帝的救国山歌。1916年，狄平子、包天笑（陈冷血已于1912年转入《申报》）聘请毕倚虹主编《时报》和《小说时报》，《时报》的副刊改称《小时报》。

从《时报》副刊的演变过程来看，情况比较复杂，形式常常变换，有一定的独创性，《余兴》和《滑稽余谈》属于栏目式副刊，《小时报》是综合性文艺副刊，第四版是文艺性的副刊，其《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周刊等，则是我国较早的专门性副刊，因此，《时报》对完善副刊形式有很大的贡献。

《时报》的副刊也比较重视翻译作品的介绍和白话文学，1917年，《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掀起了白话文运动，《小时报》也做了一些改良，这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时报》对副刊的改良也有局限性，主持人狄楚青原来是维新派中比较激进的人物，受到过唐才常的直接影响，他虽然转而办报，却并不是纯粹为了经营，这就使得《时报》带上了一定的政治色彩。《时报》副刊的改良和局限同包天笑的编辑思想也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时报》兴盛的前十几年中，编辑作风直接受他的影响，形成了《时报》系统的一套编辑理论。比如，他和陈冷血编辑的《妇女时报》，就有些早期“妇女解放”的色彩，刊登有《论上海女学生之装束》《华盛顿之妻》一类的作品，他编辑造就的《时报》副刊受到改良论者胡适的赞扬。

“五四”后副刊的编辑人群是极其复杂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邓颖超、陈毅，又有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鲁迅、郑振铎、孙伏园、郁达夫等，也有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报人如戈公振、宗白华、俞颂华，还有留学归国的诗人、作家徐志摩乃至“礼拜六”派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从不同性质的副刊以及编辑者对副刊发展的影响来看，李大钊、瞿秋白、郑振铎、孙伏园、戈公振以及周瘦鹃比较具有代表性。

李大钊、瞿秋白代表着无产阶级对报纸副刊的要求，他们编辑副刊主要的精力又都放在传播马列主义、进行党的组织和理论建设方面，他们编辑的副刊具有思想性、战斗性和大众性。孙伏园、郑振铎是新文学团体文研会的主要成员，他们和鲁迅先生的编辑实践都体现了“五四”副刊革新的主流。戈公振长期编辑《时报》《申报》等商业报刊，但他富于正义感和事业心，他对《时报》副刊的革新代表着进步文化人寻求改革的一面，而周瘦鹃编辑的《申报》中期的《自由谈》和《春秋》却体现了相对保守的一面，但对副刊具体形式的形成与稳定也有很大的贡献，只是他的编辑方针以及把文学当作宣泄个人情绪的工具的文艺观，却促成了“五四”后副刊的另一个侧面。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杰出的组织家和活动家。1907年，李大钊到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李大钊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世凯。1916年回国，任《晨钟报》主编，因与进步党人汤化龙意见相左，两个月后辞职，后转到《国民公报》，继续进行报纸的改革工作。1919年2月7日，李大钊又到《晨报》参加第七版的编辑工作，使这一版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已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重要政治论文，并从《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起，参加该刊编辑工作。1918年，他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协助北大学生办《新潮》月刊及全国学生救国会的《国民》，并与王祈年等人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当时比较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第一篇文章。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9月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诗人、学者，鲁迅说他的诗文是“革命史上的丰碑”。李大钊对于“五四”新副刊的贡献，在于他赋予了副刊一个革命的“灵魂”。《晨报》第七版的改革和李大钊是分不开的，《晨报副镌》首先宣传新思潮并设立相应的专栏，李大钊第一个在日报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作出了报纸副刊发展中的划时代的贡献。李大钊还在改革后的《晨报》第七版和《晨报副镌》上发表了《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古与今》《黄庞流血记序》《五一纪念日对现在中国运动界的意义》《马克思与第一国际》《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等文章，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和其他报纸副刊如《觉悟》《国民新报》副刊也有广泛的联系，1923年发表在《觉悟》上的《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对社会主义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虽然李大钊后期主要从事党的理论工作与组织建设工作，减少了参与副刊编辑工作，但他在副刊开一代新风上的贡献却是至关重要的。

瞿秋白（1899～1934），江苏常州人，名双（爽、霜），后改称秋白，他的笔名有双林、史维它、守阳、易嘉、J·K、史铁儿、司马今等。瞿秋白在中学读书时就爱好文学，1919年下半年，他和耿济之、郑振铎、许地山合办《新社会》杂志，发行十余期，不久加入李大钊发起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1920年～1922年，他担任《晨报》赴俄特派记者，1923年回国，先后编辑过《新青年》季刊、《向导》，主编过《前锋》，并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在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5年6月，主编了党的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从1931年开始进行文艺杂文的创作，同鲁迅密切联系、并肩战斗，在参加政治活动的同时，也从事创作和翻译，对中国革命的文艺事业及报刊事业有重大贡献。他在旅苏期间所写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我国最早记述苏联初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情况的文艺通讯，这些作品刊登在《晨报》及其副镌上，后成书出版，是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表现了作者早年追求光明、向往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他主编《热血日报》，不仅亲手写社论、短评，也特别关心副刊，为“诗歌”栏亲自写作通俗文艺作品。在他的倡导下，通俗文艺尤其是民歌体的革命作品构成了无产阶级报纸副刊的新特色。文艺大众化是瞿秋白的一贯主张，进入苏区后，他又写了不少《送郎参军》等歌词，这些对于报纸副刊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浙江水京县，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1917年，郑振铎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和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正式开始从事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他和沈雁冰一道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很早就开始了编辑生活。发起文研会以后，他主编《文学旬刊》及其后身《文学周报》。1921年7月到1922年1月，郑振铎主编过《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还创办过中国最早的少儿杂志《儿童周刊》，1923年起长期主编《小说月报》。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和沈雁冰一道创办了《公理日报》，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1927年旅居巴黎，1929年初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并主编《世界文库》。抗战期间，他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创办《民主周刊》，鼓动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1958年因飞机失事逝世。他在创作诗歌、散文、小说，进行文学研究和考古研究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还翻译了大量外国作品和资料，著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多种著作。

郑振铎对报刊编辑工作有较大的贡献，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与“学衡派”“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写了不少富有战斗性的论文，为五四时期新副刊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直积极倡导“写实主义”和“为人生”的血泪文学，虽然其“为人生”的主张是朦胧的，但文艺“为人生”的口号，正是作为游戏文学的对立物出现的，郑振铎在1919年底就注意到“礼拜六派”复起的现象，所以《文学旬刊》从发刊之日起，就把讨伐游戏文学和“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作为最主要的战斗任务。郑振铎能够从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剖析问题，不仅切中要害，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他编辑的一系列报刊基本上体现了他对生活与文学的认识，尤其是《文学旬刊》，同沈雁冰编辑的《小说月报》紧密配合，对文学革命和副刊革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戈公振（1890～1935），江苏东台县人，原名戈绍发，字春霖，号公振，最初读过家塾和私塾，后来毕业于东台学堂。戈公振曾在家乡的《东台日报》当编辑，由此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1913年到上海，先在《时报》的有正书局图画部见习，后来正式进入《时报》，从校对、助编、编辑做起，一直升到总编辑。他在《时报》工作了将近15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报纸的研究，组织上海报学社，并在上海各大学讲授新闻学和报学史课程。1927年初，他第一次出国考察新闻事业，并出席了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1928年底回国，应史量才邀请，参加《申报》编辑工作，并在1930年创办了《星期画刊》，“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1932年9月，戈公振随“国联调查团”去日内瓦参加有关会议。1933年3月赴苏访问，写了许多报道苏联建设的通讯。

戈公振是著名的新闻学者和报人，贡献是多方面的，对于副刊，黄炎培说“今各报类有图画附刊各种周刊，实其首创也”。他在首创专门性副刊的同时，对其性质特点也做了研究，认为一方面周刊兼有杂志的特点，另一方面“二者性质终属不同，盖专门杂志务求其深，周刊务求其广，且须力避教科书之色彩也”。戈公振尤其重视图画副刊，因为“图画是无音之新闻，不识字者亦能读之”，在他之前，报纸附设画报虽然持续不断，但是从风格上看，中外杂糅，很不协调；从内容上讲，报纸成为画谱、消闲插画、新闻画报混合一体的出版物。

他在《时报》工作期间创立的《时报图画周刊》，开创了画报由石印进入钢版的新时代。1930年5月，戈公振又为《申报》创立《星期画刊》，每周出一大张，注重国内外大事的报道和艺术创作的介绍，促进了《良友》《现代》《中国学生》等画报的改革与产生。与此同时，《时报·图画周刊》发展成《图画时报》，《新闻报》也随之增设《星期画刊》，只是后者多刊登社会新闻照片及有关妇女儿童的内容，版面只有《申报·星期画刊》的一半。随后，很多报纸也在戈公振的倡导影响下，纷纷改革或者设立画刊。

在1920年前后，戈公振的思想还带有旧民主主义者的色彩，编辑画刊的目的还仅止于“彰善阐恶”。1932年后，他的思想趋向关注现实斗争，经常给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及其画刊寄投新闻图片。《新生》周刊发刊后，戈公振又担任该刊的驻俄特约记者，发表《列宁逝世十周年纪念》及一些新闻图片。戈公振编辑中国报纸副刊画报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为画报的繁荣和报纸副刊的兴盛作出了贡献。

周痩鹃（1894～1968），江苏吴县人，原名周国贤，别署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毕业以后，开始专门从事写作和翻译，1916年翻译、1917年集印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介绍了包括高尔基的《叛徒的母亲》在内的20多个欧美作家的作品，曾被鲁迅先生赞扬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但是他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却受到旧文艺家的影响，回避社会矛盾，有灰色绝望的情调。

1920年，周瘦鹃正式开始了编辑生涯，并成为“礼拜六派”的代表作家和主要编辑，他历任《申报》、大东书局、《先施乐园日报》及东方图书出版社编辑，主编过《申报·自由谈》、《申报·春秋》、《先施乐园日报》、《礼拜六》周刊、《游戏世界》月刊、《半月杂志》、《紫兰花片》月刊、《紫葡萄画报》周刊、《紫罗兰》半月刊、《紫罗兰》月刊、《良友》月刊、《中华图画》杂志月刊、《乐观》（1941年创刊的小开本和1947年创刊的大开本两种）等。抗战前夕，他参加了由鲁迅、郭沫若等数十人签名的联合宣言，并写了一些意在唤起同胞奋起抗敌救国的短篇小说。周瘦鹃编辑《申报·自由谈》十二年之久，1931年12月1日，黎烈文接编《自由谈》后，又另辟了《春秋》，编辑了五年。在早年，他提倡“趣味主义”，把文艺作品和副刊文字看成是“给看官们时时把玩”的东西，他也受到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曾说：“我生平无党无派，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要是说人必有派的话，那么我是一个唯美派，是美的信徒。”唯美主义和趣味主义的结合，使周瘦鹃在副刊的编辑上注重抒情小品、性灵文字和趣味作品，他编辑的《自由谈》分划小栏，讲究刊头，多讲春花秋月。此外，他也很注意戏剧界，梅兰芳到上海演出时，他组织了专题“梅讯”，将其演出、生活、交际活动逐天刊载报道，这些内容虽然有别于低级趣味，却找不到更多的触及现实的信息。周瘦鹃还别出心裁地主编了个人的小杂志《紫兰花片》，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的作品，体现了他创作和编辑的情趣。

周瘦鹃对副刊编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副刊形式的完善和编辑技巧上。1920年到1932年的《自由谈》以及后来的《春秋》以刊登随笔、小品、小说和知识趣闻为主，他在编辑上想了一些办法，细致分栏，做到固定中有变化。例如《春秋》，头条轮流刊布《瞻庐随笔》、《上海闲话》（汪仲贤）、《紫罗兰庵谈荟》（周瘦鹃）；中间是小说，后有短篇《疚心》，长篇《东北四连长》《换巢鸾凤》等；最下一排辟一专栏，分“新发明”“小识”“风土小志”“世界珍闻”“游踪所至”“儿童的乐园”“妇女的乐园”“笑总动员”等十二类，每月刊登一类。此外，他还请人担任图画设计，给每篇文章都配上图案和题头。后来，《春秋》中还编有《小春秋》栏，以短小作品为内容，在形式上也有一定的创新。总之，周瘦鹃在报纸副刊的形成和健全上面，有一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