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报纸副刊：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及其转型

五四运动的狂飙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在五四运动中，内容的传播是以报刊为载体进行的，所以这也成为我国新闻事业发生历史性转变的关键点。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提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口号，倡导新文化运动，这对报纸副刊的改革与改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前期的《新青年》比较全面地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指出封建伦理道德是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阐明了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也发挥了自由主义的社会伦理观念，把思想上的反对封建礼教和政治上的追求民主结合在一起。《新青年》还大张旗鼓地宣传了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运动，为传播新文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使人们对副刊的性质和社会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为副刊的发展和改革奠定了基础。

除了综合性副刊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批的特刊和专刊。特刊并不都是副刊，但五四时期的特刊和副刊如血肉不可分。它大致可以分作三类：第一类纪念烈士，鼓吹民主运动，如《觉悟》的“黄庞周年纪念号”等；第二类纪念革命领袖，宣传马列主义，如《觉悟》的“纪念列宁逝世周年专号”，《晨报》的“马克思纪念”和“俄国革命纪念”；第三类结合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发行纪念“五一”或“五四”的专号。此外，还有纪念报纸创刊周年的。当时副刊是进行思想斗争的特殊形式，起了宣传新思想、组织群众的特殊作用。至于专刊，往往是思想斗争和具体社会问题结合的产物。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起了报纸副刊的巨大变化，既有形式上的变化也有内容上的变化，更有价值观念上的飞跃与转变。民国时期，我国的副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对新文化运动和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北京和上海是报刊比较集中的两个地方，而这两个地方的报纸副刊也很有特色。在众多的副刊中，北京《晨报》的《晨报副镌》、《京报》的《京报副刊》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四大副刊。

《晨报》的前身是《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政客的机关报，由进步党人刘鉴担任经理。李大钊为《晨钟报》写了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表达了要求“青年中华”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此报从创刊起就设有副刊性质的第七版，专载小说、诗歌、小品及学术演讲录等。内容虽然没有完全陷入低级趣味，但是仍然没有跳出旧式副刊的窠臼。从1919年2月7日起，它再次吸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参加工作，宣布“将第二大张大加改良”，增设了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采编“中西学者名人之新著”的“译丛”和“具有高尚精神”的“剧谈”，从而使这一版变成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园地。

《晨报》的副刊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19年2月7日至1921年10月11日，编辑先是李大钊，后改为孙伏园。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主；后期从1920年7月开始，随着《新青年》迁往上海，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中心转移，《晨报》第七版更多地用来提倡新文学。这一阶段的主要栏目是《自由论坛》《译丛》《演讲汇录》等，刊载了大量的有关新思潮、青年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新小说等文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5月5日开始设立《马克思研究》专栏和《世界新潮》，专门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研究》专栏存在了6个月，发表了5篇论著，具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从1921年10月12日开始，在鲁迅先生的指导和支持下，《晨报》第七版改出四开单张，作为《晨报》附刊。当时鲁迅给新独立出来的副刊命名为《晨报附刊》，即“另外一张的意思”，《晨报》总编辑蒲伯英写报头时写成了《晨报副镌》。《晨报副镌》以刊载新文艺作品为主，并在李大钊的继续支持下，发表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文章，保持了丰富多彩的面貌。《晨报副镌》还注意知识性、趣味性的特色，并专门设立了《星期副镌》，鲁迅先生的名作《阿Q正传》正是在《星期副镌》上发表的，可惜的是《星期副镌》存在的时间只有4个多月。

1923年起，进入第三阶段，这个时期《晨报》的正张失去了进步性，《晨报副镌》却仍然保持着对思想界和文艺界的广泛影响，继续宣传新思潮，刊载介绍苏俄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论著，并在1923年11月出版了“俄国革命纪念专号”。与此同时，开始大力提倡新文学，除首次发表了鲁迅的《阿Q正传》外，还译载了大量近代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如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莫泊桑等人的小说，莎士比亚、歌德、惠特曼等人的诗，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晨报副镌》改革的影响下，一些报纸也纷纷改革副刊。

1924年10月，孙伏园辞去《晨报副镌》编辑的职务，汤鹤逸接编，《副刊》发展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1925年10月1日，又由徐志摩接编。北伐开始以后，徐志摩、闻一多等转赴上海，办起了《新月》杂志，《晨报副刊》由瞿世英接编，但精神早已不如从前，最终于1928年6月5日休刊。

《晨报》的副刊是五四时期最负盛名的报纸副刊，它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报纸本身，和当时最著名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所起的作用相去不远。

在北京还有一份报纸的副刊虽然创刊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它的影响却很大，那就是《京报》的《京报副刊》。《京报副刊》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1926年4月下旬，随着邵飘萍被害，《京报》被封而停刊，共出版477期。《京报副刊》是一份综合性文艺副刊，该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支持群众爱国运动，提倡新文化，曾与“甲寅派”“现代评论派”展开论争，影响广泛，一大批进步作者为其撰稿，鲁迅是它的经常撰稿人。

《京报副刊》偏重于文学，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它体现了一种比较明确的编辑思想，为综合性文艺副刊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京报副刊》第一号发表了《理想的日报附张》^[3]，归纳了孙伏园比较系统的副刊编辑思想。孙伏园提出了副刊的知识性与趣味性的问题，同时特别重视社会批评的文章，主要刊登文艺性的杂文。在作者队伍建设方面，他特别提出处理好名家与新进作家的关系。孙伏园的这些编辑思想和具体的方法是非常正确的，对我们今天的副刊编辑业务仍然适用。

《京报》的副刊具有多样性，在综合性文艺副刊之外，还设有一种普通副刊《显微镜》，由王小隐编辑，专载比较轻松的讽刺滑稽文字，也能够给人一些弦外之音。《京报》还设有12种周刊和3种半月刊，大部分是聘请社会上的文学及学术团体主编的。这些副刊在宣传新文艺、新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如鲁迅亲自主编的《莽原》周刊，《莽原》是在1925年4月24日正式创刊的，他组织莽原社和发刊《莽原》周刊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社会社评的阵地”。《莽原》具有文学的战斗性，鲁迅先生的20多篇作品，包括杂文、通讯、译文、补白等都代表了《莽原》的战斗特色。

在“五四”前后，《京报》的副刊形式的多样化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新对副刊本身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获得了大量读者的支持。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是北京，《新青年》掀起来的新思潮却波及了全国。在上海，各派的报纸闻风而动，副刊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开先河的是《时事新报》。

上海《时事新报》是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因此它的政治立场比较保守，《时事新报》的副刊比较庞杂，有《学灯》《社会主义研究》《文学旬刊》等，每种副刊的特点及出版周期也不尽相同。《学灯》是一种综合性副刊，创刊于1918年3月4日，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和二日刊，1919年12月起每日发刊，由不足一版扩为两版，1922年改出4开4版。《学灯》最初由张东荪主编，后继主编有俞颂华、宗白华等，《学灯》初期着重评论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五四运动以后主要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1919年刊登的《学灯》宗旨明确了《学灯》的七大宗旨：“（一）对于原有文化，主张以科学解剖之；（二）对于西方文化，主张以哲学和科学调和而一并输入之，排斥抄袭盲从之说，皮相之论；（三）对于新派所持之主义，加工研究，不做无价值之调和论；（四）对于教育，主张顺世界之潮流，提倡德莫克拉西之教育，以发展人格为主旨，不以职业教育之实用为满足；（五）对于教育制度，反对抄袭的与固执不化之制度；（六）对于教育事情，揭载各种教育上之流弊；（七）对于学风，主张改造成活泼朴实之学风，排除现在萎靡不振之积习。”^[4]这一时期，《学灯》曾发表过不少文章介绍中等以上学校的历史和现状，批评和揭露教育界的黑暗，讨论青年修养和教育理论，还刊登过较多的五四时期刊物的发刊词和目录。1918年以后又增辟“新文艺专栏”，旨在扶植新诗的创作和发展，曾刊登过多篇郭沫若的早期诗作。1918年12月辟“科学丛谈”栏，介绍自然科学常识。这时《学灯》的内容进一步扩大，曾刊登过许多讨论社会主义的征文。李大钊、陈望道的文章和郭沫若早期的诗作，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该刊对新文化运动也非常重视，《介绍新刊》一栏刊发了一批各地新办刊物的发刊词和目录。

《学灯》在五四时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www.chuimin.cn)

第一阶段，1918年3月4日至1919年7月，由张东荪、匡僧、俞颂华先后编辑，这个时期宣布了副刊的创刊宗旨：一曰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这个阶段，《学灯》搞了一些征文讨论，主要是关于“新村主义”和“工读助团”的研讨，主要内容是评论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在它的启事中这样写道，“近来吾国教育弊端百出，如学制之荒谬，教员之堕落，学风之卑下，此外邪说披猖，道德陵夷，尤为伤心之象。苟有人焉，以铸鼎燃犀之笔，为之一一揭发，与纰缪之主义激战，以其文字投诸本报，当敬为披露”，“征求学艺上之意见；征求教育上之意见；征求对于近来出版物之批评，征求对于全国各学校之批评；征求教育上之讽刺画；征求学生关于修养之实验”等。

第二阶段，1919年7月至1922年2月，先后由郭虞裳、宗白华、李石岑、郑振铎等担任主编。这个时期《学灯》总的特点是加强了综合性，并正式出现了新文艺的内容，成为以哲学、教育学、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为主要内容的刊物，此时的启事对本刊的编辑体例和内容做了一些说明。（一）评坛。无论记者或读者对于各种社会问题或学理问题之意见，与对于新出各种杂志或丛书之批评。（二）讲坛。登录当代名人讲演，为系统的记载。（三）研究。登载各种关于学术或社会问题之精密研究；（四）讨论。登载关于各种学术或社会问题，如教育问题、妇女问题、新生活问题等之讨论。（五）译述。无论小说名剧或其他散著。（六）科学丛谈。登载科学上最新颖之学说与实验谈。（七）文艺。新体诗歌及其他艺术上之创作。（八）教育状况。本门最欢迎关于欧美最近教育状况之投稿。（九）随笔。登载有关学术或修养之日记及随感录等。（十）青年俱乐部。登载青年自出心裁之文字。副刊曾发表过代表各种思潮的文章，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活跃，但该刊的基本倾向是反对激进的革命，主张渐进的改革。

第三阶段，1922年以后，柯一岑接任主编，并对副刊进行了改版，但是副刊思想逐渐趋向保守，很少触及激进的问题，一步步走向衰落，并于1947年2月24日终刊。

《觉悟》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中最杰出的，创办于1919年6月16日，主编为邵力子。它从创刊起就表现出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在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觉悟》副刊1920年起改出8开4页单张，随报附送，后每月汇成一册，单独发行。1925年改由恽代英主编，发表了许多共产党人的文章，表现了高度的战斗性。《觉悟》设有评论、演讲、时评、诗歌、通讯、随感录、劳动问题、社会调查、平民血泪等专栏，大力宣传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介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1920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觉悟》在该组织的影响下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阵地。1925年12月《民国日报》被国民党右派完全控制，《觉悟》失去了进步作用。

《觉悟》是《民国日报》的主要副刊，五四时期是它最光彩的一段时期，也是四大副刊中最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一个，在西山会议之前，《觉悟》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20年5月前，由邵力子主持，陈望道实际负责，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反对封建主义，宣传新思想、新文化，表现出比正刊更为激进的观点，最有影响的是公开答复青年来信，里面充满了“因婚姻不自由的青年的呼声”。

第二阶段从《新青年》移往上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开始。1920年5月20日，《觉悟》随报附送，影响进一步扩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通过同《觉悟》编辑的密切关系，使该副刊初步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第三阶段从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恽代英参加编辑，邓中夏、萧楚女、沈泽民、瞿秋白等革命作家成为经常的撰稿人，《觉悟》进一步成为反帝反封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革命文学作品的园地。这个时期的《觉悟》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副刊，却展示了无产阶级报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关心现实思想政治斗争；文艺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萌芽。《觉悟》的这些宣传为无产阶级文艺的传播扩展了道路。

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办得很有特色，而且都富有思想性、战斗性，强调文化娱乐性，也注重知识性，它们的成就为我国报纸副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四大副刊在新文化运动中都对各自的版面、版式、栏目等进行了改革。新文化运动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作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然而中国旧的习惯势力和思想根深蒂固，复古主义不断发起逆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纸和副刊的发展。

大革命时期诞生了无产阶级的报纸副刊，其准备工作是从四个方面完成的：（1）共产党人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邓颖超、陈毅等同志直接参加了“五四”副刊的改革活动，他们分别主持过《晨报副刊》《觉悟》《民意报·女星》《新蜀报副刊》等副刊编辑活动，为无产阶级报纸副刊的出现积累了经验；（2）鲁迅先生等进步文学家的副刊编辑活动，为无产阶级报纸副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3）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沈泽民、蒋光慈等发起并参加了对消闲文艺乃至“唯美主义”“颓废主义”更加深刻的批判，在理论上为革命副刊的诞生廓清了道路；（4）共产党的早期报刊中产生了通俗宣传报刊和通俗文艺栏目，为向日报副刊过渡打下了基础。

1925年，随着无产阶级报刊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深入，共产党最早的报纸《热血日报》《公理日报》《工人之路特号》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党报副刊也应运而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1926年在武汉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创办了两家报纸：《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后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在此之前，国民党左派还在汉口创办了《中央日报》，形成了为时虽短但气氛热烈的进步报刊浪潮。在整个大革命时期，这两股报刊流与共产党主办的报刊一道，形成了席卷一切的北伐舆论狂飙，革命报纸副刊的活动也随之高涨起来。

1927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新闻事业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化，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对新闻机构进行控制与统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独立的革命新闻事业蓬勃发展，出现了报刊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报纸副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副刊主要指文艺副刊。当时的文化消费内容主要是阅读报刊书籍，所以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在副刊上处于重要地位。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受大众文化的冲击，报刊的周末版开始活跃起来。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题材等开始生活化、多样化、亲民化，实用类副刊走俏，而纯文学类作品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开始下降，读者的阅读兴趣由文学转向现实生活，一部分报纸副刊开始转向经营大众文化的内容。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都市文化的崛起，文化格局呈多元化趋势，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出现整合现象，其目的是丰富副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