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学校、教师、家长缺乏高效沟通与协调机制

2023-11-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洱源教师大多参与过若干由县、乡或镇组织的信息技术培训，但这些培训大同小异，其刚性要求以达标为主，针对性不强。相较之下，云南的学校、老师和家长虽不会形成正面冲突，却也无法形成合力。由此可见，学校、教师、家长无论在限制、鼓励还是默认孩子学习信息技术方面，缺乏高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

笔者认为，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应当兼顾国家顶层设计的优化、发达地区帮扶方式的改善和乡村地区自身教育氛围的建设，激发三者形成合力。

1.国家层面

1)将师资水平作为教育扶贫工程的考核指标

目前，国家层面教育扶贫工程对乡村地区学校的指标要求大多集中在“物”的层面，很少触及“人”的层面。例如，在《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意见的通知》中，对教育信息化的描述仅限于“加快学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广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应用、推进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没有涉及任何对师资等人力资源的要求。

应当注意，师资水平的提升无法依靠乡村地区自行解决，必须在国家层面予以统筹。当被问及是否可能在洱源义务教育阶段招聘大量专业性信息技术教师时，Z主任表示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并不可行。一方面，人事编制的分配权不在当地，而在更高层级的行政机关；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教师短缺只是教师资源短缺的一种体现。在中国乡村，英语课、数学课等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短期内希望通过国家层面统筹，挖掘好现有的“全科教师”资源。长期而言，要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留在乡村地区任教，如通过“免费师范生”等定向培养方式培育一批能够深入乡村地区开展数字素养指导的师资。

2)提升师资培训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在培训组织上整合资源，删繁就简。洱源教师大多参与过若干由县、乡或镇组织的信息技术培训，但这些培训大同小异，其刚性要求以达标为主，针对性不强。在现有条件下，应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让每位老师接受系统而非零散的培训。

在上海，信息技术教师每两周都要参加由区学科中心组组织的教研活动，结合听课、互评、讲座等形式，使得教师的培训常规化与体系化。因此，在乡村地区，也可适当转变思路，从邀请专家到互相评价。

同时，洱源许多教师表示，目前培训以技术操作为主，但许多老师缺乏如何将这种认知以科学的方式传授给孩子的教学方法。因此，现有培训可以逐渐从聚焦技术转向聚焦思维和教学，帮助老师建立起相对专业和体系化的思维体系，进而从数字素养角度影响学生。

3)调整乡村地区信息技术课教学和评价体系

目前，乡村地区的信息技能的评价体系与课程设置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匹配。

一方面，课程设置给予乡村学校和教师的压力太大。在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大多数学生只要接受2年的信息技术基础型教育，而在云南却是6年。在洱源，许多信息技术课成了学生自由活动或自修课。因此，应编写符合乡村地区实际情况的教材，乡村地区小学阶段每周的课时数可以减少为1课时，以落实教材内容，形成体系化信息技能培育为目标，逐步推进。

另一方面，现有评价体系又无法给予学校和教师与课程标准相匹配的正向激励。在初中，如今只有学生八年级末时进行全省统一的学业水平考试，这种方式太过单一，许多学校在实践中采取了“考前突击”的方式。

可鼓励学校通过模拟在线平台等网络资源，通过在线答题生成平时成绩等途径使学生的评价方式日常化、过程化；在小学，云南省没有组织统一的信息技术课程考试，缺乏评价监督手段，未来可鼓励各校出台具体的评价建议，通过抽查、汇报等形式进行定期监督和过程管理。(www.chuimin.cn)

2.发达地区层面

目前，发达地区对乡村地区的帮扶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由学校主导的教育资源帮扶；二是由企业主导的技术资源帮扶。这两种路径都存在可以优化的空间。

1)完善由学校主导的教育资源帮扶路径

当下，不少城市学校通过教师挂职、社会实践等形式鼓励师生投身公益，为乡村地区输送优质教育资源。笔者建议在传统高校社会实践和支教以文化课教学为主的基础上，融入信息技术课程的资源，配合当地教师对教材要求解构和再创作，探索出适合当地儿童学习的信息技能教学模式。

2)完善由企业主导的技术资源帮扶路径

目前，不少互联网公司，如阿里巴巴、沪江网等依靠自身技术资源，参与了乡村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扶贫项目，具体方式包括科学回收与捐赠闲置电脑、通过网络共享优质课程等。

但这些帮扶大多聚焦硬件设施，或简单地通过技术实现教育资源的空间转移，很难切实提高当地儿童的数字素养。简单复制型的“远程教育”既容易造成发达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在贫困地区的“水土不适”，又难以让孩子体会到如何利用信息技能去实现更深层次的自主学习。

未来，互联网公司可尝试以提供电子书包的使用培训、教学类软件的实验与应用等。同时，利用专业优势为当地儿童提供更多关于信息检索、信息安全知识的培训，真正做到“授人以渔”。

3.乡村地区层面

在乡村地区层面，最重要的是构建形成家校互动的长效机制。

在上海，“学校—教师—家长”三者总能在对孩子进行数字素养的培育上形成合力。教师在接受访谈时，经常援引学校的规章制度，家长也经常表示自己是在配合学校老师的工作。

相较之下，云南的学校、老师和家长虽不会形成正面冲突，却也无法形成合力。比如，若干受访教师提到“并不希望学校安排兼职信息技术课”“不是专业出身，怕教错”等。但家长却认为“学校应该多教点”“在学校里多教点，课后就不要再用电脑了”等。由此可见，学校、教师、家长无论在限制、鼓励还是默认孩子学习信息技术方面，缺乏高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

因此，我们建议建立统一的交流平台，通过探索亲子活动、家校互动等方式畅通沟通渠道，在儿童信息技能的培育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最终凝聚为教育共同体。

虽然洱源和上海两地儿童的数字素养差异可能只是中国教育扶贫工程中的一个“小问题”。但笔者相信，洱源不只代表洱源，上海也不只代表上海。以此为切入点，进而折射出中国城乡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公民信息素养差异、教育扶贫的“痛点”和“难点”，就是一个极具共性的“大问题”。因此，如果能为其觅寻良好的解决方案，受益者将不只是洱源儿童，而是整个中国乡村的儿童。

云南：学校、教师、家长缺乏高效沟通与协调机制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