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研究问题与方法，洱源和上海田野调查数据分析

2023-11-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笔者于2019年1月至4月于洱源和上海分别进行了6场和3场的田野调查，共覆盖124位学生、14位教师、19位家长和4位教育管理者。

1.研究问题

本文试图回答如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事实层面，上海和云南地区儿童各自可以接触哪些电子设备，如何使用这些设备?在数字素养方面，他们分别接受了怎样的培养，产生了何种差异?

原因层面，从教师、学校和家长等角度审视，什么使两地儿童数字素养产生差异，并为相关教育扶贫带来瓶颈?

对策层面，国家、当地和发达地区层面分别有哪些可行的做法，有助于中西部地区儿童提升数字素养，进而助力教育扶贫路径的优化?

2.研究方法

过往关于数字素养的研究大多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仅针对儿童或家长，研究使用的框架大多在本文所用的框架之前形成，如欧盟数字素养框架、美国21世纪技能框架、新媒体联盟地平线项目等。

本文采用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问卷调研的方法开展调研，研究对象主要为儿童并向外辐射至家长、教师、学校，探寻影响儿童的多元因素，研究维度首次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并结合调研实际情况设计了深度访谈提纲(见表2～表6)。

笔者于2019年1月至4月于洱源和上海分别进行了6场和3场的田野调查，共覆盖124位学生、14位教师、19位家长和4位教育管理者。

云南省洱源县位于滇西边境片区，是国家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典型地区之一，也是上海交通大学自2012年起对口帮扶的国家级贫困县。本文考察的碧云完小、丰源完小、海口完小、玉湖中学和玉湖二中五所学校都是乡村中小学，基本都配备了专用信息教室和普通教室的多媒体设备，但使用程度差异较大。学校信息技术专业师资匮乏，教师流动性较大，能较好地代表中国乡村学校的现状。

上海作为中国一线发达城市，其公办中小学的软硬件情况也能较全面地体现中国城市地区的现状。本文考察的交大实小、友爱中学和梅陇中学都具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教室、电子白板等信息化场地和设备，并有由3～5位专业信息科技教师组成的信息科技学科教研组。其中，交大实小还配备了专用的校园电视台，由该校学生自主运营。

表2　深度访谈学生样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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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海普通公办小学实行五年学制，不设六年级，而将初中设为四年学制，初一为预备班。

表3　深度访谈家长样本构成(www.chuimi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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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海普通公办小学实行五年学制，不设六年级，而将初中设为四年学制，初一为预备班。

表4　深度访谈教师样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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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受访教师同时承担信息技术教学和班主任工作。

表5　受访学校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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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发布该框架时，特别指出不同项目的相对重要性，且使用该框架评估需要因地制宜地调整。结合调研实际情况，笔者对“素养域”和“具体素养”做了如下调整：删去“6．职业相关域”，因为此项设计目的针对成人的具体职业需求而本文所讨论的主要对象是儿童；删去“2．3　通过数字技术获得公民身份”“4．4　保护环境”“5．2　确定需求和技术反应”，因为这三项在所有项目中的相对重要性较低且与本文探讨的儿童数字素养关联度较小；具体的问项描述是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详细描述以及列举中国现实的数字环境中儿童们会遇到的软件、情况等。

调研时，首先通过问卷统计儿童能接触的具体数字设备数量、种类和时长，儿童认为数字素养、电子设备的重要程度，对学校信息技术课的满意程度，使用电子设备的动机(娱乐、学习)等基础信息，再通过深度访谈深挖现状。

表6　针对儿童的深度访谈编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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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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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不完全适用于针对家长和教师的深度访谈。因为本调研更关注他们对儿童的影响，而非其自身数字素养。因此，对于他们的访谈主要从其自身对电子设备的态度、对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态度、能否提供帮助等方向进行。结合前人对于成人数字素养测量的研究，本调研主要从“信息操作、信息创造、社交互动、数字安全、提升渠道”五个维度考察他们自身的数字素养。

人工智能时代：研究问题与方法，洱源和上海田野调查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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