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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数字转向:人工智能与媒介素养教育

【摘要】:南非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努力。

1.1990年: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教育转型

南非媒介素养教育正式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1990年南非举行的第一届媒介教育国际会议是媒介教育发展的转折点,它第一次将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素养提上国际会议的日程,并从根本上确立了南非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方针。会议的宗旨是致力于制定南非媒体发展的愿景,认为媒介教育要同文化等联系在一起,比如,视觉素养、大众媒体、电影和媒体技术。[6]在媒介教育和发展中国家分论坛上,参会人员认为在西方国家之外,媒介教育有其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形式。在南非,黑人无法享有政治权利、技术资源、媒介入口,所有这些都被白人群体所有,因此,解决要反抗白人精英的少数教育特权就需要将教育变成一种“大众化教育”。[3]

大众教育的关键就是要让公民具备批判性意识,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来。批判性意识要求公民开展积极的、创造性的、有道德的行动。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南非产生了许多以社区和大学为依托的媒介发展项目,主要培养公众主动了解社会新闻和积极发表自己看法的意识。这种赋权式教育同以往的白人填鸭式教育完全相反,它不是建立在教科书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宣扬上,而是建立在学生自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上。比如,当时一些媒介教育工作坊将学生分组参加新闻编辑室工作,希望学生能够在讨论参与中了解报刊的作用以及知道报刊生产背后的复杂性和客观性报道的内涵,在这种参与下,一些工作坊的学生能够写出诸如校园凌霸等与他们切身相关的新闻,以供教师和家长观赏。

这次会议之后,原来种族隔离之下19个松散的教育部门统一归入国家教育部。在同本土实际情况结合的情况下,南非媒介教育开始借鉴欧洲传统,尤其是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经验,如南非借用了英国电影学院(BFI)的6个关键性问题,提出本国媒介教育的3个阶段,即描述、分析和行动,分别对应3个问题:媒介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影响?现在又有什么新的变化?这3个问题的核心理念仍然是源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公民勇气”,实现这一理念的核心是赋权儿童,引导儿童成为积极的公民。

2.2000年:信息时代媒介教育的数字转向

1994年南非取消种族隔离之后,媒体审查制度也成为过去,媒介素养教育经历10多年的发展本应在种族隔离问题解决后乘势发展,然而南非这时却面临两种困境:第一,种族隔离教育的长期推行使得南非民众和青少年的文盲率特别高,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2017年调查显示南非好学校的四年级学生比俄罗斯、中国香港、新加坡、爱尔兰等地的同龄人识字率落后6年。[7]如果青少年连字都不认识,那如何指望他们读懂内容呢?这是南非媒介教育发展最大的障碍。第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非开始进入全球化技术发展时代,很多人将快速发展的技术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解决这种教育缺陷的灵丹妙药,但是信息时代也为媒介素养教育带来了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体现在很多人并没有互联网入口,国内数字鸿沟加大,另一方面是技术的空前发展可能会使那些原本文化水平落后的青少年群体面临媒体内容的伤害。

为了推动媒介教育的发展,面对当时的媒介环境,南非政府致力于优先解决学校教师短缺、提升教师师资水平、扫盲运动、发展经济和技术。[8]其中,以提升识字率为主的扫盲运动成为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政府的重要工程,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从此转向公民数字素养的发展,尤其是数字技能的提升。1995年,南非国家教育大纲语言和艺术标准呼吁建立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是这种呼吁并未推动媒介素养课程进入学校系统,反而是以社会各种力量为依托,以扫盲运动为主题的公民数字素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南非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努力。

1)政府支持为关键

联合国媒介与信息素养评估框架中,将一国的媒介与信息素养准备情况分为两个层次进行考察:一是国家准备能力,它包含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政策、资源、获取与使用、公民社会5个方面,其中前3个依赖于政府行为,后2个则取决于社会力量;二是个人媒介与信息素养能力,重点考察教师和教育机构的能力,只有在这两个层面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提升全民的媒介素养水平才成为可能。[9]在国家层面,早在2003年,南非政府影视出版委员会最早开始了媒介教育的实践,目的是希望青少年能够成为理性消费者和创造性的媒介内容使用者,同时能够利用媒介讲述自己的故事。[4]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南非在技术通信方面的投入,其中重点推进的是:①国家的互联网宽带设施建设。②针对网络内容,培养民众的批判性解读能力。③培训青年群体利用媒介技术实现自我赋权,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南非在国家准备层面做得还是比较充分的。

南非的互联网鸿沟比较大,数字资源分配不均,2012年城市地区手机互联网接入率40%,农村地区只有30%。[10]2018年80%的人口可接入4G网络,移动上网率提升到53%,社交媒体的渗入率为42%,同时家庭互联网宽带的接入仍然比较低,目前是11%。[11]针对这个问题,州一级各教育部门加大学校基础设置建设,并针对教师开发合适的技术教育内容。2015年,南非豪登省7所学校推出数字教室计划,根据省教育厅的数据,7所中学将获得最先进的互联网连接,每个学生将获得一台平板电脑,将普通学校变成为未来的教室。[12]2016—2018年东开普省教育部在年度绩效计划中评估有790所学校实现了教学的技术连接,958所学校在教学中使用网络内容,这样在国家准备层面,就能够保证学校拥有教学和学习所需的基础设施,教师将学习技术纳入课程管理中,能提升青少年的学习技能和丰富学习体验。[13]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媒介素养教育面临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教师自身的能力不足,因此,政府教育部门的任务之一是开发合适的在线内容,为教师和学习者开发必要的技术知识和技能,2010—2011年,豪登省教育部试行了英特尔入门计划,旨在培训教师,主要是向教师介绍互联网基本功能,帮助教师减轻工作量,并向他们介绍21世纪数字技能的概念,在东开普省,则开发了基于媒介与信息素养项目的电子学习试点,比如罗德大学的Siyakhula生活实验室项目。2014年,南非基础教育部推出帕奇萨行动计划(Operation Phakisa),包括对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和数字内容传播与解读等课程。[14]

政府还积极推动了青年群体的数字赋权教育计划。数字技术本身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带来了教育提升和农村地区扫盲的可能性。由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南非年轻人失业率比较高,利用数据和信息为其教育和就业赋权就变得非常重要。2016年约翰内斯堡市市长同微软合作,培训百万弱势群体,其中包括了微软办公软件的数字扫盲技能,这项培训主要是在该市公共图书馆进行五年的免费培训,参加培训的80万人都是18~34岁的年轻人。[15](www.chuimin.cn)

2)国际合作创契机

南非是整个非洲大陆的一部分,依托于非洲各国国家间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南非媒介素养成为国际媒介素养教育的一部分。种族隔离时期媒介素养教育所强调的“公民勇气”(civil courage)在信息时代继续成为南非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核心理念,鼓励民众对数字技术、内容有批判性认知,并有效利用新媒体继续对社会和道德问题自由讨论、表达观点。[5]“公民勇气”与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组织的观念非常契合,因此,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也推动了南非媒介教育在新时代的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行的媒介与信息素养计划在南非落地,其目的是为了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提升对大众媒体信息的识字能力,希望他们能够正确使用媒体和批判性解读媒体信息。2009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比勒陀利亚大学合作,在比勒陀利亚举办了为期3天的跨地区教师工作坊,主要为来自南非、纳米比亚、莱索托等地的教师提供进修培训。该培训基于联合国媒介与信息素养教师课程,参加该项目的培训将获取与教师教育和媒介素养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同时参与课程草案的制定和反馈。[16]

非洲媒体监测组织(Media Monitoring Africa)在2016年推出“网络骑兵”(Web Rangers)计划,南非是该项计划的参与国,作为一项跨国性数字扫盲计划,旨在通过培养数字公民,让儿童学会负责人地使用互联网,并通过同辈学习来培养网络公民。非洲媒体监测组织同国家的电信与邮政服务部、电影和出版委员会、谷歌等一起运行该计划,[17]2016年有300多名学生参加该计划,直接和间接受益人达到900人,被选定的学校还可以参加校际的数字扫盲比赛,这是一个以在线安全和网络知识为中心的游戏,在游戏中也可以让学生学习安全知识。[18]

除了一些非政府组织之外,一些跨国企业也积极同南非合作,德国思爱普(SAP)公司和各行业组织2016年推出非洲代码周,通过和开普敦科学中心、戈尔韦教育中心、谷歌、博杜安国王基金会、非洲当地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合作,有效推动了整个非洲大陆的数字扫盲计划。代码周针对青年群体,培训了30多个非洲国家近15万名青年、教师、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为新一代人提供与工作相关的数字技能,免费编码研讨会和在线培训。学生通过学习基础编码知识,编写动画、测试和游戏,甚至是创设网站。[19]

3)民间力量是主体

南非媒体、企业、社会组织的参与都有力推动了媒介教育的发展。南非国家公共广播公司(SABC)在2005年成立了教育部,制作专门针对青少年的节目在旗下的3个频道播放,南非种族隔离取消后,青少年面临艾滋病社会问题,当时教育部制作了一款动画片《卡米,5岁HIV携带者》,教育青少年如何正确对待艾滋病。《好朋友》(Soul Buddys)在每集结束都会有两分钟的反馈环节,主要展示现实生活中的儿童如何评价节目内容,通过这个平台,儿童可以对关乎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同辈压力、学校作业、社交关系、家庭虐待等。[20]企业方面,比如南非沃达康(Vodacom)公司投资各种项目,沃达康数字学校为4—12年级的学习者提供免费的网络教育,包括媒介与信息技术课程和视频,该网络学校拥有超过15万名学习者。沃达康移动教育计划通过全国81个ICT中心提供媒介课程和在线教师培训。沃达康电子图书馆可以在全国的ICT中心免费获取电子图书。此外,该企业的助学金计划向南非公立学校捐赠四个计算机中心。南非的Telkom公司则专注于投资中小黑人技术公司,通过他们的Tech-savvy计划扶持黑人群体的技术技能开发和培训,并同其他机构,如we-think-code合作开发编码员,这种企业为企业助力的方式提升了黑人青年的技术素养水平。[21]

在非政府组织中,南非女性联盟组织(Gender Links)是一个旨在促进媒介与女性发展的民间组织,该机构2006年、2007年连续两年在约翰内斯堡举办媒介素养培训工作坊,受训者主要包括在校女学生、在政治和媒体领域的女性工作者,该工作坊的课程是根据组织内部的媒介素养手册所指定,一共有十周课程,内容针对不同的群体,课程主要涉及媒介素养概念、媒介内容中的性别呈现、视觉叙事、受众诉求、使用媒介等主题。该组织在南非的5个城市举行类似的工作坊,工作坊和大中小学、研究中心、关注性别发展的社会机构、企业等都有合作,培训主要针对基层工作者,希望可以通过工作坊让女性在媒体平台勇于发声、更有效利用媒介提升工作机会。[22]2007年之后,GL将该项目推广到其他国家。

南非的媒介素养教育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难以应用到K12教育中去,因此我们从南非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很难看到学校这一社会机构的推动作用。互联网的接入并非一日之功,人们需要先了解媒介才能批判性认知媒介,所以媒介素养教育也很难成为教育系统课程的一部分。当然,南非国内有些研究者认为其实媒介素养在中学教育中已经有所体现,比如学校所教授的英语文献课程,涉及对文本的批判和评估,包括归纳主题、分析其主要修辞以及解读作者观点等,媒介素养教育同这些活动有类似之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