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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与量化结果-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兴媒介、产业与社会

【摘要】:在数据分析前,对因问卷匿名填写等因素可能造成的共同方法偏差,在程序控制的基础上,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检验。2)新上海人社会信任、社会融入、社会责任认同的状况由表5可知,社会信任、社会融入的均值均高于3。由此可见,新上海人对具有相关关系的人的信任度远高于没有相关关系的人,两者相差45%。假设2获得初步验证。再次,社会信任与新上海人的媒介使用行为以及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相关。

在数据分析前,对因问卷匿名填写等因素可能造成的共同方法偏差,在程序控制的基础上,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检验。发现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28.624%,小于40%的临界值,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1.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1)新上海人的社交媒介使用状况

新上海人的社交媒介使用的基本情况。社交媒介使用的频率依次为:微信(411,99%)、QQ(286,68.9%)、微博(149,35.9%)、百度(维基百科)(121,29.2%)、优酷等视频分享网站(63,15.2%)、网络论坛(如百度贴吧、凯迪、天涯论坛)(512,12.5%)、阿里旺旺(47,11.3%)、知乎(38,9.2%)、博客(11,2.7%)。可见,腾讯旗下的即时聊天软件微信、QQ是新上海人使用最多的社交媒介,特别是微信的使用率已达到99%。社交媒介使用的频率如表2所示。从社交媒介每天使用时间上看,有21.7%的受访者每天使用社交媒介的时间少于1小时;使用时间在1~2小时的有145人,占34.9%;使用时间在2~3小时的有91人,占21.9%;使用时间在2~3小时的有91人,占21.9%;使用时间在3~4小时有45人,占10.8%;使用时间在4~5小时的有18人,占4.3%;使用时间5~6小时的有8人,占1.9%;使用时间为6~7小时有5人,占1.2%;使用时间7~8小时有4人,占1%;超过8小时以上的有9人,占2.2%。从社交媒介使用时间时长上看,使用时间不到1年的有36人,8.7%;使用时间在1~2年的40人,占9.6%;使用时间在2~3年的45人,占10.8%;使用时间在3~4年有35人,占8.4%;使用时间在4~5年的有36人,占8.7%;使用时间在5年以上有223人,53.7%。可见,一般以上的新上海人5年以前就已经使用社交媒介。新上海人社交媒介使用行为上,新上海人的社交媒介的使用行为均值均高于2.5,其中信息获取(M=4.07,SD=0.70)说明91.1%的新上海人经常使用社交媒介获取信息。信息生产(M=3.80,SD=0.80)说明81.9%的新上海人经常使用社交媒介生产信息。人际社交(M=3.85,SD=0.66)说明87.7%的新上海人经常使用社交媒介进行人际社交。总的来说,通过社交媒介获取信息是城市新移民使用社交媒介的主要行为,其次是人际社交行为,最后是信息生产行为。为了方便研究,将新上海人的社交媒介使用行为综合为一个变量“社交媒介使用”(M=3.89,SD=0.65)。

2)新上海人社会信任、社会融入、社会责任认同的状况

由表5可知,社会信任、社会融入的均值均高于3(三类变量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测量单元的中值为3)。社会信任方面,相关关系信任(M=3.81,SD=0.66)表明83.6%的新上海人对亲戚、邻居、同事、老板等有相关关系的人信任度比较高。一般关系信任(M=3.12,SD=0.77)表明38.6%的新上海人对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社会人的信任度较高。由此可见,新上海人对具有相关关系的人的信任度远高于没有相关关系的人,两者相差45%。为了简化研究,将相关关系信任和一般关系信任综合为一个变量,即“社会信任”(M=3.58,SD=0.59),表明79.5%的新上海人的社会信任度较高。社会融入方面(M=3.18,SD=0.95)表明55.2%的新上海人社会融入度较好,同时也有44.8%的新上海人的社会融入度一般或较差。

在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方面,社会责任意识认同和社会责任行为认同的均值非常高,其中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M=4.07,SD=0.59)表明93.5%的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比较高。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行为认同(M=4.43,SD=0.57)表明96.4%的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行为认同比较高。为简化操作,研究最后将社会责任认同综合为一个变量,即“社会责任认同”(M=4.32,SD=0.53),说明有79.5%的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比较高。

3)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关系

由表5中的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可知:首先,新上海人的个人社会责任(意识、行为)认同与媒介使用行为(信息获取、信息生产、社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其中,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与媒介使用的社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320,P<0.01)。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与媒介使用的信息生产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329,P<0.01)。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媒介使用的信息获取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380,P<0.01)。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行为认同与社交媒介使用的社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228,P<0.01)。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行为认同与媒介使用的信息生产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271,P<0.01)。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责任行为认同与媒介使用的信息获取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336,P<0.01)。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与媒介使用呈显著正相关(r=0.105,P<0.01)。假设1获得初步验证。

其次,社会融入与新上海人的媒介使用行为以及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相关。社会融入与新上海人的社交媒介使用呈显著正相关(r=0.222,P<0.01)。其中,社会融入与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0.374,P<0.01)。社会融入与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0.295,P<0.01)。社会融入与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0.346,P<0.01)。假设2获得初步验证。

再次,社会信任与新上海人的媒介使用行为以及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相关。社会信任与新上海人的媒介使用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333,P<0.01)。社会信任与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0.380,P<0.01)。社会融入与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0.329,P<0.01)。社会信任与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呈显著正相关(r=0.373,P<0.01)。假设3获得初步验证。

表5 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注:**P<0.01,双尾检测。

2.媒介使用与新上海人社会责任认同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根据安德鲁·F.海耶斯(Andrew F.Hayes)的检验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方法,[22]使用其在SPSS基础上开发的Process插件,采用Model 4(简单的中介模型),在控制年龄、性别、是否有上海户口、来源地(城市还是农村)、教育程度、收入、来沪时长的情况下,对社会融入在社交媒介使用与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6)表明:社交媒介的使用对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预测显著(β=0.298,t=7.859,P<0.01)。假设1获得验证。当放入中介变量后,社交媒介使用对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0.249,t=6.534,P<0.01)。社交媒介使用对新上海人的社会融入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364,t=5.346,P<0.01),社会融入对社会责任认同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134,t=5.009,P<0.01)。假设2获得验证。

表6 社会融入的中介模型检验

(续表)

(www.chuimin.cn)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下同。

此外,社交媒介使用对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社会融入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限和下限均不包含0(见表7),表明社交媒介的使用不仅能直接预测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而且能够通过社会融入的中介作用预测社会责任认同。该直接效应(0.249)和中介效应(0.049)分别占总效应(0.298)的83.55%、16.44%。

表7 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分解表

Boot标准误、Boot CI上下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其次采用海耶斯编制的SPSS宏中的Process插件,采用Model 8(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本研究的模型与该模型一致)在控制年龄、性别、是否有上海户口、来源(城市或农村)、教育程度、收入、来沪时长的情况下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8、表9)表明,将社会信任放入模型后,社交媒介使用社会信任的乘积项对社会融合和社会责任认同的预测作用显著。其中(社会责任认同:β=-0.145,t=-3.511,P<0.01;社会融入:β=0.152,t=2.018,P<0.01),说明社会信任不仅能在社交媒介使用对新上海人的社会责任认同的直接预测中起调节作用,而且能够调节社交媒介使用对新上海人的社会融入的预测作用。假设3、假设4获得验证。

表8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带入回归方程,下同。

表9 在社会信任不同水平上的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Boot标准误、Boot CI上下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分析(见图2、图3)。由图2可知,社会信任水平较低(M-1SD)的新上海人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责任认同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简单斜率=0.27,t=6.586,P<0.001);而对于社会信任水平较高(M+1SD)的新上海人,社交媒介使用虽然对社会责任认同也产生正向预测作用(简单斜率=0.094,t=2.042,P<0.05),但其预测作用较小;这表明随着城市新移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责任认同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

图2 社会信任在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责任认同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图3 社会信任在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融入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由图3可知,社会信任水平较低(M-1SD)的新上海人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融入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简单斜率=0.017,t=1.728,P<0.5);而对于社会信任水平较高(M+1SD)的新上海人,社交媒介使用虽然对社会融入也产生正向预测作用(简单斜率=0.038,t=2.249,P<0.5),但其预测作用较小;这表明随着城市新移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社交媒介使用对社会融入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

此外,在社会信任的三个水平上,社会融入在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责任认同中的中介效应呈上升趋势,即随着城市新移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社交媒介使用更容易通过提升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进而影响他们对社会责任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