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西安小雁塔整修工程报告-佛教在中国的繁荣和贡献

2023-11-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且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长安城内外佛寺数量众多，是当时中国佛教中心，也是继印度、贵霜之后世界佛教的中心。法藏是一位著名的佛学大德，特别于《华严》的研究上成就最高，有很多著作流传至今。除翻译佛经之外，义净还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共五部九卷，为南亚历史、地理和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众多的宗派，在社会、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特别是哲学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

唐代长安，是唐王朝的都城，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据韦述《两京新记》卷二记载，长安城内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士观十、女观六、波斯寺二、胡祆祠四”。长安城内外佛寺数量众多，是当时中国佛教中心，也是继印度、贵霜之后世界佛教的中心。

荐福寺是唐代地位特殊的皇家佛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后人根据文献记载，认为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等主要佛教宗派唐代时在荐福寺都有活动。神龙二年，中宗返回长安后，将国立译经馆迁入荐福寺，聚集了一大批名僧大德。当时各宗各派的重要僧人有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以“贤首国师”著称的荐福寺主兼翻经大德法藏、在寺内去世的华严三藏实叉难陀、主持荐福寺译场的律宗翻经三藏义净法师、南山道宣律师的嫡传法裔，修建小雁塔的道岸律师、隶名于寺的三阶教大德法藏、荐福寺上座大福禅师、在寺内坐化的神僧僧伽；玄宗开元年间（713 ～741），有在寺译经的密教三藏金刚智和不空、阐扬东塔律的大德思恒律师和修习顿教法门的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代宗大历年间（766 ～799），有谥号“大戒德律师”的智舟、疏传律学的临坛大德如净律师；宣宗大中年间（847 ～860），有入宫传道的弘辨禅师。^[57]

实际上，唐代僧侣的分类与其说以宗派为别，倒不如唐人自己“法师”“禅师”“律师”的称呼更贴近史实。实际上，唐代长安鲜有以某宗某派为界定的寺院。学无常师、僧无定寺、寺无定产，是隋唐佛教界的一个重要特点。^[58]

荐福寺的高僧以华严宗的贤首国师法藏和律宗译经大师义净影响最大，小雁塔建立的景龙年间，二人皆在荐福寺。

法藏（643 ～712），本西域康居国人，高宗时赐号“贤首”，是唐代华严宗三祖。法藏是一位著名的佛学大德，特别于《华严》的研究上成就最高，有很多著作流传至今。法藏还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翻译家，被敕封为“翻经大德”。新罗人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载，法藏在唐中宗复位时“内弘法力，外赞皇猷”，得到皇帝封赏三品。法藏曾担任荐福寺寺主，“景龙二年，中夏悯雨，命藏集百法师于荐福寺，以法祷之。近七朝，遽致滂沱”。祷雨的成功，使法藏甚得圣上欢心，“由是中宗、睿宗皆请为菩萨戒师”。法藏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十四日终于大荐福寺，“葬于神禾原华严寺南”。^[59]

义净（635 ～713）是唐代继玄奘之后最重要的赴印度求法取经高僧，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佛学家、翻译家之一，与玄奘三藏并称于世。咸亨三年（672），义净自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印度求法。在海外历经二十三载艰辛，证圣元年（695）返回中土洛阳，带回约四百部梵本经卷、一躯金刚座佛像和三百粒佛舍利。神龙二年，义净随中宗车驾返回长安，奉敕安置在荐福寺，主持翻经院——历史上著名的“长安三大译场”之一。除翻译佛经之外，义净还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共五部九卷，为南亚历史、地理和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先天二年（713）正月，“终于荐福寺译经之院”，二月，“葬于京城延兴门东之平原”。^[60]

隋唐长安城遗址现已覆压于西安城市的中心地带之下，地面之上保留至今的仅有巍然矗立的大、小雁塔、圜丘（天坛）等几处胜迹。小雁塔作为长安荐福寺的佛塔，见证了唐代长安佛教的盛况。

【注释】

[1]唐代荐福寺因为是国都长安城中著名的皇家寺院，规模宏大，常被呼为“大荐福寺”。唐代以后，长安失去国都地位，荐福寺也不再是皇家寺院，故一般只称“荐福寺”。

[2]（宋）宋敏求撰：《长安志》，阎琦、李福标、姚敏杰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 年。

[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〇一《萧瑀传》，中华书局，1975 年。

[4]王亚荣：《大荐福寺》，三秦出版社，1994 年。

[5]（宋）宋敏求撰：《长安志》，阎琦、李福标、姚敏杰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 年。

[6]（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四八“荐福寺”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7]（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二〇三，中华书局，1956 年。据《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记载，高宗崩于弘道元年十二月己酉，与历法不合，故不采。

[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中华书局，1975 年。

[9]王双怀：《中华通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8 年。

[10]（宋）宋敏求撰：《长安志》，阎琦、李福标、姚敏杰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 年。

[11]（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八《道亮传》，中华书局，1987 年。

[12]罗宁：《唐代景龙二年游幸佛寺应制诗述论》，《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3]（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〇三，中华书局，1960 年。

[14]梁子：《唐人国忌行香述略》，《佛学研究》第11 辑，2005 年。

[1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中华书局，1975 年。

[16]〔日〕圆仁撰，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徐德楠订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年。

[17]〔日〕圆仁撰，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徐德楠订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年。

[18]（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中华书局，1956 年。

[1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中华书局，1975 年。

[20]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 年。

[21]（宋）宋敏求撰：《长安志》，阎琦、李福标、姚敏杰点校：《长安志·长安志图》，三秦出版社，2013 年。

[22]（唐）韦述：《两京新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6 年。

[23]保全：《从几通碑石看荐福寺、小雁塔的变迁和整修》，《考古》1985 年第1 期。

[24]曹汛：《二龙塔考证和呼救》，《建筑师》2006 年第2 期。

[25]（唐）郑愔：《奉和幸大荐福寺应制》，《全唐诗》卷一〇六，中华书局，1960 年。

[26]（唐）宋之问：《奉和荐福寺应制》，《全唐诗》卷五三，中华书局，1960 年。(www.chuimin.cn)

[27]王木南：《关于王振铎先生的〈对整修小雁塔的意见〉》，《考古与文物》2005 年第1 期。

[28]（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卷二〇四，中华书局，1956 年。

[29]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 年第4 期。

[30]河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魏石函》，《考古》1966 年第5 期。

[3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文物》1966 年第3 期。

[32]张全民、龚国强：《关于小雁塔塔基考古的收获》，《西安文物考古研究》第2 辑，三秦出版社，2013 年。

[33]（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京师崇圣寺文纲传》，中华书局，1987 年。

[34]王亚荣：《大荐福寺》，三秦出版社，1994 年。

[35]（唐）慧立、严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载：“（永徽）三年春三月，（玄奘）法师欲于寺端门之阳造石浮图，安置西域所将经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塔有五级，并相轮、霜（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余粒。上层以石为室。”中华书局，2000 年。

[36]〔日〕圆仁撰，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徐德楠订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年。

[37]〔日〕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卷九，法藏馆，1941 年。

[38]康寄遥：《陕西佛寺记略》，油印本，1984 年。

[39]王亚荣：《大荐福寺》，三秦出版社，1994 年。

[40]（宋）张礼撰，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游城南记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 年。

[41]孙英刚：《大雁与佛教信仰》，《读书》2016 年第1 期。

[42]（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43]马正林：《唐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第3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原文中荐福寺池位于“九五”与“九四”两冈之间有误，编者参考原文所附地图更正。

[4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第11 期。

[45]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年。（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1932 年）

[46]（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戊”，中华书局，2002 年。

[47]马得志：《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 年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