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徐霞客游天等徐黄穿越聚沙龙

徐霞客与黄才能两人，穿越时空隧道而相遇，于是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黄才能（以下简称“黄”）：徐先生，快四百年了，您还记得当年您在天等都走过哪些地方吗？

徐霞客（以下简称“徐”）：当然记得——噢，我得跟你一样把这片土地叫作“天等”了。那些事我一点没忘，至今历历在目。我那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到达龙英，二十七日出境到下雷，十一月初二由胡润入境向武，十九日到镇远，二十日到达佶伦，二十七日出境到都结。前后在天等住了31天，共走了龙英、向武、镇远、佶伦4个州。写下的游记约有2万字。

黄：先生好记性。但几百年过去了，您说的那些“州”早就不存在了。我整理了一下，先生到过的地方，是现在的小山乡、龙茗镇、福新镇、把荷乡、向都镇、宁干乡、东平镇、进远乡、进结镇，今天等县域13个乡镇，您走了9个。

如果具体说到村，那就是小山乡龙桥村，龙茗镇东南村、龙英村、西北村，福新镇种典村、福星村、万秀村、江岸村、康苗村、理进村，把荷乡把荷村、把兰村、那样村、吉兰村，向都镇福利村、贵合村、乐久村、祥龙村、中和村、定明村，宁干乡台利村、永乐村、宁干村，东平镇南务村、江龙村、三寿村，进远乡岩造村、进远村、政州村，进结镇团乐村、进结村、高州村、茴利村、结留村、印勇村。一共是35个村。

说到屯，那就更多了，我数了一下，当年您经过的地方，照现在看共有109个屯呢！当然，有好多地方，那时还没有人住呢。

徐：是的。我那时每到一个村屯，凡有可能，都会记下来。不过，我那时用的都是“音译”，听了当地人的介绍，就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来记录，这样有时候与当地实际发音的差别就很大，比如“山”我都记成“飘”。又如向都的“不汗”，我译成了“北岸”，等等。唉，几百年过去，不仅地名变了，样子也全变了，沧海桑田啊！

黄：是啊，几百年过去，您的著作《徐霞客游记》成了世界地理名著、旅游名著，您有哪些想法啊？

徐：我正想说说这个事呢。我要说的其实是两个字——“感激”。我离世的时候，想不到后来会有《徐霞客游记》这样一本书流行于世。说到这本书，我得真心地感谢朋友们。从收集稿子到刊行，有许许多多朋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其中有我很好的朋友，也有我不认识的后辈。

首先一个是季梦良。季先生是我家的塾师，也是我的好友。我在病中将整理游记的事托付给他。我走后，朋友王忠纫从季先生那里拿走游记的所有手稿，并做了初步的整理和编辑。王忠纫后来去福州赴任，临行前将手稿交给我儿徐屺，徐屺又将手稿转交给季先生。季先生发现王忠纫核校过的稿子仍有很多遗缺，于是遍搜散稿，尽量补齐，并按游历之地分集，抄录了一遍。他当时还写了个序，其中说：“余不敢谓千秋知己，亦以见一时相与之情也。”后来到了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屠江阴，我儿徐屺遇难，游记原稿被烧毁，抄本也散失了。还是季先生想方设法到处搜集，再次抄录成册。兵荒马乱之际仍四处搜寻文稿，几十万字的稿子，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两遍，可以想象要付出多大的艰辛。

我的三儿李介立，虽因其母改嫁李氏而取李姓，但才学最像我，对我也深有感情。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得到一本抄本，就与原有的季本互校，订正讹误，并补入《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盘江考》等季本没有的内容，然后再抄录。

我的孙子徐建极也有个抄本。

还有史夏隆，他从曹学游处得到游记四册，断断续续抄了四分之一。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他在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连续花九个月的时间，将其抄完，并千方百计寻找我的后人，使抄本得到保存。如此苦心和高义，也令我感慨不已。

江阴同乡杨名时，也对抄本做了校勘改正，并专门花了两个月时间，重新抄录一遍。陈泓抄、鲍廷博、韵石山房、曹骏甫、奚又溥、杨天赐、刘南开、梧塍徐氏、邑中夏氏、赵日宣等，也都曾辛辛苦苦抄录过我的游记，使它得以流传于世。

除了抄本，还有不少朋友费尽心血把我的游记刻印刊行。我的族孙徐镇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新手录并刻板付印，这是《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

嘉庆十一年（1806），老乡叶廷甲将徐镇刊印的《徐霞客游记》和杨名时手抄本、陈泓校本悉心勘对，纠正了不少舛误，并于嘉庆十三年（1808）重新刊行。

1928年丁文江主持编辑的《徐霞客游记》出版，二十卷，上下两册，16开，用新式标点。丁文江还撰写、编制了《徐霞客年谱》及《旅游路线图》。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根据丁文江主编的版本校正了不少误字，重新刊印。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褚绍唐、吴应寿整理本，198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惠荣先生校注本，等等，都对这本书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几百年来，在《徐霞客游记》的流传过程中，很多人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数十年的精力。从一些抄录和刊印者留下的序言可知，他们大都有一个共识，用钱谦益的话来说就是：“不唯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间亦不可无此书也。”可见大家对这本书的厚爱。我作为这本书的起草者，对我身后有那么多人为它的传承锲而不舍，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感到十分荣幸和感激。(www.chuimin.cn)

黄：十分感谢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我知道，现在有不少人都在读先生的书，都在做研究。因此，我们有责任把先生的考察成果、先生的事迹和先生的为人等，介绍给现在的人。

徐：谢谢黄先生。但我有点不解，你现在退休，该好好休息了，干吗要搞什么《跟着徐霞客游天等》，在荒山野岭里跑呢？你图的是什么呀？

黄：这个，正是我想问先生的。您当年守着家里偌大的产业不好好经营，一辈子在外面跑。您耗尽毕生精力写那本游记，是为了什么呀？是名，还是利？

徐：呵呵。我一辈子旅游，其实也没太多的想法，就是想到各地走走看看，探究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如此而已。对人生的追求，各有各的不同。有的想权位，有的想发财，有的想出人头地，有的想平安过日子。我当然是另类了一些，为了自己的兴趣。刚才你说到那本游记，其实和名利是没有丝毫关系的。我写这些东西，都是习惯使然，每天走着看着就记下来了。当然，我写下来的那些文字是我心血的结晶，我很珍惜它。所以在湖南遇劫时静闻面对强盗的尖刀，用身体保护我的稿子，我因此是把他当生死朋友来看的。但是，我旅游期间每天坚持做笔记，并没有获名获利的动机。这些记录材料，在我生前就是我家里一堆默默无闻的纸页，有什么出名可言？后来季梦良等朋友把这些记录整理成书，是我死后的事。至于利，更说不上。那时没有什么出版社，没有稿费、版权，写文字纯粹是个人的爱好，不会给作者带来一分钱。不光我，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字作品及其作者，写唐诗宋词的李白、李清照，写四大名著的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他们写下传世之作，得到过报酬吗？一分钱也没有。一部《红楼梦》，几乎耗尽了曹雪芹后半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而他最后穷得“举家食粥酒常赊”。用你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淡泊名利。真的，我们那时候写作，就是凭着兴趣爱好而已。不像你们现在这样，还能名利双收。可是说老实话，现在书是出了不少，但有几本能传世的，还很难说。靠名利催生出来的文字，未必都是好的呢。

黄：先生这一番话，我记下了。其实我重走“霞客路”，也是出于兴趣爱好。当今世界物欲横流，能出名来钱的门路也太多。所以像这些历史、民俗之类的东西，是很多“有本事”的人不屑一顾的。人各有志，还是别管人家怎么说，找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去做最重要。就好像我写诗，既不为出名也不为获利，只是兴趣使然而已。

徐：对的。《诗经》中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要求别人都“知我”，那是不现实的。自己看准了就去做。你对历史感兴趣吗？

黄：我现在正在研究天等的历史呢，但觉得难度很大。首先是史料太少。民国及以前天等官方留下来的史料文字，几乎为零。民国时期，周边各县都编有县志，大新就有《养利县志》《雷平县志》，天等三个县，向都、龙茗、镇结，却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没有历史上留下来的文字做依据，有的后人就信口开河，主观臆断，乱贴标签。比如，天等这个地名，叫了千百年了，记得1637年你来的时候，就把它写成“天灯墟”。可是现在硬是有人说是1957年镇都县改名的时候，因天等境内到处“石头竖立”而取名“天等”，还写进了志书中，这种做法是极不尊重历史的。

徐：你说的这种现象，是值得研究历史的人注意的。写进了志书，并不一定是对的。那年我到向都之前，看了志书，里面写的是“枯榕在州南”。谁知到那里实地一看，正好相反，枯榕江是在州治的北面。还有，平常人们老是说天等有个左右江的分水岭：右江地域的，水流往右江；左江地域的，水流往左江。那天我到了东平镇南务村的那道岭，那里是向武州和镇远州的分界线，就认为“左右江以此分焉”，后来才知道错了，作为左江地域的进远、进结，水还是流到右江去的。

黄：对的。天等的左右江分水岭一说，是不符合实际的。天等域内6条主要溪河，枯榕江、汉洞河、那造河、进结河、天等河、龙英河，按地域来说，分属左右江地域各3条。但实际上不仅进结河流入右江，天等河也从地下河流到右江去，只有龙英河经龙桥注入大新利江中，最后归左江。

徐：说来说去，就是做学问得认真。不符合实际的，不管怎样高大上都不要轻易下笔；符合实际的，就要坚持。

黄：先生说得好。历史这东西，就得认真去探究。一时未能弄明白的，不妨存疑。比如我这本书写的天等土司的来历，用的就是“据说”之类的字眼。为什么？前面说过，关于天等的历史，前人留下来的资料少之又少。我所引用的，只能是民间现存的族谱。而族谱是否足够可靠，我看还是有待商榷的。除佶伦州外的其他六个州，都说自己的祖先是随狄青征侬，因军功而留下来做土官的。还有好几个地方，都声称祖上来自“山东马草街”“山东白马街”，但有几人真正知道这条“街”在哪里？《镇安府志》关于向武黄志威的记载，就和族谱传说不一样。但我所见到的材料，均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因此，我只好先“据说”吧，留待方家指正。历史的事，有些急不得，特别是像天等这样历史资料“先天不足”的地方，得有耐心，以后终究会有人弄清的。先生是文化人。您对天等的文化发展有哪些看法呢？

徐：你也知道，我那时是来去匆匆，所以不太了解天等的情况。总的来说，我是看好天等文化的，天等文化有根基。当年我在向都，那里的领导就很懂文化。知州每天和我写诗往来，他那律诗写得很好。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是领导带出来的。领导重视并且带头，这个地方文化就会繁荣。你们天等不少地方，文化氛围都挺不错的。比如进远，据说就很重视文化。天等的几个土州，都是民国以后才废的。而进远不同，它在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就废除土官，改由流官弹压了。这是历史的进步，跟一个地方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有关。

黄：先生说到进远的文化，我想起了一个词，叫“传承”。

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认为“传承”这两个字对文化来说，特别重要。传，就是传授；承，就是继承。任何一个地方文化的发展，都有一个师徒间传授和继承的过程。底蕴是重要的，传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少了传承这个环节，文化的链条就会断裂，底蕴和传统也就会因此而丢失。传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人来传，好的东西就会变成只供欣赏的古董；而如果没有人来承，那传下来的东西就没有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就不可能生根开花结果。因此，要发展文化，就必须有一批不计报酬肯做奉献的传授者，也要培养一批热心弘扬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两种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呵呵，我怎么就跑到这里来讲大道理了！

黄：不，先生讲的不是空泛的大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受教了。我这里还有个问题求教于先生。先生游记中，写到南宁、崇左这一带时，多次写到中国老百姓怕越南寇贼。难道当时越南寇贼就那么厉害吗？

徐：这其实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我之所以选择路过天等，主要还是因为想避开越南寇贼——当然也是因为我和天等有缘分。那时一路上，都在传说越南寇贼经常到边境来打劫。本来想从雷平过下雷直接上靖西，可大家都劝说不要经过那里，下雷人为了防寇贼，用木头把路都堵死了。到了龙茗，听到越南寇贼打劫的事就更多了。在我去到的三年前，越南莫氏政权军队就把龙英州衙洗劫一空。老百姓之所以冒险爬上飘岩，也是为了躲避越南寇贼。在向都，听了周文韬讲他被莫氏军队搞得家破人亡的亲身经历，还有我亲眼看到那个被越南寇贼洗劫后满目凄凉的乐久村上控屯，等等，都说明越南寇贼的确十分凶残。我起初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国力如此强盛，还会怕这些寇贼呢？后来慢慢想通了，因为当时南宁、崇左这一带是边远地区，明朝廷管理不是很到位。而地方官僚们忙于争权夺利，贪污腐化，有的甚至为了一己之利引来越南寇贼打自己人。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尊严，百姓的福祉，却没有人来真正地考虑。当然，老百姓中也有忠勇的。我在游记里说到靖西那个叫黄达的，就带头出来抵抗越南莫氏军队，结果还真的把对方打怕了。可惜，那时像黄达这样的人太少了。

黄：谢谢先生的指教。如果让你再来天等走一回，还会写出原来这样的游记吗？

徐：游记当然还要写，但不会是原来那个样子了。时代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也不一样。还有，任何人都是受时代的限制的。时代变化了，科学发展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就更加客观，更加接近事实了。举个例子，那天晚上我在福新江岸住宿，写到那里天气的特点：晴天中午可穿短袖衫，深夜却酷冷彻骨。什么原因呢？我那时在笔记中写道“两广之燠，皆以近日故也”。就是说两广之所以热，是因为离太阳近的缘故。白天有太阳，所以热；晚上或雨天没太阳，所以冷了。其实，我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海拔。我住宿的江岸村，是在高山之上啊。白天和晚上温差大，这是高山地区的一个特点。人，总是“觉今是而昨非”的。放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像原来那么写了。还有，如果还能重来，我会加大笔墨写人，写天等人的质朴善良。在天等的31天里，我多次为人们的淳朴热情所感动。我忘不了天黑时从坡上、从路边跑来帮助抬轿子的那一个个热情的身影，忘不了高架茅房里的那一碗碗浊酒，忘不了在我困难时及时施以援手的朋友，忘不了在我每天启程时跑来把活鸡土酒加在我行李担子上的乡亲，更忘不了每天不计辛劳为我提供服务的脚夫们。然而，“重来”只能是一种假设了。愿我能在天国里和故人们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