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现与互动：思之演化的表现形态

思以及思之涌现是历史与实践的产物，这是可以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基本认同的结论，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在文字未曾出现之前的语言曾经如何辉煌灿烂，那些用各民族文字记载的不识字的游吟诗人所吟诵的史诗，可以间接证明（自然）语言也是思之涌现的重要参与者，它反映了人类的经验、知识、历史与思维的点点滴滴。“在书写文化或印刷文化里，文本在物理空间里把内容纽结在一起，使人可以检索其中的思想。在原生口语文化里，由于不存在文本，叙事就成为纽结思想的手段；它在这方面的功能强大、经久不衰，超过了其他语言形式的功能。”^[56]语言叙事与文本记录都是为了纽结思之涌现的转瞬即逝，在这里，历史和实践条件的演化才是“纽结方式”演化的动因。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闪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之思的演化历史，而思之涌现则是思之演化的表现形态。金字塔与兵马俑，不过是不同民族的生命群体在悠久的某段岁月里，用石头记录的不同的思之涌现。工具、技术、符号的演化既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演化也是人之思的演化。这些演化一旦外化、社会化，便会与“思”互动、互促，进而成为一种力量推进思之演化。

信息、知识以及智慧一直伴随人类文明的演进而演进，无数次传播工具的变异，无数代传播工具使用的遗传，使得人类的信息、知识以及智慧在形态、内容、机制等各个层面上发生着或剧烈或缓慢的演进，人们在每一个时刻遭遇的信息、知识以及智慧都是这种演进的片段。网络传播仅仅是我们正在遭遇的仍在变异之中的传播工具，当我们谈论网络传播中信息的涌现、规则的涌现、秩序的涌现与知识的涌现时，不过是在隐射思之涌现以及思之涌现在不同层级的系统之间的跃迁。当我们把网络传播作为传播工具看待时，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长期左右或影响着我们对于信息、知识以及智慧之“思”，工具（或技术）一定有用处，工具的用处在于改造它所处理的对象，当工具所处理的对象延伸到“使用者”或者在改变处理对象的同时影响着“使用者”的时候，“使用者”天然的反映就是畏惧与拒斥，这种畏惧与拒斥被人文社会科学（包括部分自然科学）的大师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振聋发聩的方式，昭告全世界的“工具使用者”并将“异化、解蔽、诗意地安居”等观念置入“工具使用者”。其实，工具以及传播工具的变异、遗传与生生不息的演进，其本身就是“使用者”自身需求与渴望不断涌现的实现过程与结果。工具之于思，语言之于思，思之于智慧，思之于形而上等谈论无疑是一系列历史悠久、群星闪耀以及永无了结的论域。然而，在这些论域持久的谈论中，许多基本的前提与假定或剧烈或潜移默化、或转瞬或悄无声息的变化，则是这些谈论绵延已久的诸多含混与僭越的根本。其中“时间、大脑与思之对象的不可完全认知”是我们既无法回避又无法言明的前提，当我们再次仰望“思”在人文科学里的经典地位、“思”对于“存在”的休戚相关，诚服于（自然）语言与文字之于“思”神灵般的统治，矜持地宣判网络传播破坏（自然）语言纯洁性、颠覆经典、言说不再具有深度等“罪名”的成立……其实，那是我们在畏惧与拒斥网络传播这个“工具”对于诸多前提的改变。

时间之矢，在我们今天能够理解与接受的范畴内可以划分为：宇宙时间、地质时间、生物时间、文明时间、生命（专指人的生命）时间。这些关于时间的概念全部都是在生命个体有限的时间内通过谜米的遗传而不断继续的言说，留下的痕迹或证据非常有限。“第一个，是热力学时间箭头，即是在这个时间方向上无序度或熵增加；然后是心理学时间箭头，这就是我们感觉时间流逝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以记忆过去而不是未来；最后，是宇宙学时间箭头，在这个方向上宇宙在膨胀，而不是收缩。”^[57]宇宙时间的“光年”，地质时间的“亿年”，生物时间的“万年”，文明时间的“千年”，生命时间的“年”，每个时间度量之间的差异巨大，而其所串联起来的宇宙、世界、历史以及心灵同样是冰火不容。时间之矢是不可逆的，从生命时间到天文时间，它们依次是后一个时间的瞬间，同时又是前一个时间的永恒。人文科学思之范畴，其时间维度主要定格在文明时间与生命时间，生命时间是活在当下的“生命”进行思之涌现的无数“瞬间”集合的片段，而文明时间则是无数生命思之涌现片段中可以言传的部分载入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媒介里的符号的积淀。那些关于历史的、文化的、心灵的言说甚至形而上的追问，往往会忽视这一切其实都是生物时间维度下的一次偶然与瞬间，许许多多在人文科学经常谈论的文化现象、心灵感悟，其实本质上不过是生物遗传的必然，生命个体甚至历朝历代的那些一直以为是“习得”或者“先验”的东西，都是基因以及谜米共同演化的痕迹与顽强的呈现。生物的时间之矢不会因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与分子生物学的长足进步而迷失演化的方向与路径、停止演化的步伐与动力，同样，生物的时间之矢亦不会因为文化谜米的悠久、丰沛、绚烂与高贵便丧失遗传的使命与天性、减缓表现的广度与深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工具的创生与演化，尤其是那些存在历史远远长于我们生命时间并且演化痕迹早已遗失的工具，一直就是宇宙、地球、生物、文明、生命演化的一个部分。我们以为，人是万物之灵，是世界的尺度，工具是人的智慧与劳动的结晶，沿着时间之矢我们可以发现，劳动是工具的结晶，更进一步智慧是劳动的结晶，而工具、劳动与智慧不过是“人”在宇宙、地质、生物、文明、生命的时间之矢上的一次次偶然的涌现、相互的促进以及代代相传的演化。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对于不同时间状态下的工具（或技术）的追问，则表现出人文科学非常的“感召力”。

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风车的翼子的确在风中转动，它们直接地听任风的吹拂。但风车并没有为了贮藏能量而开发出气流的能量。

农民先前耕作的田野的情形则不同；这里，“耕作”还意味着：关心和照料。农民的所作所为并非促逼耕地。在播种时，它把种子交给生长之力，并且守护着种子的发育。但现在，就连田地的耕作也已经沦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摆置着自然的订造的漩涡中了。它在促逼的意义上摆置自然。于是，耕作农业成了机械化的食物工业。空气为着氮料的出产而被摆置，土地为着矿石而被摆置，矿石为着铀之类的材料而被摆置，铀为着原子能而被摆置，而原子能则可以为毁灭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释放出来。

水力发电厂被摆置到莱茵河上，它为着河流的水压而摆置河流，河流的水压摆置涡轮机而使之转动，涡轮机的转动推动一些机器，这些机器的驱动装置制造出电流，而输电的远距供电厂及其电网就是为这种电流而被订造的。在上面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电能之订造顺序的领域中，莱茵河也表现为某种被订造的东西了。水力发电厂被建造在莱茵河上，并不像一座几百年来联系两岸的古老木桥。毋宁说，河流进入发电厂而被隔断。^[58]

风车与风力发电设备，农夫耕田与农夫驾驶农用机器耕田，古老的木桥与水力发电厂，等等，它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联又是什么？工具自创生以来一直就与人类的生活与演化息息相关，当其已成为人类演化的衍生物的时候，绝不存在以往的工具更具诗意、与自然和谐相容，而当下的工具充满“敌意”、破坏自然扼杀人性。工具的诗意与世俗、利与弊的言说，不过是某个生命个体在自己的生命时间内，通过文本或有限的遗物对于以往工具的追忆或怅惘，抑或通过遗传至今的工具与创生和变异的新工具使用后的感受、思之涌现。重要的是，当下的任何工具都是以往工具的演化的结果，诗意与世俗、利与弊则不是演化所能预计并控制的。当海德格尔在字面上去推敲与深究“解蔽、摆置、订造、持存、座架”等词语的精微差异，以及不同时间维度下的各种工具与技术在这些语词下的不同意义时，其实，就是思之不断涌现与演化的结果，而人之为人并能“思”以及思之涌现与演化，正是工具的创生、演化与思之涌现、演化的互动和互促的结果。人类，对于那些经历过无数代谜米遗传的工具，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59]，这种谜米遗传与路径依赖使得我们对不同时间维度或状态下的工具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与好恶。演化是无所谓目的的，正如宇宙的演化是正在进行着的膨胀，地球的演化是正在冷寂着的热，如果工具演化的终极结果是毁灭人类自身或者地球，演化仍不会停息。时间之矢架构下万物的演化，使得人之“思”成为了可能，而传播工具的演化则成为思之演化的契机。

其实，我们面对网络传播中“（自然）语言、文字、图像”交融的传播之思与思之涌现的所有追问与困惑，都烙上了我们对于“文字”路径依赖的印记，曾几何时，我们在文字轴心的时代，同样有过对于“语言”路径依赖的怅惘。今天我们担忧或谈论计算机、网络以及网络传播使得“思”之深度、广度的沦丧，与柏拉图在《裴德罗篇》和《书简七》里反对文字的主张大同小异。“第一，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裴德罗篇》里说，文字没有人情味；文字装腔作势，以为它能够在脑子以外确立只能够存在于脑子里面的东西。第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说，文字损害记忆。第三，文字基本上不能作出回应。第四，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认为，书面词不能够像口语词那样捍卫自己。”^[60]这些“至理名言”仿佛就在身边伴随键盘的敲击声再次响起，而且稍加改变就可以使网络对于文字的侵害的罪名成立。“柏拉图的立场有一个缺陷：为了使自己的意见发挥作用，他用文字来表达这些反对意见；反对印刷术的人亦如法炮制：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有效，他们将其诉诸文字；反对电脑的立场也有同样的缺陷：为了使自己的主张有效，反对者也用电脑终端著书立说。语词一旦被技术化之后，如果不借助最发达的技术，就无法有效地批判技术对文字产生的影响。而且，新技术不仅被用来传达批评：实际上新技术使批评的存在成为可能。”^[61]

人类演化至今的科学变得更加技术化与数学化，或者工具变得更加复杂化，这一切还无法肯定——是否就是基因与谜米共同演化的结果，但可以肯定——不是科学家、工程师、工匠们刻意为之的结局。将工具凌驾于人类之上，并上升为一股强大的“异化”的力量，或许正是，人类自己在演化的变异途中所表现出的“条件反射”。

迄今，大部分科学家太忙于发展描述宇宙为何物的理论，以至于没工夫去过问为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以寻根究底为己任的哲学家不能跟得上科学理论的进步。在18世纪，哲学家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当做他们的领域，并讨论诸如宇宙有无开初的问题。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科学变得对哲学家，或除了少数专家以外的任何人而言，过于技术性和数学化了。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的质疑的范围，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62]

今天，对于工具与技术的诸多“深刻”的人文批判，可以在秉持“批判”有益人类抵御“异化”的人的内心产生某种慰藉，实际上，人类（包括这些批判者）本身无法改变的是生命的演化以及伴随其间的工具、传播工具的演化。人类基因与谜米的共同演化，不会因为形而上学的不适而停息，亦不会因为哲学家质疑范围的缩小而改变路径。

在人类认识的早期，人们把自己的意识投向外界，思考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以后哲学研究的对象转向主体自身，研究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就是近代的认识论哲学；20世纪中叶以后，哲学的眼光开始转向主体与客体的中间环节语言，这就是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过程中，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们发现，语言是心智的反映，而心智又是大脑的功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从语言的研究走向了心智和认知的研究。乔姆斯基说：“语言是心灵之镜。”塞尔说：“语言是人类心智的基本功能。”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哲学的对象自然就转向人类自身的心智。^[63]

这一系列研究的转变或演化，说明人类对于心、脑、心—脑、心智的兴趣一直充沛而盎然，但是，人类认识自身尤其是心—脑的演化与机制却进展缓慢、收效甚微。一方面观察者观察自己是否存在认识逻辑上的天堑；另一方面人之大脑以万年作为时间单位的演化已无法找到痕迹；再一方面，人之大脑、大脑与大脑之间、大脑与环境之间、大脑与大脑创生的“文本”之间的互动，其复杂性是空前的，尽管这些领域聚积了人类众多的精英与智者，我们今天能够阐释的仍然只是非常有限的局部。无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面对的是具有相同内涵、不同呈现形式的重要前提——人之大脑还不曾被完全认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因为这种“无知”而深感困惑。霍金对于哲学家的责难，同样可以由哲学家倒过来回应科学家。我们不妨将讨论作一次转换——传播如何影响并改变“思”与“思”之涌现，进而说明网络与网络传播使得“思”之涌现如何改变并不断演化。

很久以来，人文科学更加关注“心”或者“心身”的问题，大量用文字谈论或者用语言言说的文字记录文本中，关于语言、思、存在以及相互关系的讨论，在人的大脑、感官与环境的边界和互动之处，在大脑思之过程的复杂之处用艰涩的文字进行着复杂的纠结。

将神经元作为脑功能的基本单位，是对脑的传统看法，这不过是有关脑功能最显著的东西。脑接受的所有输入种类，包括刺激视网膜的光、刺激耳膜的声波、作用于皮肤而使神经末梢活动引起触压、热、冷和痛觉的压力等，所有这些信号采用一种共同的输入手段：各种不同速率的神经元冲动。人心的4个特征：意识性、意向性、主观性和心理因果性正是使心身问题显得难以解答的原因。全部心理现象，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视觉的或听觉的，无论是痛觉、触痒觉或思想，乃至我们全部的心理生活，都是由在脑中进行的过程产生的。^[64]

可以基本肯定的是，猿，通过不断的演化，逐渐形成了大脑、感觉器官、神经网络等构成的可以完成人之“思”的复杂系统，正是这个复杂系统使得语言、文字、行为、符号以及伴随其间的意义可以通过信息（包括信号）从“感觉器官”到“神经网络”再到“大脑”的传递、转换与涌现，实现了生命个体的思之涌现以及生命个体间的思之涌现的交流。“思”的信息来源于两个方面：已知世界的信息和未知世界的信息。已知世界的信息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于自然本身已呈现的可接受可感知的信息；二是来自于人类几千年对世界探索的成果。而对未知世界的信息，人们在未经证实之前总认为是不可靠的、神秘的。从我们可理解的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思”的交流过程是通过彼此的语言、文字、图像和行为来实现的。生命个体本身是一个生物全息能信息体，它所储藏并交换的信息在人对环境的反映中、人与人的互动中方可存在并实现。人类整体“思”之活动的实现是由一个个“思”之主体来完成的，每一个“思”之主体又都是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中生存的。因此，每一个相互联系的“思”之主体的“思”之系统的活动对于人类整体“思”之活动的演化与倾向是至关重要的。从“思”之系统来看，个体“思”之涌现是以人的大脑、各种感觉器官与环境中诸多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为“平台”。思之涌现就是“人”在这个“平台”上一次次物质与信息运动的过程，思之涌现需要环境提供能量并与环境交换信息。这些能量和信息，使思之涌现得以实现，同时，使思之涌现的复杂系统不断演化。从“思”之复杂系统的内部构成要素来看，随着脑科学、人体科学、复杂系统理论以及认知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基本要素及其他要素在“思”之复杂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露出来。在情感因素的驱动下，知识成为自我意识操作的要素、实现自我意识的手段和结果。“思”之涌现本身是由“思”之复杂系统的状态来决定的。“思”的历史回应与内在逻辑源于“思”之复杂系统本身的物质结构与外在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伴随其间的演化。

一般而言，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遗失的与正在使用的符号系统都会对以大脑为核心的思之复杂系统的结构和思的过程产生影响，而产生这种影响的机制与原理大致相同。一个好的符号系统的创生首先是偶然的，其创生往往能更直接、更直观、更有利于信息的加工和处理，或者能被人们经常使用，甚至产生强烈的路径依赖。早期镌刻在岩壁上的图形符号、延续至今的自然语言、雄踞霸主地位的文字、生命通过基因与谜米遗传随时随处发生的行为都是参与思之涌现与演化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的不断演化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至于演化的方向与结果则是我们无法预料的。人类，对于自然语言的依赖，通过书写的文字或印刷的文本对于自然语言的记录与讴歌，在思之涌现层面对于自然语言思辨性的不足所提出的质疑，这些学术性谈论所蕴含的疏漏，仍然是忽视语言、文字以及它们在参与思之涌现的过程中一直在演化的基本事实。

语言的产生：首先，声音是大量进行行为传递的最佳候选手段；其次，单词的产生是对言语流程进行数字化的有效途径，并因此而能够保证并促进语言传递过程的保真度；第三，语法是增进语言传递过程的保真度和多产性的更加精致的一种手段。所有这三个方面都必将增加语言的可记忆性，并因而有助于语言的长寿性。一旦第二种复制因子、亦即谜米产生了，语言的产生便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必然性。^[65]

语言在演化的过程中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展、思的涌现，同样大脑的发展、思的涌现又促进了语言的“习得”与变化；与语言一样，文字也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相似的演化。用文字去描述语言，或者文字中的语词本身就是来自语言的习得与创生，其根本目的仍是服务于思之涌现与交流。

文字固然能够前所未有地释放出语词的能力，但语词的书面或视觉表征并不是真正的语词，而是语词的“次生模仿系统”。思想栖居在言语里，而不是在书面文本里。文本之所以能够获得意义，那是因为视觉符号指向了有声词的世界。读者在这页书上看见的文字并不是真实的语词，而是编码的符号，读者调动意识来唤起这个词，以真实或想象的发音来使之复活。除非书面文本被人有意识地用作有声词的提示，除非它被当做真实或想象、直接或间接的提示，否则书面文本只不过是纸面上的记号而已，它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符号的。

文字是3种技术（文字、印刷术、电脑） 中最彻底的技术。它启动了一种技术，以后的印刷术和电脑无非是继承了这种技术而已；它把有爆发力的语音化解为寂静的空间，把语词从它赖以生存的此时此刻分离出来，唯有口语词才能够存在于鲜活的此时此刻。

文本死了，它脱离了鲜活的人生世界，只留下僵死的视觉形象，但正是这样的僵死确保了它成为永恒，确保了它复活的潜力，在无数活生生的读者的呼唤之下，它又能够复活成无限生动的语境。

文字不只是言语的附庸。它把言语从口耳相传的世界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感知世界，这是一个视觉的世界，所以文字使言语和思维也为之一变。^[66]

语言、文字使思之涌现成为可能与生命的使然，思想，并没有栖居在语言里，而是伴随在以大脑为核心的“思”之复杂系统演化途中不断涌现的“衍生过程”以及这个过程能够表达部分的“有限表达”，我们一直以为，在生物时间尺度上历经文明与生命时间的反复强化，语言成为思之涌现的主要通路，文字则成为言说并记录思之涌现的最好方式。其实，思，使人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使人能适应环境并不断繁衍，任何符号系统与工具只要有利于思之涌现的进行，则会被创生，被生命所接纳，并以悄然的方式演化下去。语言、文字、图像、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相互混合的新的“交流形态”的不断创生与演化，甚至依托这些基本的交流形态，创生更加复杂的符号系统参与思之涌现，共同影响思之涌现复杂系统的结构与过程，是思之涌现愈加广泛、深刻与复杂的外在表征，亦是这些符号系统与工具存在的理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维度上，语言、文字、图像、行为都是参与思之涌现的符号系统，但它们不应该是唯一的符号系统，我们必须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在思之涌现的过程中去抵御谜米遗传带给我们的对于已有符号系统的路径依赖，去尝试用既有的符号系统思考并适应新的符号系统。文字可以并正在将思之涌现凝固于可视符号的围墙之内，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语言（声效）、文字、图像（影像）、多媒体，以及更加“实在”的虚拟现实则悄然地推开一扇窗、凿开一扇门，让绚烂的世界伴随着比特流的新风扑面而来，涌入我们的感觉器官，浸入我们的大脑，同时，将思之涌现的深邃传达给其他的生命个体。以网络为平台的多媒体与虚拟现实正在成为催生更加复杂的符号系统的“温床”，而在新的符号系统参与下的网络传播也正在催生出新的思之涌现形态。网络传播中的涌现在表象和特征上恰好映射出与生命个体和群体思之涌现内在逻辑上的“自然纽带”。

今天，网络以及网络传播赖以存在的环境，思以及思之涌现的传播，总体上还是依仗文字和以文字为核心的技术与机制，尽管录音技术可以使（自然）语言完好地保存并不断传播，同样，录像技术也可以使影像完好地保存并不断传播，但是它们要参与思之涌现，则必须转换成为文字，一旦转换完成，其原生态的质感与张力因为传播介质和形态的改变而遗失殆尽。比如，文字版的访谈录，文字版的影像录，反映出的恰恰是文字的强悍以及对于语言与图像的奴役。正是在这种习惯性转换之中，诞生了我们所言之优美、深刻、隽永的文字经典。一直以来，语言、文字、图像在参与思之涌现的过程中，各自完成了将不同的信息形态与大脑进行转换的使命，这些“转换”一直未曾尽善尽美。演化，既可以是对既有形态的改善，也可以是对既有形态的综合，还可以是对全部既有形态的一种扬弃，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思之涌现的行进途中接受这个事实。

在时间之矢不断演化的轨迹中，报纸媒介所代表的印刷传播与网络媒介所代表的网络传播，不仅仅是复杂程度的增加，不仅仅是单一的大众传播形态向全范围的综合的传播形态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对于今天的生命个体而言，作为传播工具的报纸媒介的历史长于生命时间，形态稳定，而网络媒介形态多变，正好处于变异的过程之中，处在当下的“变异的过程”才是我们对于网络传播诸多不适应以及诘难的根源。变换时间的尺度是考察工具以及传播工具演化的重要思考基点，在此基点上的网络传播、网络媒介无疑也是生命演化的组成部分、“思”之辅助工具与信息来源。在以（自然）语言为轴心的时代，那些没有留下记载和遗迹的波澜壮阔、璀璨闪耀常常令我们神往与猜度，那时的传播工具或技术一直就在参与着人类的思之涌现与演化，迫使人类产生强烈的路径依赖和谜米遗传，同时，为文字的创生与演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文字逐渐演化为轴心时代来临的时候，语言被搁置在日常生活与交流的现场，文字以及以印刷传播逐渐成为人类思之涌现的主导与新的路径依赖，伴随其间的青铜器上的铭文、竹简上的篆字、丝绢上的狂草、铜版纸上的印刷文字，在人们不断依赖与创生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深入我们骨髓的文化的一部分，人类之思也因此变得愈加深沉、厚重与经典。盛行于世的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等作为一种变异与传承，使得“语言”向文字出现之前的状态回归，只是这种回归不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与文字、与“思”共同参与的演化和前行，亦是作为思之涌现重要的信息来源。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远古的某个时期就诞生了录音技术而且可以随意、反复、高保真地与其他生命交流，那文字还能否创生就值得怀疑了；我们今日的思之涌现是否还是以文字作为统领，同样值得怀疑。不可逆的时间之矢使得所有参与思之涌现的传播工具只能向前不断地演化，在新工具不断地创生之中，有的传播工具成为了“既往”，有的成为被定格在博物馆里保留并成为赋予强烈意味与所指的符号。今天，当计算机组成的网络已经深入我们周遭的方方面面时，语言、文字、图像以交融的姿态全面参与人类之思，并以崭新的面貌将思之涌现呈现出来、传播开去，以文字为轴心的时代已经感触到了还无法言说与界定的新的“轴心时代”那清晰、坚定的脚步，而交融的语言、文字与图像无疑是这个轴心时代的一缕春风。这是，我们今天谈论网络、网络传播以及思之涌现如何在传播演化的牵引下演化、互动的历史关照与时代前瞻。

思之涌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召与历史递延的特质，在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思之涌现的形态与方式。思之涌现复杂系统的结构与过程，总是植根于该历史时代的实践和工具发展的土壤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革。引发思之涌现复杂系统结构与过程或形态与方式发生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人的实践活动是思之涌现产生和形成的基础，思之涌现是人类实践方式内化、积淀的产物。社会实践活动的形态与方式是怎样的，人的思之涌现形态与方式大体也是怎样的，因而形态与方式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是在社会实践包括生产实践、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思之涌现亦是社会实践活动及其成果在生命个体的大脑中的观念化的反映。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对所形成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经验和知识进行抽象概括，形成各种各样的思之涌现规则、方法和逻辑，进而内化成人们认知和评价事物的思维方式。因而，随着实践的形态与方式的变化，思之涌现的形态与方式（思维方式）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人类思之涌现的演化表现为：从简单到复杂、从实体到关系、从预成到生成、从精确到模糊、从现实到虚拟……当然，这只是一种历史的呈现与扬弃的过程，与之相伴的是图形符号、自然语言、书写文字、印刷文字、图像、影像、多媒体信息、虚拟现实等符号系统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以及语言传播、书写文字传播、印刷文字传播、电波传播、网络传播等传播形态从单一到综合的演化，这一系列演化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今天这种使我们既兴奋又迷茫的传播格局。网络以及网络传播使得数字化方式的符号等人工语言逐渐占据了人们思之涌现的空间，人工语言在思之涌现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导致了形式化、精确化和程序化的思之涌现形态与方式在人类思之涌现活动中渐渐成为了“主角”，人类思之涌现的信息媒介从自然语言到人工语言以及在人工语言中不断发展出的形式化语言，表征着语言的演化直接影响人们的思之涌现形态与方式的工具化和科学化的程度。

在经验主义和线性思维主导的“思”的时代，思之涌现的表达工具也必须是确定的，以文字为主导的思之涌现信息媒介就是一套以确定性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约定俗成的、世代习得的、线性的符号系统，也是一套历史活在当下的、正在习惯性使用的思之涌现交流与传播的“工具”。恩格斯曾经说到，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同现实密不可分的。一旦现实中发生“最惊人的变故”，思之涌现的形态与方式也会随之改变。计算机、网络以及网络传播的创生与演化就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惊人的变故”。这次变故，一方面改变了静止的、绝对不变的世界图景，突破了因果必然、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还影响并改变了生命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与传播形态。社会交往与传播形态的改变对思之涌现的推动是多重的：首先，在社会交往由历史交往跃迁到世界交往的过程中，思也相应地由“身边”之思跃迁为全球之思——世界图像的改变；其次，在传播的实现路径空前延展的比特时代，思的工具、思的完成、思的表达都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一切实存或可能实存之物；一切普泛的符号都在参与生命个体思之涌现和生命个体之间思之涌现的交流。历史地看，人类之思乃是人类生存之现实图景的反映，故现实图景的改变必然带来人类之思的改变，而人类之思的改变则会在生命个体思之涌现的过程中自觉地习得并主动地扬弃。

思之涌现一直就是人与环境演化途中的衍生过程，而思之涌现的表达到目前为止选择了以文字为主体进行深刻主题的言说，只是人类传播工具演化的偶然所得，传播工具的演化使得作为思之主体的现实之人的思在内容、形态上的跃迁成为必然，文字、语言、图像、行为、虚拟现实等符号系统，以及滋生这些符号系统的平台的演化之路延伸到看不见尽头的远方，思之涌现在“当下”的每一次灵光乍现、深刻洞见、才情四溢……不过是思之涌现演化途中绵延不断的风景，而那些习以为常、自觉习得、路径依赖则是这风景变换的画框。

【注释】

[1]《新华字典》，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651页。

[2]《现代汉语辞海》，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23页。

[3]巴门尼德：《残篇2》，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转引自张志伟：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思辨之幸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任何长度的距离都可以被分成更小尺寸的无穷部分，这表明跨越有限距离需要走过无穷部分，花费无穷时间。而在现实中，我们显然在有限时间内走完了有限距离。

[5]《Poetry，Language，Thought》，Reprinted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Inc.1975，第42页。转引自余平《海德格尔的栖居之思》，中国现象学网，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0504012.htm

[6]参见［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载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9页。

[7]Jeffrey Goldstein.Emergence as a Contruct: History and Issues ［ J］ .Emergence，1999，1（1 ）：49—72.转引自施杨《涌现研究的学科演进及其系统思考》，载《系统科学学报》第14卷第2期，2006年4月。

[8]参见苗东升《论复杂性》，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6期。

[9]［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陈玲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7页。

[10]参见［美］约翰·霍兰《涌现——从混沌到有序》，陈禹等译，方美琪校，上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参见［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陈玲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12]［美］约翰·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周晓牧、韩晖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3]参见张君弟《论复杂适应系统涌现的受限生成过程》，载《系统辨证学学报》第13卷第2期，2005年4月。

[14]在有的网络传播研究文献中采用“病毒式”传播这个概念去指代“涌现”，这是复杂系统“涌现”概念以生物学为语境的一种“隐喻”。

[15]参见cmswiki网站：http://www.cmswiki.com/tiki-index.php？page=MicroContent

[16]喻国明：《微内容聚合与开发：未来媒体内容生产的技术关键》，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21期。

[17]标签，是一种由用户自己定义的，比分类更准确、更具体，可以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关键词。它可以令文章增加被访问的机会：添加标签的文章会被搜索引擎所记录，其他用户查找相关标签时，可准确查找使用这个标签的文章。

[18]施杨：《涌现研究的学科演进及其系统思考》，载《系统科学学报》第14卷第2期，2006年4月。

[19]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版。(www.chuimin.cn)

[20]参见董天策《传播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21]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9期。

[22]参见http://www.nettx.com.cn/CulNews/t/2005-07-06/1142136003.html

[23]参见星岛环球网《哈尔滨停水，市民抢水，超市断水》http://www.singtaonet.com/global/china/t20051122_59044.html

[24]参见新浪网《海外媒体关注铜须门事件抨击中国网民是暴民》，http://tech.sina.com.cn/i/2006-06-08/0849980285.shtml

[25]参见搜狐新闻：媲美《馒头血案》香港“巴士阿叔”一骂扬名，2006年06月02日，13∶23，http://news.sohu.com/20060602/n243537583.shtml

[26]参见报告《从黄健翔事件看传统媒体与网络舆论的逆差——中国人搜索行为研究》，http://www.searchlab.com.cn/web/report/report_54.html

[27]参见新浪网，新浪论坛：《黄健翔——引爆中国球迷最激烈网络论战》，http://2006.sina.com.cn/bbs/2006/0622/1554601.html

[28]参见湖南在线专题《外企女助理“脱衣门”事件的三种逻辑》，http://www.hnol.net/Special/s190.html

[29]参见张雄《史上最牛的“第三者”的来龙去脉》，载《新世纪周刊》2007年12月。

[30]［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The Meme Machine）——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31]［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0页。

[32]［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4页。

[33]搜狗拼音输入法诞生于2006年的6月5日，首次提出了基于互联网搜索引擎的数据来建设词库的构想，并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将其实现，通过互联网同步的方式将每一点滴新的探索收获即时地传给用户。搜狗输入法动态而深入地观察着互联网和生活中的每一个常用的词句，在浩如烟海的搜索引擎数据中归纳和总结出了广受用户欢迎的海量词汇，同时，致力于加快用户输入的速度和流畅度，让短语和短句的高速准确输入成为可能。随着谷歌拼音、QQ拼音等竞相模仿，拼音输入法跨入了“2.0”时代。搜狗输入法的关键价值在于对网络传播人—机作用者的尊重与顺应，依靠规则不断自创生并累积词语库，通过互动与涌现，使得作用者“分立的个人知识”实现了有效的传播。
参见《汉语拼音五十年搜狗输入法两年》，http://pinyin.blog.sohu.com/

[34]相关文献参见百度知道：“什么是人肉搜索”，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4965028.html

[35]关于华南虎照片真伪事件的相关思考，笔者以《新闻真实性的演化与涌现——网络传播环境下“华南虎”照片真伪事件之启示》为题发表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

[36]2007年9月6日、7日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曾播出：《巴山寻虎》，采访了事件当事人周正龙，极力渲染当地可能有华南虎存在。随后的调查播出后，前后迥异的态度与观点受到广大网民的强烈质疑。
详细内容参见人民网：“华南虎事件始末追踪”，http://society.people.com.cn/GB/8217/106495/index.html
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37]2006年3月18日，《大庆晚报》摄影部副主任刘为强奔赴可可西里，执行“《大庆晚报》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行动”，拍摄相关素材，PS合成作品《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在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并获得中央电视台《影响2006》年度新闻图片铜奖。2008年2月12日，一个名为《刘为强获奖藏羚羊照片疑似造假》的帖子出现在全球最大的中文摄影网“色影无忌”上。很快，帖子引来了上万点击率。后经查证核实，以及本人确认，该作品确为PS合成图片。2008年2月18日《大庆晚报》作出公开声明与道歉并宣布对刘为强的处理意见。同日，新华社中国图片总汇、中国新闻图片网、五洲传播图片库等作出联合声明与道歉。参见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38]2004年4月19日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的摄影记者张亮拍摄并PS处理的一张照片《广场鸽接种禽流感疫苗》参加2005年的首届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获金奖。2007年该作品受到网友质疑并展开辩论…… 2008年4月3日，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于宁宣布，经专家组权威鉴定确认该作品为假照片，取消该照片获奖资格。随即，作者张亮发表公开道歉参见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39]当我们可以自由地认识一切事物，自由地发表和讨论我们对于一切事物的认识时，在讨论的过程中，随着不同观点、意见的交互作用和影响，真理将在与谬误的斗争中自动显现，并为公众的理性所辨明和接受。弥尔顿在1664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第一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之后经过密尔等思想家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的发展，该理论成为支持表达自由的一种重要依据。
参见王四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40]RSS起源于网景通讯公司的推（Push）技术，是一种基于XML的标准，是用于共享新闻和其他Web内容的数据交换规范。RSS技术可以按特定的时间间隔从提供信息的网站上更新资讯，并将整理后的资讯发布给用户。这种技术也是站点与站点之间共享内容的一种简易方式（也称为“聚合内容”）。通常被用于新闻和其他按顺序排列的网站。

[41]参见［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陈玲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42]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497.html？wtp=tt

[43]参见汪丁丁《我思考的经济学》，“知识怎样产生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44]波兰尼（Polanyi，1891—1976），是一个卓有建树的物理化学家，后来转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他在哲学上有多方面的成就，在科学哲学、认识论、本体论、社会哲学等领域都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个首尾相贯的思想体系。默会认识或默会知识这个术语是由波兰尼于1958年在其代表作《个体知识》中首先提出的。其中，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也被公认为是他对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
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人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默会知识是自足的，而明确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默会地理解和运用。因此，所有的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植根于默会知识。一种完全明确的知识是不可思议的。默会认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Understanding），是一种领会、把握经验，重组经验，以期达到对它的理智控制的能力。心灵的默会能力在人类认识的各个层次上都起着主导性的、决定性的作用，默会知识相对于明确知识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
参见郁振华《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17卷8期。

[45]活体知识，指存在于人脑中能被思维直接利用的知识或者是固化到人体生理机能中的知识；介质知识，指通过某种介质的某些特性进行表示、记录和保存的知识。介质知识来源于活体知识。介质知识是对活体知识的记录和表现。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每一项新知识的出现，都是先有活体知识，后有介质知识。也就是说，知识首先被人创造出来，形成人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然后，出于知识交流和共享的需要，活体知识以一定的方式被记录和保存下来，成为介质知识。之后，介质知识又会成为新的个体学习的工具和对象，经过个体的学习和实践，成为新的活体知识。因此，知识总是遵循着活体知识——介质知识——活体知识……的转化过程，没有终点。
参见袁静、孔杰《知识分类与组织知识研究》，载《企业经济》2007年第4期。

[46]参见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72页。

[47]哈耶克知识观的基础概念：“分立的个人知识”、“知道如何”的默会知识和“无知”，可以表述为从“观念依赖”到“观念决定”再转向“必然无知”的发展过程，正是这些核心概念的引入和转换，哈耶克实现了从“知”到“无知”脉络上的知识观的升华，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自生自发秩序的不同的具体问题，而他在不同时期对这些不同问题的不同回答亦成为他的社会理论建构过程的表征。参见邓正来《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论过程分析与“核心概念”的路径》，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8239

[48]参见邓正来《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论过程分析与“核心概念”的路径》，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8239

[49]克劳德·香农在定义了信息熵的计算公式之后，为了便于信息的物理实现（比如计算机、CD、DVD等），他将计算公式中的对数（log）以2为底（所有的电信号可以方便地实现两种状态的转换与表现），那么计算出来的信息熵就以比特（Bit）为单位。随后，在计算机和通讯领域，在人文社科领域，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特（Bit）开始为人们所熟悉并应用，大家广泛使用的字节（Byte）、kB、GB等名词都与比特（Bit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数字化实际上是将一个连续（或者模拟）信号通过采样和量化转换为离散（或者数字）信号的过程。离散化就是每隔相等的一小段时间对连续信号采样一次，这种采样称为均匀采样（Uniform sampling） ；连续幅度的离散化通过量化（Quantization）来实现，就是把信号的强度划分成若干小段，如果幅度的划分是等间隔的，就称为线性量化，否则就称为非线性量化。今天，人们所说的数字化已经在外延方面扩大了许多，比如，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生存、数字化未来、数字化地球等，这些说法更多的是在描述数字化的功能、作用。在商业上，数字化已经成为先进产品的光环，在人文讨论时，数字化已经被泛化为一个符号，仿佛就是新技术的象征，或者是一个给世界带来灾难的幽灵。参见彭虹《广告计算机应用》，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页。
比特化或数字化在生物学发现基因双螺旋机制的结果中找到了惊人的缘由，亿万年的演化逻辑使得“比特化或数字化”巧夺天工的“偶然设计”成为历史的必然。基因或者谜米复制系统提高保真度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从模拟系统向数字系统的转换，第二个原则是从对结果的拷贝向对指令信息的复制的转换。参见［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

[50]数据：反映客观事物运动状态的信号通过感觉器官或观测仪器感知，形成了文本、数字、事实或图像等形式的数据。它是最原始的记录，未被加工解释，没有回答特定的问题；它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某种运动状态，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意义；它与其他数据之间没有建立相互联系，是分散和孤立的。参见荆宁宁、程俊瑜《数据、信息、知识与智慧》，载《情报科学》第23卷第12期，2005年12月。

[51]Wiki一词来源于夏威夷语的“wee kee wee kee”，原本是“快点快点”的意思。在这里Wiki指一种超文本系统。1995年，沃德·坎宁安为了方便模式社群的交流建立了一个工具——波特兰模式知识库（Portland Pattern Repository）。在建立这个系统的过程中，沃德·坎宁创造了Wiki的概念和名称，并且实现了支持这些概念的服务系统。这个系统是最早的Wiki系统。从1996年至2000年间，波特兰模式知识库围绕着面向社群的协作式写作，不断发展出一些支持这种写作的辅助工具，从而使Wiki的概念不断得到丰富。同时Wiki的概念也得到了传播，出现了许多类似的网站和软件系统。
维客（wiki）和威客（witkey）在发音上相似，维客（wiki）以人的自豪和自我体现为动力，把人类已有的杂乱信息和数据结构化形成可免费共享的知识，所以维客（wiki）占据了知识的共享区；威客（witkey）承认人的知识、智慧和能力具有价值，通过知识的价值化促进人们使用自己的智慧参与解决问题，并形成结构化的有价值知识区，所以威客占据了智慧和知识的部分领域。
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37.html？wtp=tt

[52]GNU自由文档许可证（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是一个版权所无（或称“反版权”）的内容开放的版权协议。它是由自由软件基金会为了GNU计划于2000年发布的。该协定适用于所有电脑软件、文件以及其他参考及指导材料。协定规定，所有使用了该协定的材料的衍生品，不论是经过修改或转载，也都必须采用GNU自由文档协定证书。采用该协定的材料可以用于商业用途，但必须允许任何愿意遵守该协定的人士在该协定下进一步修改或散发材料。
参见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167982.html？si=1

[53]参见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

[54]详见http://www.blog.edu.cn/user2/26250/archives/2006/1259652.shtml

[55]详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7日报道，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07-12/07/content_331417.htm

[56]［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57]［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58]［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二十世纪欧美思想家文库），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3、944页。

[59]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以及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路径依赖反映了历史发展对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影响。路径依赖意味着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任何体制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社会环境，沿着既定的路径，体制的改变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不断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lock-in）在无效或低效的状态，陷入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97443.html？wtp=tt

[60]［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61]同上。

[62]［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63]蔡曙山：《认知科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发展》，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64]［美］约翰·塞尔：《心、脑与科学》，杨音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65]［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66]［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1、6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