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现与互动:网络传播中的发展

互联网，一个逐渐演化而成的具有复杂结构、组织的复杂系统。网络传播，一种依托互联网不断演化的信息涌现行为。“涌现”是“复杂性”概念的重要特征，而这种特征本身是作为许多复杂现象与其抽象概念的连接体，亦是复杂系统行为表象与机制的共同象征和隐喻。

一般而言，“涌”、“涌现”，是日常生活或者人文视野中诸多概念中的一个，涌：水，云气等翻滚冒出，^[1]涌现：人或事务大量出现。^[2]按这样的理解，用“涌现”这个概念来表述网络传播中的传播现象，仿佛只是表征了网络传播在状态的呈现上所具有的某种表象而已，无法传达网络传播赖以生存的基础平台——网络的结构与作用者的复杂关系和状态，以及以此平台为基础演化出的复杂现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开创新论域时，均无法避免地要构造新概念（词语），或者改造、扩充旧概念，正如，“控制”之于控制论，“失语”之于比较文论。巴门尼德在奠定“存在”作为希腊哲学之首要题域时曾说道：“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3]这句话就是说：万物显现、出场的过程（存在），也就是人对万物有所明白、领悟的过程（思想），这两个过程是同一的，是不可分的。巴门尼德在选择了“存在”这条寻求真理之路后，就指出只有“思想”才能把握“存在”。显现、出场就是万物的“涌现”，而明白、领悟则是“万物之涌现”在人之大脑的某个区域里的“涌现”。芝诺曾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运动观念运用悖论进行诘难^[4]，思辨性地提出了关于有限距离“涌现”生成无限的思想，这在历史上引起了长久的思索。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长度可以被分为无穷部分，对于整体来讲各部分却是不可分解的，他用“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命题来表述系统“涌现”的构成性思想。同样，海德格尔在谈论“人之栖居”时曾言道，“大地是说：由此涌现也由此收回，并隐匿自行涌现的一切。在此自行涌现中，大地作为隐蔽之道而到场”^[5]。“世界建基于大地，大地穿过世界而涌现出来”^[6]。其实，无论是存在、思想、有限距离、无限部分、整体、大地、天空、栖居……抑或是“涌现”，在巴门尼德、芝诺、亚里士多德与海德格尔的谈论之处已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表象或者科学上相关的定义，只在参与巴门尼德构建“存在”、芝诺诘难有限与无限、亚里士多德讨论整体以及海德格尔洞悉“人之栖居”的意义过程中意味深长。同样，这些“涌现”只是生活或者人文语境下的概念，只是嵌入在形而上的深奥言说之中而已。正如现代学者Jeffrey Goldstein所指出的，古代文化对涌现的理解仍属于思辨的层次：“整体论的一个致命弱点是，这里的整体是预先给定的，将对象系统看成是既定的，从而忽略了涌现特征是在一定时间内动态地建构起来的。”^[7]涌现，在不同学科的语境下，亦是一个涵盖不同领域、内涵丰沛的指涉，更是一个具有多重隐喻意义的观念。

涌现，作为一种现象，其存在是普遍的、客观的，从台风骤起到股市狂跌，从雪花飞舞到钟表滴答，从商品流行到符号风靡，从蚁群聚集到网民暴动，从概念生成到形象演绎……只要是复杂系统，就会在具备某种条件时，呈现出整体的涌现性。现实世界、虚拟时空，涌现的表现林林总总，形成的方式各式各样，有突变，有渐变，也有渐变中的突变，或者突变中的渐变，不一而论。在无穷无尽的涌现中，最令人费解也最具理论诱惑力的是生命、社会、意识的涌现。这种“费解”与“诱惑”无疑是不确定和深奥的，亦是“复杂性”概念的生成与重要组成。

复杂性，是现代科学中最复杂的概念之一，至今无法给出统一的定义，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统一的定义。多样性、差异性是复杂性固有的内涵，只接受一种意义上的复杂性，就否定了复杂性本身。尽管不能苛求现在就给出符合科学规范的复杂性的统一定义，却应该能够探讨它同简单性之间的定性区别。在复杂性科学视阈下，定性地看，生成复杂性根源的类型可以分为：系统规模的复杂性，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开放性即环境的复杂性，动力学特性的复杂性，非平衡态的复杂性，不可积性的复杂性，不可逆过程的复杂性，非线性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复杂性，主动性与能动性的复杂性，系统组分智能的复杂性，人类理性与非理性的复杂性，等等。^[8]网络，以及其构成的那些“作用者”和“作用者”相互关系的复杂结构与复杂性在之前有过论述，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复杂系统的复杂性主要涉及系统规模的复杂性、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开放性即环境的复杂性、系统组分智能的复杂性等，而以此为平台的网络传播则在行为的复杂性上涉及动力学特性的复杂性、非平衡态的复杂性、不可积性的复杂性、不可逆过程的复杂性、非线性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复杂性、主动性与能动性的复杂性、人类理性与非理性的复杂性等。网络以及网络传播无论在结构上、行为上、表象上、机制上堪称复杂系统之复杂性的典范。然而，复杂系统以及相生相伴的复杂性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变化无常的行为中，在捉摸不定的混沌里，复杂系统常常以演化、涌现、自组织、自适应、自创生等特质来表征、指涉、隐喻复杂系统的复杂性。这些重要而共同的特征在诠释或者解读网络以及网络传播的复杂性时，分别在不同的维度与视角与之遭遇，自组织、自适应、自创生之于网络结构与“作用者”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演化、涌现之于网络传播行为的复杂性，在实践、学理的层面具有不同的意义、价值而又相互关联和支撑。

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无论是生物、机器，还是社会，其结构、组织的复杂化是不言而喻的，其实，蕴含其中的更为重要的是复杂系统中精巧的信息表达、传递、利用、转换以及存储的机制，有时，我们将其称之为神经系统或者控制系统，其实质就是信息处理机制（或子系统）。系统越复杂，信息处理机制也就越精巧。一般而言，系统中信息处理机制（或能力）的发展程度与系统的复杂程度呈正相关，甚至可以说是系统复杂程度的标志和度量。从信息角度分析系统的演化，所谓涌现或突现，无非就是在信息互动与积累的基础上，通过非线性放大而导致的宏观形态的质变。从微观角度看，恰恰是各个“作用者”之间通过信息传递实现了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以信息交换为复杂关系的演化，并实现着宏观形态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信息之于复杂系统的非生命（生物）系统、生命（生物）系统、社会和经济系统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亦顽强地在“涌现”中潜在并呈现。在非生命系统中，信息没有使用的主体，信息主要记录演化过程的痕迹，涌现则主要表现在系统不同层级间状态的“涨落”。在生命系统（包括群体和生态系统）中，个体已经具备目标、控制、适应等机理，有了比较精细的信息处理机制，作为个体或整体可以盲目与被动地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涌现则主要表现出为包含信息、能量和物质的系统耗散结构在平衡与非平衡间的非线性转换。在社会和经济系统中，人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能够掌握、存储、积累、利用并创生信息，可以主动从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是人之为人，人类区隔于其他物种的标志，即人是社会性生物，如蚂蚁和蜜蜂亦无法相提并论。此刻的涌现则表现出以信息为主导的系统不同层级间状态的涨落以及信息机制（或子系统）耗散结构的跃迁。涌现使非生命系统、生命系统以及社会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亦使生命系统诞生于非生命系统、社会和经济系统诞生于生命系统成为可能。在悠长的时光里，生命通过一次次“涌现”改变自身以适应变化着的外部环境，演化则用“涌现”这“鬼斧神工”缔造了繁盛如花的生命世界。

涌现（emergence，有时也译作“突现”），是用以描述复杂系统层级结构间整体宏观动态现象的概念，是现实世界“复杂系统永不停息地把自己组成各种形态的趋向”^[9]。涌现性是指那些高层次具有而还原到低层次就不复存在的属性、特征、行为和功能。也就是说，涌现是在复杂系统中的行为主体根据各自行为规则进行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没有事先计划但实际却发生了的一种行为模式。即整体行为模式不能根据其个体行为规则进行预测，或整体模式不能还原为个体行为。涌现即新质或整体质的产生，是整体有而部分无的特性。^[10]而这里所指之复杂系统，因为其意义的多元化，我们还无法准确地确定，然而，复杂适应系统乃是复杂系统一个大类的统称，亦是复杂科学研究的先行者——霍兰在展开涌现性研究复杂系统时对免疫系统、生态系统、神经网络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Internet系统等的共同冠名。在霍兰看来，每一个这样的系统都是一个由许多平行发生作用的“作用者”组成的网络；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具有多层次组织，每一个层次的作用者对更高层次的作用者来说都起着建设砖块的作用，在某种深刻而根本的层面上，所有这些学习、进化和适应的过程都是相同的，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最根本的适应机制之一就是改善和重组自己的建设砖块；所有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会预期将来，更为一般性地说，每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都经常在作各种预期，这种预期都基于自己内心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假设模型之上，也就是基于对外界事物运作的明确的和含糊的认识之上；复杂的适应性系统总是会有很多小生境，每一个这样的小生境都可以被一个能够使自己适应在其间发展的作用者所利用。^[11]“这些系统在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显示出协调运作性，并能够发挥出大于部分之和的特性，使体系持续生存和正常运行。”^[12]复杂适应系统的涌现正是一个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涌现”亦成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表现与重要特性。一般而言，涌现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其一，涌现最为本质的特征是由小到大，由简到繁。众多复杂事物都是从小而简单的事物中发展而来的，从而具有比原先简单事物更为复杂的特征。

其二，涌现现象的产生是由适应性主体在某种或多种毫不相关的简单规则的支配下产生的。这种简单规则在某种情况下会相当复杂，但我们完全可以将它简化为一种或多种的规则，这样使得我们在认识涌现现象时更容易一些。

其三，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涌现是一种具有耦合性的前后关联的相互作用，是适应性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构。

其四，涌现是可以认识并会重复发生的，具有动态性和规律性。在涌现生成过程中，会存在大量的不断生成的结构和模式，这些结构和模式具有恒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可以重复发生作用。

其五，涌现具有层次性。在所生成的既有结构的基础上，可以生成具有更多组织层次的生成结构。也就是说，一种相对简单的涌现可以生成更高层次的涌现，而且对更高层次涌现的认识会比相对简单或基础的涌现要容易一些。另一方面，涌现是复杂系统层级结构间的整体宏观动态现象，特别是这样的现象在高层次具有的属性、特征、行为和功能一旦被还原到低层次就不复存在。^[13](www.chuimin.cn)

网络，作为复杂系统的典范，其网络传播的复杂性时常以“涌现”的面貌与脉络展现丰饶的图景。以涌现现象为标志^[14]的网络传播将人类传播进路中的那些偶然的、常隐于心灵深处的非理性的传播渴望以及群体间通过虚拟方式相互依赖的互动及其影响力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状态。网络在时间维度上将传统传播环境中的涌现之兴衰周期压缩至最小化，在空间维度上将涉及范围扩大至最大化。同时，网络使存在已久的涌现现象一改以往那种自生自灭、不被重视的格局，以“显像”的身份登上传播研究论域的“舞台”，迫使我们认真审视其起落的规律与机制。“涌现”，即是网络传播事实上的普遍现象，在虚拟时空与现实世界里，无数微小的涌现绽放于春风里千树万树的枝头上，诸多典型的“涌现”汇聚成夏日里的电闪雷鸣、急风暴雨。网络以及网络上演化的网络传播，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其涌现自然亦符合并愈加典型地呈现涌现的一般特性。只是，这种涌现完全以信息的“比特流”和“意义链”作为其表征与构成。

首先，网络传播的涌现，其最本质的特征依然是由小到大，由简到繁。只是，小与大、简与繁的变化是以信息的“比特流”的运动与“意义链”的转换为核心的过程。每一次涌现出现之初，其“比特”数量微小而可数，“意义”的指涉简单而明确，随着涌现的延展，比特流动的范围迅速蔓延，意义链接的区域迅速扩张，依托比特流的运动意义链迅速抵达新的“作用者”，并链接上该“作用者”新的意义继续流动，意义的“链式反应”带来多个作用者之间比特的流动。对于每一个作用者而言，能被其感知的就是意义的不断链接——反应——链接，而伴随其间的比特的流动则是不易观察的事实，但是，在网络传播的涌现过程中，比特流可以也能够通过自身的涌现影响“干涉”意义链的涌现，比特流的技术构成（如带宽、编码、色彩还原等等）与意义链（如兴趣、需要、价值等）产生谐振、共鸣，则涌现就会燎原起来、汹涌起来，正反馈是这种谐振、共鸣的形态与燎原、汹涌的动力的技术性表述和概括，与之对应的负反馈则映射着衰竭与消隐，而正反馈与负反馈始终被作用者主观与能动地诱发并牵引，其转换的迅速和彻底是任何人工控制系统无法比拟的。网络传播涌现的此起彼伏亦是一种常态，每一次涌现皆是上一次涌现的延续，尽管每一次涌现的内容不同，但在网络这片“沃土”上，新的微小信息诱发起新的涌现，旧的涌现亦随之衰竭，亦如野火后的春风里疯狂滋长的芳草。

其二，网络传播涌现现象由一系列简单的规则所支配所创生。其中有一部分规则用于建构作用者之间的关系（如TCP/IP），主要解决“比特”的流动，智能化选择流动的路径、方向等，这部分规则更多地关涉技术，清晰、明确而可描述，同时，这些规则与构成网络复杂系统结构（作用者之间关系）的规则同构同源。另一部分规则主要用于“意义”的接收、生成与链接，这部分规则常常因模糊、多元与不确定，而被我们以文化的名义进行不同维度与深度的表述，然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无论怎样复杂的系统所产生的涌现，其规则应该是自然语言或特定知识语言的范畴可描述的、数量有限的、可化约的，网络传播之涌现就是信息的涌现，而信息的涌现真正被我们感知与交流的恰是这些广义语言（自然语言、图像、声效等）所指涉的意义，互联网，将存在于人之大脑深处的思维的涌现“外化”为网络传播信息的涌现，每个“作用者”的行为总是受其大脑思维之影响、总是通过双手去实现意义的链接这个事实，使我们可以确信，这两种涌现之间存在着某种表现与机制上的逻辑相似性、顺序上的递延性以及概念上的隐喻性。

其三，从整体上看，网络传播涌现现象产生于相互作用的“作用者”，从一开始就牵涉着各个“作用者”链接——反应——链接信息之意义的过程，隐含着作用者对信息历时之意义的主观的选择，以及信息选择后共时的意义呈现，信息历时与共时的意义之耦合使得作用者能动的行为——“链接”创生节点以及节点间整体之涌现——思维和生命的象征。一般而论，选择越丰富，链接越频繁越多元，则比特的流动越迅猛，涌现的力度越澎湃。对于单个“作用者”而言，其链接——反应——链接的结果总是使信息的意义在指涉、互文、聚合等方面呈现一种独特的样态，每一次整体之涌现，其信息的意义在指涉的范围、互文的多样、聚合的复杂等方面总是会超越各个作用者各自的样态，而且这种超越是不可逆的。网络传播信息之整体的涌现，恰似海纳百川，涓涓溪流千姿百态，一旦汇入大海，其波涛汹涌、静水深流则逾越了往昔的姿态和习性，并且无法重现与再生。

其四，网络因其结构动态的相对的稳定性，使得涌现可以争奇斗艳、生生不息。我们所见所闻的网络传播之涌现在样态上的迥异表现，仅仅只是信息意义的丰富以及链接的复杂的另一种诠释，其实，作用者的链接关系、比特流的运动、比特流向意义链的转换和促进等均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规律性。正是网络传播涌现样态的多样性，使我们在鲜活与无法穷尽的涌现现象面前，仍然可以用文化的方式去进行解读和剖析，随之而来的关于这些涌现现象内在的规律却被忽视了。对于网络传播的涌现而言，我们只需承认其规律在比特流动处、意义链接处，在比特流动与意义链接处，涌现之规律完全可以应用不同的“语言”加以描述，定量的、定性的、定量结合定性的仅仅只是这种描述的某种“约定俗成”而已。

其五，网络的结构生成网络传播的涌现，同时，涌现又可以生成更多的网络传播组织层次，这样一种循环说明、相互印证的体系使得网络在结构上的层级以及在网络传播形态上的层级之间没有显著的界限，网络传播之涌现在整体上的行为肯定不是多个作用者链接后行为与信息的算术叠加。在每个作用者那里，在信息的意义链接处呈现的涌现与在比特流动处的涌现在形态与内涵上存在着差异，网络传播涌现在整体上的行为与每个作用者的行为之间同样存在差异，每一个共时的样态构成其历时的片段，网络传播的涌现从底层到高层的演化之矢是不可逆的，永远指向网络传播系统混沌的边缘——非平衡状态。

网络传播的涌现，包含着信息从比特流到意义链的涌现，从意义链到比特流的催生，以及比特流与意义链的共同作用。意义链向上涌现，则出现微内容（microcontent），微内容相对于宏内容（macrocontent）而存在。微内容即最小的独立的内容数据，如微博、一个简单的链接，一篇网志，一张图片，一段音频或视频，一个关于作者、标题的元数据，E-mail的主题，RSS的内容列表等。^[15]“也就是说互联网用户所生产的任何数据，都可以被称作微内容。比如Blog中的一篇网志；Amzon中的一则读者评价；Wiki中的一个条目的修改，Flickr中的一张照片；Del.icio.us中的每一个收藏的网址；小到一句话，大到几百字，音频文件、视频文件，甚至过客用户的每一次支持或反对的点击，都是微内容。这些零星散乱的数据聚沙成塔，成为网络神奇力量的真正来源。”^[16]而宏内容，即传统媒介（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内容，由专业人士写作，通过专门渠道发布的一种权威的“喉舌”。这里的“微”与“宏”主要还是为了区隔传统的大众传播与数字化的网络传播的内容生产与阅读模式的迁徙与冲击，深藏其间的机制就是演化与涌现。互联网上，那些游离的、零散的碎片——“微内容”，在混沌的边缘创生了一次次的涌现，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互联网进行价值的重构，离析着由大众传播生成的“拟态环境”，肢解着记者、编辑在大众传播中对于信息的垄断。那些专属于个人的、小群体的“微内容”在搜索引擎、Blog、Tag^[17]、RSS等搭建的作用者复杂结构的流淌和链接之间全面聚合并深入呈现，网络空间里的宏大叙事不再拥有现实世界既往的荣光与尊贵，无数“微言”借涌现之机描绘出世界图景的“大义”。

在网络传播的视阈下，信息以及微内容皆是更加表象的言说。如果我们站在典型的社会科学的立场上，则网络传播中的涌现可以更加有机地划分为：信息的涌现，规则与秩序的涌现，知识在传播中的涌现，思之涌现的演化与跃迁。这些类型的“涌现”具有许多相似的状貌，同时，又存在许多结构性的关联，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把目光置于信息、规则、秩序、知识与思之涌现的不同层级上分析网络传播中涌现的细微特征。

“作为复杂系统的演化模式，整个系统的涌现本身属于中性事物，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对其评价是相对于系统期望目标的实现而言。其涌现模式既可以被建立也可以被破坏，可能是进化也可能是退化，这体现在系统演变的时序比较中。”^[18]涌现之初的微弱“星火”，已然无法保证燎原以后的是毁灭山林的灾难之火还是解放人民的革命之火，尤其是那些游弋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名义与实在之间、动机与效果之间的涌现，常常将其机制深深地潜藏。涌现所产生的宏观层次的行为模式，不能从作用者行为的累加中得到简单解释，各个作用者行为之前或者期间的思维与动机，以及虚拟和现实的群体中各个作用者思维与动机的相互影响或者改变，往往都附着在涌现的意义链之上，并随之流动和扩散。思维与行动之人以及人工制造之机器共同构成的网络节点背后，有一个永恒的存在使当下的在场不断地“涌现”，而我们要解蔽的是那些不在场的东西——我们经常所言之本质。对于网络传播中大量“涌现”现象研究的伦理研判与文化言说，则是以“抵达这个本质”为目的的一种隐喻性的互文，而以复杂性科学的观点，透过涌现的现象探寻涌现的机制，则是一条通向本质的新径，更是一种基础性的视野与结构性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