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系统与演化

互联网是无数节点建构的复杂系统，每个节点又是由人与机器的融合所构成，而人作为生命复杂系统的典范自然会沿革或遵从演化的规律和约束，不同节点动态连接起来所产生的“复杂性”与各个节点处“人—机”“作用者”的“复杂性”共同构成了网络传播平台作为复杂系统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人与人之间通过网络传播之信息可以在各个层级之间，由低向高涌现、传播与演化。

演化（evolution），意即将一个卷在一起的东西打开，原指任何事物的生长、变化或发展。包括恒星的演变，化学的演变，文化的演变或者观念演变。自马军武将英文“evolution”翻译成“进化”之后，带有方向、目的、计划意义的“进化”一词一直沿用至今。然而，生物之演化本身并无任何明确的目的和方向，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并没有表明“高级、复杂与多”一定优于“低级、简单与少”。因此用“Evolution”言说生物系统，“演化”是比“进化”更为恰当的中文名称。演化论认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是来自30多亿年前形成的共同祖先，之后生物持续不断地演化，直到今天，世界上存在着大约170多万个物种。继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30]提出演化论以后，查尔斯·达尔文在其名著《物种起源》系统地提出生物演化的观点，并提出“天择”作为演化的机制。随着演化理论的普适化，演化的概念对于非生命系统（非生物系统）而言是贴切而准确的；对于生命系统（生物系统）的生物性而言仍然是合理而恰当的，但在生命系统中社会、文化等范畴进行讨论时，人们还是热衷使用“进化”，因为，人们自觉地认为，今天一定比昨天更美好，明天一定比今天更美好。生物演化、人类演化、人类文化（文明）进化（演化），所包含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演化（进化），只是沿其学科隶属的方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由定量转向了定性，由数理转向了思辨，选择、变异、遗传等核心概念通过不同的表形予以呈现。

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认为：有机进化、创造性思维以及文化的进化等彼此类似；它们之所以彼此类似，是因为它们都是演化的系统，而对于所有演化系统而言，都存在着复制单元的盲目变异和对其中某些变异的选择性保持以及对另一些变异的选择性淘汰。并不是从有机进化本身推演而来的，而是从进化的一般模式推演而来的，其中，有机进化只不过是这种一般模式的一个特例而已。^[31]

这些相似性和同构性，完全是因为社会、文化作为复杂系统的构成单元的“作用者”就是人，而人作为生物个体之存在，就是演化机制在生物个体、群体中的演化之存在。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起源》发表后，生物演化的思想与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生物演化的核心观念开始泛滥，与之对应的是H.斯宾塞、马尔萨斯和朗西斯·盖尔顿等主张“社会有机体学说”的“社会进化论”的盛行，同时，在文化人类学也兴起了以泰勒、摩尔根为代表的“单线进化论”（也称古典进化论）。20世纪，以怀特、斯图尔德为代表的文化“普遍进化论”、“多线进化论”，塞林斯和塞维斯为代表的文化“特殊进化与普遍进化”的观点，以及威尔逊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生物演化的继续，生物演化的规律就是社会历史进化的永恒规律，一切社会现象均可用生物演化的规律进行本质性的诠释，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甚至认为种族亦有优劣之分；文化人类学的“单线进化论”者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起源，人类在生理与心理上的一致性使得人类社会形态、文化形态等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人类心理的不断完善，智能的不断提高是人类文化和社会进化的动力，人心理的发展都有一个由非理性向理性发展的过程，都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欧洲民族发展较快，处于进化阶段的高级形态，而其他民族则分别处在落后的阶段上；文化“普遍进化论”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经验的集合，是由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系统组成的整体，其中“技术—经济”是文化或社会进化的决定因素，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意识形态系统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着社会系统；文化的“多线进化论”认为：文化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如果两个文化处于相同的环境之中，就会在基本的文化方面发展出一连串的相关变化；“社会生物学”者认为：应该从生物进化的时间尺度和整个生物界的范围来把握动物独特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进而把握人类行为的起源与进化的生物学机制。更进一步，“社会生物学”的中心议题逐渐转变为探寻人类遗传演化和文化进化的关系与机制问题——比如，用“模仿”与“谜米”^[32]作为核心概念进行诠释。

演化，作为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学术研究范畴，作为各学科各种理论的概念，一方面在不同层次与维度上，提出了全新的、有探索意义的观察与诠释现实世界的思路，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与生物学之演化的简单类比，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演化的概念无法回避的缺陷是：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与不可观察性，社会与文化在边界上的宽泛、交织使得各自的范畴无法界定，人之感觉、行为、思想等在对应生物、社会、文化的范畴时显得动态而混沌，“演化或者进化”在普适化的过程中概念泛化与实证匮乏的无法超越，学术中立与应用中的误读、意识形态化的不可调和等等。这些缺陷正好又成为演化之概念、理论在社会、文化领域里“普适”过程中的自大僭越与纷争连绵的主要理由。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社会生物学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倾向，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天生更不是战争狂人，但当这些学说在现实世界里演变成一种政治倾向、国家政策甚至意识形态之后，战争给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之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其学说自然会受到强烈谴责和批判。事实上，演化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茁壮成长，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诸多领域里却遭遇了冰火两重天的境遇，此外还遭遇了神学的殊死“围剿”，这正好说明演化之概念的普适性、有效性与深刻性。H.斯宾塞在1851年的《社会静力学》就已经提出了“社会有机体学说”的进化观点，1859年达尔文才发表《物种起源》，随后H.斯宾塞将“自然选择”等观点引入自己的学术体系，达尔文本人并不赞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点。但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标签”的肆意泛滥，达尔文与他的演化论也被放置在人类思想的祭台上接受鲜花与荆棘的祭奠。

必须澄清一下对它的内容广泛持有的一种误解。它常常被说成是对具体有机体物种从这种逐渐渐变为那种的过程的说明。然而这并不是进化（演化）论本身，而是它对过去200多万年里发生在地球上的具体事例的应用。大多数对进化（演化）论的错误应用（尤其是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各种滥用（譬如在伦理学中），都要归咎于对它的内容的这种错误的理解。

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演化） 的理论，描述了一个过程（或机制），它出现在地球的具体环境之中，但又独立于这一环境。这一理论对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的事件过程同样适用，而这些过程可以产生一组完全不同的有机体。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极其简单，只有当应用于具体环境时，它才会展现出自己不同寻常的解释力和它所能够解释的现象范围。这种具有广泛意义的假设是，已被证明有更好生存机会的物种所具备的可变异性以及竞争性择优汰劣机制，为了根据环境和相互之间作出不断调整，会在时间过程中产生重大的结构变异。

如所有的理论一样，这种理论本身仅仅说出了可能性的范围。在这样做时，它排除了另一些可以设想的事件过程，因此是能够被证伪的。它的经验内容就存在于它所禁止的事情之中。^[33]

现代生物演化理论告诉我们：生物不同物种之间或同一物种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并非总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在许多情况下，和平共处、相互合作是更为稳定、适宜的生存策略，自然的未必就是正当的、道德的，而伦理的、精神的、形而上的未必就可以摆脱自然之生物属性的约束和影响。对自然之生物规律的认识有助于认识人类自己，启发人类形成合理的伦理观念。演化论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大约40亿年前，天地初开，混为地、沌为天，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化分子组成的“原始汤”^[34]无序而混乱。一道耀眼的闪电之后，水中的无机分子合成了有机小分子，这种有机小分子不断产生，聚集在热泉口，或者火山口附近的热水中，通过聚合反应，形成了构成生物必需的有机大分子。有机大分子在环境的偶然涨落之中产生自组织的演化行为，通过自催化和交叉催化、超循环、会聚和整合等自创生演化行为产生出了细胞，生物细胞中核酸与蛋白质之间开始了最原始的通信，生命从这里开始了久远而辉煌的演化之途，生物自身逐渐开始与环境之间实现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通信，并且进行选择、变异、遗传，个体、群体不断演化，物种开始出现，生态系统逐步完善，生物之“人”逐渐演化出人的意识。

首先分化出专司接收和处理信息的神经细胞，神经细胞会聚成神经索，分化出专门进行内稳态调节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和专门处理外部信息的神经系统，形成中枢神经系统，最后进化出从事高级的信息处理活动的大脑皮层。其次就是接收环境信息的感觉器官的形成和分化，形成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觉器官。最后是在人身上进化出了整套通信和信息处理系统的终端效应器——双手。对各种外界刺激的笼统感受；分化了的感觉和感情，知觉和表象；对感性形象的记忆和想象，概念，判断，推理，以及作为第一信号系统信号的信号的第二信号系统——口头语言：文字符号和用文字符号编码的文化信息在人大脑内的记忆储存；最后是意识和各种意识活动。正是这套以大脑为信息处理和控制中心，以双手为操作终端的系统使人超出万物成为自创造主体。

社会系统是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进化出来的由人组成的生产人、人造物品和人工系统的自复制——自创造系统。社会系统兼有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从外部透视，它仍然是一个自然系统，是在太阳的辐射能量流（包括其储存形式煤、石油和木材）推动下维持和进化的远离平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另一方面，从内部透视，它是一个人工系统，是由许多人设计和生产出来的系统。^[35]

系统科学通过物理之热学、生物之演化论等等总结出三类典型的演化机制：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机制、系统的自适应演化机制和系统的自创生演化机制。这些演化机制一方面使系统在结构上、组织上实现演化，同时也使系统在复杂的结构、组织上实现功能与行为的演化，比如：涌现。宇宙、生物演化等理论告诉我们，生命在诞生之前，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些普通的物质与混沌的环境，正是通过系统的自组织、自适应、自创生的演化机制，使生命在地球这个蓝色星球上以极小的概率得以诞生，并且经过漫长的时光，使“人”这个复杂系统的典范得以完善并继续演化。在生命演化的不同时期，生命的不同功能、行为，系统的自组织、自适应、自创生的演化机制并不以等同的价值发挥作用，但这三类演化机制一直伴随生命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今天到明天。可以肯定的是，演化机制在演化之过程中存在，在讨论这些复杂系统的话语里显现，这种永无证据可言的“存在”与“显现”绝不是神父所言的“上帝之手”所为。哈耶克认为演化有三个层次：第一，是遗传学的演化，社会行为、影响秩序的态度和偏好等以原始的形式在人类心理学中被遗传和综合；第二，是人类智力和知识产品的演化，通过编码、存储和传递，信息在个体大脑有限地孵化，人类知识迅猛地扩张，以至于可以支配周围的环境和事物；第三，是作为核心部分的，在直觉和推理之间起关键作用的文化演化。^[36]

上述关于生物或者其他非生物系统演化的讨论只是世界“演化”的概貌和一般描述，面对作为复杂系统的网络传播主体、传播平台以及相互构成的复杂关系，许多非生物系统的演化机制对于互联网以及网络传播的结构性描述与诠释是恰当的，而生物演化与文化进化的诸多观点对于讨论互联网之网络传播的行为、功能、动因等亦是有效和有意义的，这个判断仍然基于这样的基本前提——互联网的任何节点都是由人—机融合所构成。上一节我们已经描述了网络传播平台作为复杂系统的结构、组织的复杂性，这种描述首先将大量共性与差异同在的个体（传播主体）视为复杂系统的前提，然后将个体的传播行为视为结构、组织形成的过程，再以结构、组织映射系统。虽然，这种描述并未像其他理论那样提供相关现象的具体解释，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个网络传播的鲜活图景，以及正在不断变迁的演化痕迹。

在一个漫长的历时维度上，传播，作为一个系统，不仅仅只涉及传播媒体、媒介甚至平台的人工制造、技术的那些部分，还应该包括传播主体、平台与环境关系的那些部分。一直以来，“工具（人工制造）与技术”的那些部分以“技术对人类传播影响或革命”的名义被我们反复谈论并仍在继续谈论之中，而“关系”的那些部分以文化、社会的“人文性话语”被我们不断地言说。事实上，传播之“工具与技术”以及“关系”的那些部分都在以不同的速度、强度、深度演化，一方面这种演化伴随着人类生物特性的演化而进行，另一方面这种演化又创造出人类的社会与文化，而社会与文化的兴衰又反哺于人类生物特性的演化。

卡尔·塞根（Carl· Sagan）有句名言：宇宙很古老，人却很年轻。同样，我们也常说：人类很古老，传播很年轻。但是，正是短暂而年轻的“人类”，改变了与生物世界的关系，创生了意识与智慧；正是短暂而年轻的“传播”，促进了人类对于信息的交流与利用，使人类从生物种群中脱颖而出，曾经、正在并仍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我们以传播之核心概念——信息为线索将人类传播划分为：语言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这样的划分常常伴随一系列有效的动因分析与诠释，如工具的产生，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发展等等。然而，这些领域与传播之间从来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的关系，尤其是传播主体——大脑的演化与传播的演化之间所存在的“难舍难分”的复杂关系，使得我们不得不将人之生物性、社会性、符号性、文化性等因素重新加以整合，以期审视传播演化的概貌与动因。正因为传播演化之证据的遗失以及时间之矢无法逆行，我们才习惯在斑驳的痕迹里去猜度、发现与解释传播之演化。传播的内容和意义的追问与信息传播规律的探求是不同维度、牵涉不同学术支脉、具有同等价值的研究。演化，是更加契合信息传播规律的一种探索。

在语言传播时代，“人类开始进行相互模仿的那一刻构成了人类进化（演化）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第二种复制因子开始登上人类进化的历史舞台，那就是谜米；谜米的出现改变了基因被选择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变化的方向，则决定于谜米选择的结果；所以，导致人脑容量大幅度增加的选择压力，是由谜米造成的，而且，推动人类大脑容量增加过程的，也正是谜米。当模仿开始进化之后（大约开始于250万年至300万年之前），除基因之外的另一种新的复制因子便诞生了。当人们开始进行相互复制的时候，能够获得成功的，乃是那些质量最高的谜米。口语形式的、具有语法结构特征的语言，产生于那些可复制的、在所有这三个方面的表现值很高的声音（语词）。早期说这种语言的人类，不仅复制他们社会中最能言善辩者，而且还倾向于与这些能言善辩者建立起密切的婚配关系，从而对基因产生一种自然选择压力，并迫使基因进化出越来越善于传播新的谜米的大脑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谜米和基因共同进化，从而唯一地产生出人类这种拥有容量巨大的大脑和语言的物种来”^[37]。以传播主体之生命的长短为界，信息的传播相互模仿、口耳相传，一个又一个生命的个体不断传播，演化中的传播，传播中的语言，语言传播中的基因演化，在生物种群中生命因生物基因传播机制与语言之谜米传播机制迅速脱颖而出。语言传播使生物种群中的“个别”完成了向人类的“跃进”，无论多么久远，我们仍当为之庆幸与骄傲。

在书写传播时代，“我们可以设想，在文字的形成过程中，有很多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标记，其中某些人的使用方式得到了更多其他人的复制。这种选择性复制过程，正是谜米进化的过程，其结果便是越来越完善的文字系统。”^[38]伴随文字系统的逐渐完善，书写传播润物无声地进入了语言传播的生命世界，传播“渐进”的轨迹就是那些残缺的史诗、传说、神话，这些轨迹已然是包含了那个时代以及之前早已过往的时代里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信息、文本、思想，书写的载体决定了信息保存与传播的时限。书写传播是语言传播的“跃进”，在那个时代，书写与语言传播极大地丰富了传播过程中人际传播的细节。

在印刷传播时代，革新的只是书写的效率与传播的效果、时限，文字在印刷的传播“渐进”中丰盈起来，信息之载体亦伴随这种丰盛而多样，文字书写的传播、印刷的传播，使得语言愈加迅速地演化。文字、语言的演化催生了“观念”在传播主体大脑的演化，不断选择、变异、复制（遗传），观念、知识、宗教以神圣的名义普及四海。印刷传播是对语言传播与书写传播的“跃进”。然而，印刷品以规范的样式与庞大的信息容量，取代了文字在书写与观看过程中那些丰厚而流畅的细节，由此可以想到的是，印刷传播是如何挤压并侵蚀了书写传播在传播过程中那些值得回味的互动细节。

在电子传播时代，革新的是超越时空的界限，延伸的是人的器官，信息如清风般扑面而来，传播在社会网络中为数不多的“重要节点”得以塑造，其强大的力量也逐渐确立。电子传播在短暂的时间里使得信息大规模、高保真、高强度地选择、变异、复制，强势的电子传播与丰富的信息内容、载体，使得电子传播时代传播主体的“感觉器官与中枢神经系统”得以延伸^[39]。传播主体生命之基因的演化受生物遗传规律的制约，在适应环境的变化过程中只能以一个又一个生命个体的延续作为基因信息选择、变异、复制的载体，其演化之痕迹悄然而矜持，电子传播时代“谜米”之演化以光电般的速度和超强的力度将传播主体基因的演化远远摔在了身后。“悄然而矜持”与“迅猛的延伸”之间的无法协调使得“人被机器奴役、被工具异化”成为一种常态。电子传播是语言、书写、印刷传播的“跃进”，拟真的传播使得“地球已成为一个村落”^[40]。同样，书写传播与语言传播过程中许多细腻而深入的互动细节在电子传播时代被单向、线性的“大众传播”阻隔了。

在数字化的时代，大脑的日渐复杂、人性的渐次敞开、信息的日益丰富，技术的不断革新，由来已久的传播渴望，互动、促进、创生，才使得今日之网络传播可以应运而生，行进在波澜壮阔的“跃进”途中。重要的是，网络传播在传承既有演进成果的基础上，向着交流、互动的“原始形态（语言传播与书写传播）”前行，向着摧毁电子传播具有强大力量的“重要节点”的方向前行，向着解放传播主体之大脑的方向前行。“只要人类继续维护着计算机网络体系的存在，它就必将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超越任何一个人或一个事物的控制范围——恰如一个巨大的自然生态体系一样。”^[41]网络传播实现了对既往所有传播形态的“跃进”，今天，网络传播的演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而传播主体基因之演化仍然以“悄然而矜持”的状态进行着。“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悄然而矜持”同样存在巨大的鸿沟。然而，网络传播的演化是对以往传播的“变异性选择”，一方面，实现了传播形态的演化“跃进”；另一方面，在传播形态演化“跃进”的过程中，恢复并复制了语言传播与书写传播在传播过程中那些丰厚、流畅、细腻的互动细节，构建起传播主体之间、虚拟与现实之间、人—机之间深入互动的信息纽带。网络传播在“跃进”前行的途中，不断演化，以亿万年生物演进的自然“智慧”、以源自传播主体内心深处的交流渴望、以不断进步的技术力量，选择、变异、复制出全新的、回归既往、新旧融合的传播模式，满足传播主体从未消失过的完美的强烈的传播期许。网络传播将人类传播几百万年的历史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加以融合与扬弃，新与旧、简单与复杂、浅表与深入的传播演化痕迹，在我们仔细的审视与慎思中闪现、流露与涌动。

一直以来，每一个传播形态总是前一个传播形态的“跃进”，总是以既往的传播形态为历史选择、以传播内容为信息变异，并以传播意义为价值复制。在历时的坐标上，传播形态的演化具有无目的性、偶然性、非线性，每一种传播形态都是传播主体之个体与群体在其自身生物性的演化基础上形成的“谜米”演化以及文化演化。传播，不过是融入人类漫长的生命基因演化、悠久的文化“谜米”演化以及生命之基因与文化之“谜米”共同演化的“时光”里信息选择、变异、复制（遗传）的“过程”，这些传播形态与生物之演化互动、策应、共融，伴随并创生出工具、技术、社会、文化等等。语言、书写传播带着显著的自然演化痕迹从远古走来；印刷、电子传播演化的真相却在强大的人工制造的传播机器面前深藏不露；网络传播则重新在传播形态上与传播过程中彰显出鲜明的演化征兆。演化，在生命与信息的“遗传”中使传播之演进趋于稳态，实现长久的“渐进”，而环境的变迁与“选择”的压力通过“变异”促成传播演进的“跃进”，改变时间的尺度。我们可以在“渐进”中领略“跃进”，在“跃进”里感受“渐进”。许多的“渐进”与“跃进”都已成为传播历史的片段，只是这些片段里“渐进”的和风细雨，“跃进”的轰轰烈烈时常会在我们眼前掠过、心中响起。“渐进”之不再恒久、“跃进”之日益频繁已成为传播演化明朗的趋势。永不停歇的传播演化使生命繁花似锦，使传播之面貌气象万千，使信息之累积浩如烟海。网络传播不会亦不可能成为传播的终极形态，每一个网络传播的事件，每一段网络传播的信息，在每一个传播的瞬间，遵循的依然是演化的机制，演绎的依然是精微之绚烂、涌现之必然、互动之强健。

【注释】

[1]［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9、20、37页。

[3]［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9页。关于“规则”的详细界定与讨论参见本书第三章。

[4]实际上“信息论”奠基于：美国贝尔实验室通信工程师克劳德·香农在1948年发表的重要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Vol.27，pp.37—423，623—656，July，October，1948.）与1949年发表的论文《噪声中的通信》（Communication in Presence of Noise.Proc.IRE，37，10—21）。
1949年克劳德·香农与沃伦·韦弗合作发表《传播的数学理论》，这部专著与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在标题、内容上非常相似，但论文主要应用于通信工程领域，而专著则主要应用于传播领域。《传播的数学理论》这部专著以“信息论”之名成为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

[5]邬焜：《物质思维·能量思维·信息思维——人类科学思维方式的三次大飞跃》，载《学术界》2002年第2期，第60—91页。

[6]［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7]“比特流”（Bit Torrent）是一种P2P（Peer-to-peer）对等点对点网络技术，是一个P2P多点下载的开放源代码软件。它让用户可以直接连接到其他用户的计算机上，进行文件共享与交换。主要特点是：下载的人越多，速度越快。“流媒体”是与之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流媒体”一般指把连续的影像和声音信息经过压缩处理后放上网站服务器，让用户一边下载一边观看、收听，而不需要等整个压缩文件下载到自己机器后才可以观看、收听的视频/音频传输、压缩技术。“流媒体”亦是在网络传播领域拥有“扩张之意”的概念。

[8]在分子生物学里，双链DNA中，与转录所得的RNA分子的核苷酸序列相同的那条链称为信息链或有意义链（sense strand）。

[9]［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10]即使是人民网、新华网也一改其大众传播权威媒体的强势，在主页上集成了彩铃、彩信、游戏、电子商务频道等娱乐、增值业务，增加的不仅仅是收入，更重要的是在吸引受众以及参与网络功能综合的演化。(www.chuimin.cn)

[11]许国志等：《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转引自黄小寒《世界视野中的系统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2]［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3]［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陈玲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14]黄小寒：《世界视野中的系统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页。

[15]金吾伦、郭元林：《国外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进展》，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2—5页。

[16]［美］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17]参见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8]闵家胤：《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4页。

[19]Minsky首次在《思维的社会》中提出了智能体（Agent ）的概念，认为社会中的某些个体经过协商可求得问题的解，这些个体称为Agent。
Agent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在各学科中有不同的解释和翻译方法。在系统科学中，Agent是一种自身具有主动行为的、“活”的个体，它是相对于以前习惯使用的元素、部件、子系统等概念而言的。在有大量其他Agent存在的情况下，Agent能够连续地、自主地处理所处环境中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并且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规则。这就是它与元素、部件、子系统等概念的根本区别所在。参见陈禹《复杂性研究的新动向——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及其启迪》，载《系统辩证学学报》第11卷第1期。
Agent是一个满足特定设计需求的计算机（硬件或软件）系统，它位于特定的环境中，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自治性。参见Wooldridge，M.，Jennings，N.T.，Intelligent agent: theory and practice.The Knowledge Engineering Review，1995，10（2）：115—152.转引自周洪涛：博士学位论文《资本市场的非线性复杂性与投资组合优》。
如果一个实体的状态包含了诸如信念（belief）、能力（capability）、决定（decision）和承诺（commitment）等精神状态（mentality）时，该实体就是Agent。参见Shoham，Y.Agent-Oriented Programming.AI，1993，60：51—92.转引自周洪涛：博士学位论文《资本市场的非线性复杂性与投资组合优》。

[20]［美］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5页。

[21]张家才、周登勇：《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看Internet中的大范围模式》，载《系统仿真学报》第14卷第11期。

[22]开放系统互联参考模型（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OSI / RM），它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1984年提出的一个网络系统互联模型。此模型作为网络通信的概念性标准框架，使通信在不同的制造商的设备和应用软件所形成的网络上的进行成为可能。

[23]关于网络第一至第十主要特征的探索性结论参考下述文献并编辑。
《复杂网络的结构和功能》M.E.J.Newman Depart ment of Physics，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MI 48109，USA and Santa Fe Institute，1399 Hyde Park Road，Santa Fe，NM 87501 ，USA.上海交通大学复杂系统与智能管理研究中心：杨波、万阳松、韩丽川翻译，陈忠校对，陈晓荣编辑，http://202.120.223.51:8080/SASS/jczt/4/0305.pdf
张家才、周登勇：《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看Internet中的大范围模式》，载《系统仿真学报》第14卷第11期。

[24]鲁棒性原是统计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控制理论的研究中流行起来，用以表征控制系统对特性或参数摄动（扰动）的不敏感性。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5520.htm？fr=ala0_1

[25]系统科学之“行为”是生物之行为概念的广义化，包含生物（生命）系统、非生物（生命）系统、生物（生命）与非生物（生命）混合系统的功能与运动。

[26]参见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37页。

[27]自创生：Autopoiesis，由希腊语“auto”“自我”和“poiesiss”“制造”构成。

[28]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29]［美］约翰·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周晓牧、韩晖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0页。

[30]拉马克（Jean Baptiste Lemarck，1744—1829），法国博物学家。生物学伟大的奠基人之一，生物学一词是他发明的，最先提出生物进化的学说，提出了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演变而来的。他是进化论的倡导者和先驱。主要著作有《法国全境植物志》、《无脊椎动物的系统》、《动物学哲学》等。他在《动物的哲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学说（被后人称为“拉马克学说”），提出了两个法则：一个是用进废退；一个是获得性遗传。并认为这两者既是变异产生的原因，又是适应形成的过程。他提出物种是可以变化的，种的稳定性只有相对意义。生物进化的原因是环境条件对生物机体的直接影响。认为生物在新环境的直接影响下，习性改变、某些经常使用的器官发达增大，不经常使用的器官逐渐退化。认为物种经过这样不断地加强和完善适应性状，便能逐渐变成新种，而且这些获得的后天性状可以传给后代，使生物逐渐演变。并认为适应是生物进化的主要过程。他第一次从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方面探讨了生物进化的动力，为达尔文进化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8935.htm

[31]［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32]meme：谜米，也译作“觅母”。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另外一种复制因子，虽然这种复制因子的存在及其运作机理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和深入的研究——这种复制因子，就是模仿的基本单位。我们需要为这种新的复制因子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应当能够表达出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或模仿行为的基本单位这个意思。从古希腊语字根的含义出发，我们倒是可以合成出“mimeme（模拟笑剧的对白成分或动作成分）”这个词作为这种复制因子的名字，但是我又想用一个听起来有点像“gene（基因）”的单音节词。出于这一考虑，我将mimeme一词缩写成meme（谜米），并恳请专门研究希腊古典文化的学者朋友们就此达成谅解。
新版《牛津英语词典》对“谜米”一词的解释是：“mimeme一词意为通过模仿之所得，词形仿gene一词的构词方式而得。意为某一文化的基本单位，这种单位是通过除遗传以外的其他方法，特别是通过模仿而得到传递的。”
转引自［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The Meme Machine——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4页。

[33]［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5页。此处的“进化”即“演化”。

[34]关于生命起源的探讨众说纷纭，归结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化学进化说，二是宇宙胚种说。
化学进化说认为，生命起源于原始地球上的无机物，这些无机物在原始地球的自然条件作用下，从无机到有机，由简单到复杂，通过一系列化学进化过程，成为原始生命体。化学进化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前苏联生物化学家奥巴林（А.И.Опарин，1894—1980）。1922年，奥巴林在一次俄罗斯植物学会上提出了关于生命起源的假说。1924年写成一本名叫《生命起源》的小册子，在苏联出版。他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由非生命物质经过长期的化学进化逐步演化而来的。1936年，他出版了另一部著作《地球上生命的起源》，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生命起源假说。这部著作经过1957年后扩充和修订出版，已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生命起源的专著。他在这部著作和其他论文中，系统地说明了关于地球上生命起源的观点。奥巴林的生命起源假说以“团聚体”和“异养生物先于自养生物”为其特点，故又称为“团聚体假说”或“异养体假说”。他的假说已陆续为科学实验所证明，现在已被广大科学家所接受。
宇宙胚种说认为，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是来自地球以外的宇宙空间，宇宙中的某种力量将生命的种子撒向地球，后来才在地球上生长并发展起来。宇宙胚种说的主要依据：目前人们已在星际空间发现了130多种有机分子，而最近又有中国和美国的学者宣布，他们在太空中发现了一种叫做氨基乙酸的最简单的氨基酸。因为氨基酸即是形成生命的基本成分，可控制蛋白质的形成。这个发现大大激发了那些认为存在外星生命的人们的探索热情。参见百度百科：生命起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49636.htm

[35]闵家胤：《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5页。

[36]参见陈道江《经济学的新发展：演化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载《学海》2004年第1期。

[37]［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87页。

[38]同上书，第374页。

[39]参见［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页。

[40]同上。

[41]［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