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互动：传播视角

互联网在短短几十年间的迅猛发展，不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世界，也深深地触动了传播领域的研究者们，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互联网的态度由开始的不屑与拒斥，到随后的担心与恐慌，直到今天的积极接触与探索，发生了几乎是前倨后恭的变化。面对互联网引发的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社会现象，研究者自认为有责任帮助公众解开心头的疑惑，至少，不应该错过这个“时代”的研究热点。几乎在一夜之间，市场上冒出了大量谈论互联网的书籍，而相关的论文数量同样蔚为大观。目前，关于网络的研究可谓纷繁芜杂、百花齐放，这很像是传播学兴起之初的景象。许多研究者都从各自的领域出发来关注网络，并试图与本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审视网络。于是，网络社会学、网络经济学、网络政治学、网络营销学、网络伦理学、网络文学、网络广告学、网络出版学、网络法规与管理等蜂拥而出。

然而，网络从本质上讲一直未曾改变的就是通过信息的传输实现人们自由而深入的交流。长期以来，传播学缺乏独有的研究领域与学科体系，以至于许多研究者堪忧其学科存在的价值。今天，网络以及伴随其间的传播现象无疑应该成为传播学最主流的研究范畴。伴随其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些在大众传播时代产生和形成的经典传播学理论，是否可以顺畅地解释今天的网络传播现象？传播语境下的网络，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样态？网络背景下的传播，又将会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境？

网络传播的现实正在猛烈地冲击着大众传播时代逐渐形成的传播规则与形态，它以震撼的方式不断瓦解着我们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关于传播的种种理念和理论。一部传播学的发展史，主要就是大众传播学的历史。通常所言的传播学理论，主要就是指以经验主义为主流的传统大众传播学理论。在网络传播这种全新的传播形态面前，经典传播理论正在丧失解释的力量与洞察的犀利，常有“鸡刀杀牛”的无力和“盲人摸象”的片面，面临着难以自洽和深入骨髓的窘困之境。

经典传播学的研究框架是建立在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5W”模式基础之上的。是他，第一次将以往阐释不清的传播活动表述为由5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边界：传者研究、受众研究、媒介研究、内容分析和效果研究。这一点影响极其深远，此后，传播模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层出不穷的新假说从未动摇过拉斯韦尔的“5W”模式的权威性^[23]。直到今天，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体系也基本是按照5W所分割的领域进行延续与流变。

5W模式在确立并简化了传播研究领域的同时，也逐渐桎梏了后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和手脚，过度地关注某个领域的问题（演变到后来就是过分地关注效果问题），传播过程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看不到各个环节和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果说，这种割裂的、分解的线性模式对于单向的、撒播式的大众传播还比较适合的话，那么当双向互动的、复合式的网络传播出现后，传播关系更加复杂，形态更加多样，传者和受众身份不再固定，信息随时变化、渠道多元且多变，效果变得更加难以测量之时，这个模式就显示出了它的弊端。

此后，研究者们也陆续提出了许多模式，如“申农—韦弗模式”强调“噪音”对传播的影响，赖利夫妇的系统模式强调“社会系统”的环境作用，以及德弗勒的媒介系统依赖模式、马茨莱克的大众传播系统模式^[24]，我国研究者提出的整体互动模式^[25]。这些模式相对于早期的5W模式无疑演进了许多，他们更多地考虑了环境的因素和整体性，但其缺陷亦是显著的。首先，他们仍然以大众传播环境为主导，“传—受”两端的基本格局、思维定式仍然没有改变；其次，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模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渐渐地背离了模式的本质（简化性、可读性特征）；重要的是，这些模式未能摆脱5W的束缚，也未能顺应传播现实鲜活、激腾的演变。在传播模式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些研究者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对网络传播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比如施拉姆提出来的“循环模式”、罗杰斯和金凯德提出的“辐合模式”^[26]。施拉姆的模式由于提出的时代背景的局限，虽然强调了互动和循环，但主要是针对传播关系相对简单的人际传播而言的；罗杰斯的模式是在新传播技术日益发展，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继承施拉姆模式的基础上作了更适合网络环境的一种改进，认识到了网络传播是一种互动、循环、无终止的传播，强调传播的开放性和动态演化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遗憾的是，它只注意到了网络环境下的人际传播，忽略了更为复杂的传播形态——网络环境下的群体、复合传播。网络的极速发展，已经迫切需要一种面向数字化、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交互的传播模式和研究框架，需要一种能伴随网络的演进而演进的研究思维。

经典传播学人为地将传播划分为5个要素：传播者、接受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效果，把传播类型划分为3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27]。传播的所有研究也大致按这样的条块分割而成。

当然，经典传播学的这种划分自有其合理性，在网络出现以前，不同传播类型之间的区隔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各有所指、各有所长、泾渭分明，相应的研究也基本上各自为政。很长一段时间内，人际传播主要成为行为科学关心的话题，组织传播则基本上是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专属领地，而传播学主要对大众传播情有独钟。在传播学领域，提起传播，往往指的就是大众传播，我们所说的传播学理论，也基本上是大众传播理论。但网络传播出现以后，这种传统的分类彻底失效了，目前，传播学理论面临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无法将网络传播纳入经典传播学的分类中（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传统传播中的现象，一般是可以按照某种类型对它进行区隔，但网络传播则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界定或言明网络传播究竟是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还是人际传播，它几乎集成了这些传统的传播形态，而且每一种传播形态都没有固定的主次之分，都处于动态的转换和流变之中。在网络中，几乎可以找到以往所有传播形态的类型——在电脑前交流时产生的自我（内向）传播，在聊天和发送邮件时进行的人际传播，在BBS和社区里展开的群体传播，在校友录和朋友圈开展的组织传播，在门户网站阅读资讯遭遇的大众传播，甚至它的某一种应用就可以体现传播的5个层次，比如正在被人们所熟知的博客。因为，网络传播根本不是一种单一的传播形态，而是融合了各种传播形态的全新的传播形态，网络传播的这种丰富性、多层次性、开放性和兼容性，实现了人类既往传播形态的融合与升华，也使得具体的传播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多变而不可确定，用传统的、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对它进行诠释自然会苍白而乏力。在另一种意义上，网络传播的这种特点打破了以往不同传播类型研究之间的隔阂与芥蒂。

经典传播学的研究概念带有强烈的大众传播时代印记，深深地嵌入了以传者为中心和效果为主导的意图。这一点，在平等互动的网络时代，遭到了剧烈的不适应。

网络传播的出现，影响最大的就是“人”的凸显、“传者—受者”^[28]的身份模糊与关系混沌。尤其是Web 2.0出现以后，网民的身份越发混杂。网上的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是人们参与传播的过程。不同层次的网民以不同的姿态参与传播，比如，只浏览、下载和使用的“看帖不回帖”者，以点击率的形式参与了传播；不贡献实质内容，只顶帖、抢沙发的人；偶尔认真回帖、上传内容或者转贴内容的人；最后就是经常性写帖上传资讯的人。^[29]当然，试图去进行这种划分，其本身的“合法性”都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因为在某个圈子很不活跃的人，在另外一个圈子可能就是贡献最大的人。正因为这样，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将怀疑的目光直抵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受众。在网络时代，受众的指向有片面之嫌，甚至有歧视的成分，违背互联网的基本精神，不能反映网络传播的本质特点，认为有必要采用新的称谓以便和大众传播环境下的受众区别开来。如“个众”^[30]，“参众”^[31]，“馈众”^[32]等，这些词语是否恰当暂不讨论，这种更名的冲动本身就反映了“受众”^[33]一词的落伍与迷茫。

说到“受众，”就不能不提到与之形影不离的“反馈”。毫不夸张地说，“反馈”这个词仿佛就是为大众传播量身定做的，尽管，它最初的含义来源于系统科学中的控制论，甚至更久远的生物学。其本意就是生物或系统在外界条件刺激下作出的响应。这个词也和受众一样，具有明显不对等的色彩，因为它始终在暗示受众的被动地位，受众只能对传播者的传播作出反应，而不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和介入，相对于传播者主动积极的、有目的的传播，“反馈”显得十分脆弱。尽管随着传播观念的改变，受众地位的提升，反馈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重视的目的在于体现传播的效果，而不是关注反馈本身。在网络环境下，最致命的改变在于，参与传播的人，其主体意识与能动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更多的是互动而不再仅仅是“反馈”。

“受众”、“反馈”受到了怀疑，传播中的基础概念“媒体”也面临着类似的尴尬。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媒体，网络媒介不是互联网的全部，这已是一个毋庸置疑而被传播界忽视的事实。伴随着“注意力经济”等新观念、新口号的甚嚣尘上，伴随着许多门户网站在纳斯达克（NASDAQ）的上市，网络作为媒体的部分（功能）确实显现出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对全球电子商务收入与网络广告的收入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互联网作为媒体所产生的收入与互联网电子商务产生的收入相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其实，在世界500强的企业里，传媒企业的规模、收入等诸多指标与其他行业的企业相比并不能与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同日而语，但“影响力巨大”已足以使传媒界习惯性地将这种影响力夸大到所有领域，尤其在网络经济勃兴、网络与人类生活形影相随、深入人心的今天，“注意力”当然会成为传媒界、商界津津乐道的“热语”。事实上，互联网作为媒体常常与作为其他平台的互联网交织与转换，这也使得我们习以为常的媒体概念需要发生转变。以往的传播研究习惯使许多研究者对新出现的涵盖信息交流的载体马上冠以媒体的“帽子”，“第四媒体”（用来指称网络）和“第五媒体”（用来指称手机）的出现印证了这一点——一段时间内把短信和手机都称作媒体，充分体现了这种传统传播冠名思维的约束和“媒介即信息”的强大影响。时至今日，不论是大陆还是港台，依然存在着新媒体研究、数码传播研究、网络研究的种种混杂，一方面有人竭力指出网络不是一种媒体，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将网络作为一种媒体进行研究，这正好说明了大众传播的深厚传统。问题在于，把网络视作一种媒体，使得我们不自觉地总会从媒介特性的角度来看待网络，从而忽略了它更为重要、锐利、新鲜的特征。

在研究方法上，面对网络传播，经典传播学被诟病最多的就是，它是以因果关系的线性思维为基础，以静态分析、片段分析、数据测量、过程控制等为特点，忽略了网络是一个复杂系统，忽略了网络环境下人的复杂性和能动性。网络传播是动态的、演化的、整体的，既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也是变幻莫测的，难以控制的，静态的结构分析和数据统计已经难以奏效。对于这一点，一些学者作了很好的归纳，认为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显得陈旧而不合时宜，需要改变^[34]：第一，以往的线性传播研究方法面对非线性特征的网络传播，无所适从。也许，交互性研究为主的新研究方法或许能起作用。第二，“控制方法”^[35]力不从心，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和身份变幻莫测的网民，数据的测量，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可控性都变得空前艰难。第三，受众研究方法失去优势。网络传播的“传—受”合一，使“受众”一词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第四，媒体从分离走向融合，网络已经成为媒体的复合体，多媒体研究方法亟待探索。

面对这些变化，传播学无论从理论还是方法研究上都应该采用一种“大传播”的视野来鸟瞰与审视，而这些，传统的传播理论尚无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经典传播学受5W模式的影响，甚至把传播过程也简化为几个简单的环节，而且还进一步把它们分离开来，割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尽管很早戴维·伯洛就提出了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不停运动的动态系统^[36]，但这点在经典传播学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系统论模式虽然认识到了传播的系统特点，但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可以控制的简单系统，而不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传统的传播研究习惯上把传播媒体看作一个可以控制的简单系统。而今天的网路，已经是一个不确定的、不可完全控制的复杂系统了。

对传播活动主体“人”的研究，也同样假定为理性的（群体心理学对传播学的影响不大），忽略了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我们看看经验主义的研究假设就可以明白：整个世界是有秩序的；存在个人规律与社会规律；研究中的行为规律是可以观察和测量的；证据不取决于个人信仰；任何行为都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行为可以汇总统计；汇总统计有助于社会预测；横剖样本可以推断总体；预测导致行为规律或法则的形成。^[37]

但在数字时代，这一切都在改变，网络传播实现了主体的解放，使得人的非理性回归，许多非理性传播的动机与行为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合理，以理性人为前提的、完全理性的假设，自然会面临诘难。

从环节角度看，传统的经典传播理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效果和内容上，把如何实现内容的有效传达置于首要目的，缺乏对人本身的关怀。而对同样重要的“媒介”、“人”的研究却被长期弱化了。传播学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受众的研究和传播者的研究，但应注意，关注受众只是为了效果，并非对受众本身的关注，而传播者往往是一个组织而非个人，这亦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对传播媒体的忽视是很明显的。虽然麦克卢汉的横空出世使传统经验研究者重新唤起对媒介研究的重视，但基本上都没有走出麦克卢汉的影响，在实际的分析中，仍不过是对麦克卢汉理论的引用和转述，除了梅罗维茨，很少有人沿着这个线路进一步挖掘，也有人把麦克卢汉的理论引入了网络传播研究，但也只是简单地认为网络是人脑的延伸，网络改变了人类的传播模式，至于为什么会改变，如何改变，鲜有探究。

网络传播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使得传统传播学的观念产生了动摇：首先是研究目标的改变。以往的传播学总是通过研究传媒对人的影响，进而找到提高传播效率的方法，“人”始终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网络传播对传播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它要求直接以“人”为研究目的，研究人的主体性，研究网络与人的关系，以便为人们在信息王国中最终实现全部生存自由做理论准备。^[38]其次是研究基点的改变，经典传播学的研究重心是传播的效果，这是与其创始时承担的学科使命相一致的。而网络时代的现实，则迫使人们对麦克卢汉的理论重新思考，把重心转向媒介研究，“如果不能对网络这种全新的媒介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那么对新媒介时代的传播研究就无从谈起”^[39]，尤其是关注媒介使用者与媒介的关系。

从传播类型角度来看，经典传播学长期以来对大众传播过分偏倚，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甚至自我（内向）传播的研究，导致了传播学体系的不均衡，不利于学科的长远发展。而网络传播第一次实现了以上5种传播形态的整合，尤其是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在网络上变得前所未有的发达，这必然要求我们在理论上作出相应的关注。

即便是大众传播领域，由于传播学史上学科归属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了新闻方面，中国尤甚。从传播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传播学与新闻学的结合纯属偶然^[40]，这导致了传播学的发展逐渐走向大众传播和新闻学——实际上以美国为主的经验学派大多出身社会学、政治学，而非今天我们熟知的新闻学，当然他们的很多研究或多或少和传媒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传播学从一开始就从属于新闻学科之下（或许是受长期以来新闻无学问题的困扰，为了加强自身学科地位，而引进了学究和理论味更浓的传播学），这使得我们的研究大量集中在了大众传播领域尤其是新闻业的具体环节、新闻的产生机制等方面，而对于其他类型的传播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在大众传播内部，对沟通以及整个传播过程也重视不够。

今天，大众传播和新闻传播在网络中的地位中已经不再举足轻重了，它只是网络众多平台的应用或功能之一，或者只是网络传播的一种形式而已。相反，网络中更活跃的却是最少受制度束缚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这迫使我们的目光移向久违的它们。

也许，这些都是经验学派的问题，批判学派并非如此。应该明确的是，批判学派的着力点在其批判方面，他往往使我们对于网络现象的苛责多于探索，一些进行文化研究的研究者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对网络或大加挞伐，或者为它披上民主和自由的外衣，拼命鼓噪。因而，批判学派对于网络传播研究，除了在整体化、跨学科的思维方面，别无有意义的建树，甚至这种关注表层、语义过多的研究，有隔靴搔痒之嫌，对刚刚起步的网络传播研究，并没有多少建设性的意义。

传统传播理论基本上是将以往大众传媒时代常规的社会生活世界作为探讨的基础，故此，对于信息时代或网络时代所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需要探索，需要理论创新，需要提出更适合网络传播时代的更有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理论，但创新并不是简单的“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草率地断言某种研究范式不再适用于对新的社会现象的洞察和研究，不仅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41]。经典传播学的许多架构和理论对于我们仍有重要的启迪，传播学的基本立足点也不会改变；而且，标新立异不是目的，面对现实和解决问题才是根本之所在。

由于网络传播对现实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传统经典传播理论却对它引发的诸多问题解释乏力，这引起了传播学界广泛而热烈的关注。近年来，网络传播已经成为国际国内传播学界炙热的研究领域。

遗憾的是，传播学科对于网络的关注，虽然及时，却不够深入，一方面，依然受制于学科建制，仍然在媒介体系和专业结构以内，从编辑出版、新闻、广告等角度来观察网络，探求网络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研究视界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另一方面，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冲击，很多研究者深感传统理论的局限，急于构建网络传播的学科体系，但在具体建构的同时，由于缺乏对网络本身的深入了解和本质把握，仍无法摆脱对传统体系的依附。

2000年以来，网络传播的研究，总体上呈现繁荣和活跃，研究者们对各种热点现象跟踪及时，实证研究的方法相比以往有所增长。然而，我国网络传播业发展迅猛，热点现象迭出不穷，网络传播的成就与问题相互交错呈现，也使得网络传播的研究者们疲于进行应对性解释，理论创新不够，知识积淀有限。对网络传播现象的跟踪、阐释较多，以实证的方法对网络传播深层次的研究较少。但是其研究分量和研究成果仍显轻微，具有纵深理论意义的成果不多^[42]。整体来说，国内关于网络传播研究的现状是，从数量上看，研究成果是可喜的，但是，从质量上看，还不尽如人意。从速度上看，对话题的关注既不落后于国外，也能紧跟潮流，但在深度上却乏善可陈，尚没有具备一定影响的理论诞生。

中国台湾和国外的一些网络传播学研究，更注重电脑中介的意义，他们也从传播的5个环节或者要素入手，但没有简单停留在这个方面，而是更强调传播情景的变化带来的传播形式和效果的变化^[43]。另一方面，国外的网络传播研究已开始延伸到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视角，开始关注网络的多重属性和在社会中扮演的多重角色，以及由此而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44]但整体来看，形势也不容乐观，自1970年“去线索取经”以降，网络传播研究中最热门的CMC（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并没有发展出太多的新的理论，相关研究多以旧有理论延伸，却无法提出更新的观点^[45]。

以上的梳理，简单粗略，但管中窥豹，我们大略可以发现，目前对于网络传播的研究，仍处在被动应对向积极探究转化的阶段。在这个转化的阶段，研究过程中经典理论带来的种种困惑，引起了很多学人的反思。

网络传播在中国出现后，传播学面临三大难题：首先，网络传播使得意识形态冲突的形式、地位和应该采取的方法都发生了变化，亟须作出反应、总结和思考。其次，作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人际传播学的研究迫在眉睫。再次，来自跳跃式发展的观点以及关于这一观点的可行性论证。^[46]

我们发现电脑中介的传播形态，正在裂解许多现代性时间所建立的典范，却不知道除了水平式传播、由下而上的可能行动模式外，未来的传播行动会往哪个方向走，有什么理论可以说明它？或根本不需要“理论”？后现代主义之所以盛行，正是因为它的论述，反映了这种不确定的时代心情。^[47]

很多研究者也认为，中国尤其是大陆的传播学研究，最缺少的是最基本层面的个案研究。笔者对此并不否认，但是，除开个案研究，我们更需要的是关于网络传播基础理论的探索和建设，它包含了宏观层面的整体架构和中观层面的板块布局。目前关于传播学的著作虽然很多，但在宏观层面，只是对传播理论的简单套用，并无多少创见，很多分析也不适合日益变化的网络现实；在中观层面，相关著作则在纷纷抢占阵地，争做某一领域的第一，内容也不过是把网络和某个领域的简单嫁接罢了（如网络新闻编辑就是如此），另外一些则只是简单的观感和实践总结而已，经验（而非经验性研究）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实质上，我们需要的是既源于实际又高于实际并能够提供一定的指导性，在某个范围的讨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不仅能够指导中国的现实也能够为世界的网络实践提供借鉴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互联网现状，就发展来看，可谓迅猛与磅礴。目前的中国网络火暴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受到欢迎的程度都是空前的，很多在国外相对单纯的应用在国内被不断的开发和赋予了多种的功能（例如博客和聊天），中国的这种现实，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就世界范围内来说并不落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些超前，这时，我们的研究者们如果还在消极应对或者漠不关心，抑或只满足于对国外研究的引入和引用，那将是一种严重的“失语”。

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了网络传播的发展突破了传统传播理论的框架，意识到了中国互联网研究面临的历史机遇，开始不断拓宽视野，从新的角度研究和审视互联网。

泛媒介理论。“泛媒介（Pan-Media），指的是属于新媒介时代的媒介。它不是任何一种媒介，它是媒介的媒介，就像一口真正的‘平底锅’，装得下所有的媒介。在理论上，我们把它定义为媒介的平台。要言之，互联网，手机，或是别的什么新媒介，它可以是所有媒介；而一种网络媒介，从形态上说，也可以包容一切媒体。”^[48]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新媒介即人”、“结构即内容”、“虚拟即存在”等麦克卢汉式的观点，表述奇诡抽象，不乏大胆的想象和超前的洞见。相比于这些仍有待证明的观点，“泛传播”模式或许对目前的网络传播研究更有建设性。所谓泛传播（pan-communication）观念是指，新的传播时代在模式建构上，从多个层面对新传播问题提出了“泛化”的要求，可以用“分散化、全景化、扩展化与一体化”描述新传播观念中最为重要的属性^[49]。

新媒介（主要是数字媒介）理论构建。新媒介研究需要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从媒介到人和媒介到社会两个向度，结合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和批判范式两大范式，按照理论源流、研究对象、方法取向等标准，建立了新媒介研究理论体系的七大聚合板块：狭义媒介研究；新媒介和人的关系；新媒介和社会的关系；新媒介对个人/群体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新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效果；诠释与批判范式下关于个人/群体与新媒介的互动的研究进路；诠释与批判范式下关于社会/文化与新媒介的互动的研究进路^[50]。这个理论体系对目前国内纷繁芜杂的新媒介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梳理、整合和结构化，对于我们了解现状、熟悉脉络、找准定位、寻求突破大有帮助。遗憾的是，其研究的重心在新媒介上，和网络传播有交集但论域不同。

技术决定论和人本主义的合流。这将是网络时代传播学理论革新的重要方向^[51]。技术决定论对于首先是一种技术形态的网络而言，意义重大，但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都存在某种研究上的缺陷，就是对技术的夸大和对人的忽视。而人本主义范式，注重从人的角度阐释传播现象，重视传播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和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学学科范式的雏形，正好可以弥补技术决定论研究中的缺陷。人本主义传播学范式——“综合传播学”^[52]，这种范式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包容性，一方面，它兼顾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研究，将传播静力学和传播动力学研究统一在一起；另一方面，由于建立在以往的多范式和多流派基础之上，它可以吸纳其他范式的长处。这个范式的勾勒与设想的确让人憧憬不已，但在当下实证缺乏、定性盛行（往往是浅层的定性描述）的传播学界，它能否健康发展让人隐忧。

电脑中介传播（CMC）理论^[53]。它以传播模式中的几个因素（原词为变项）为本，针对传播者、频道（指媒介或者渠道）、回馈、受播者（受传者）、效果等元素，将电脑中介传播研究粗分为三大类，一是结合频道与效果，探讨电脑中介的媒介特质；二是结合传播者与受播者的相互回馈，探究电脑中介下的互动；最后谈概念逐渐聚合的传播者与受播者，也就是电脑中介下的人。在媒介特质方面，它从“线索缺乏”与“线索补偿”两个概念出发，去线索之相关理论（包括社会临场、资讯丰富与社会脉络）取经，另外提出电子副语，诠释线索补偿的效果。在互动层面，将“符号互动论”、“结构行动论”、“关系建构论”等相关理论纳入这三个领域，包括社会认证与去个体化模式，调适性结构行动理论、社会资讯处理取径与超人际互动模式。最后，它尝试探讨电脑中介下的自我，并就传播者的“虚拟化身”与“观展表演”现象进行探讨，以个人媒体行动作总结。很显然，这种规整和梳理，缜密扎实，脉络清晰，对于我们发现问题、寻求理论突破不无裨益。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在三个方面有待突破，即：研究视野、研究焦点与研究方法^[54]。整体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是我国网络传播研究的最大问题。国内的网络研究，主要还是在传播学的基本框架下来进行的，研究视野主要是新闻传播这样一个维度，显得单一而狭窄。在研究焦点上，许多课题指向不够明确，范围大而宽，话题雷同、低层次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严重，层次与角度也显得不够丰富。研究方法上，一是国内传播学者缺乏良好训练，整体上薄弱；二是针对网络的研究方法还十分有限，我们受视野单一和话题宽泛的限制，缺乏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学习。研究焦点的清晰、研究对象的丰富与研究视野的多样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国内的网络传播研究能摆脱过于单一的传播学的框架，引进更多的学科理论，则将有助于研究对象的丰富，也有助于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线索下，找到有价值的清晰的研究焦点。^[55]

网络本身既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态，更是一种社会形态，它具有跨学科、跨平台的特点就成为了必然。因此，网络传播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应该联合多学科力量，一方面借鉴和引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传统的田野调查、人种志等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需要针对网络的特性，不断开发新的手段与方法。只有这样，中国的网络传播研究才能实现突破。

传播学，自诞生之初就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就具有开放和与时俱进的特色^[56]。当其确立了自己的学科范围之后，逐渐丢失了初创时期那种海纳百川的学科胸怀。在中国，大量学科背景单一（主要以新闻和文学为主）的研究者进入传播研究领域，在对传播文本进行过分解读的同时，忽略了直陈现实的经验研究和作为传播技术的科学特质。目前，传播学之所以得不到其他学科足够的礼遇和尊重，恰恰是因为它一直没有自己的、能够独立的核心题域和研究方法，今日之网络的发展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机会。另一方面，网络作为一个新兴的事物，在世界各国发展大致同步，这使得中国和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相同的传播环境和问题，使得传播的中国本土化研究在与世界对话时凸显出价值，这，正是中国网络传播研究发轫的契机，亦是传播学大力发展的佳期。

【注释】

[1]［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9页。

[2]张立云、马皓、孙辩华：《计算机网络基础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

[3]关于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历程，笔者是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对许多介绍互联网的资料进行辨析、整理、编辑而成的。在此，向这些资料的提供者表示感谢。

[4]闵大洪：《中国互联网Web2.0阶段的传播与管理》，载《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1卷第1辑），杜骏飞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5]转引自：http://it.sohu.com/s2005/web2info.shtml

[6]陈力丹、付玉辉：《2006年：繁荣而活跃的网络传播研究——2006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概述》，载《当代传播》2007年第1期。

[7]引自KESO的个人网志“对牛乱弹琴”，http://blog.donews.com/keso/(www.chuimin.cn)

[8]中国教育网络：《下一代网络的发展与IPv6的关系》，http://sj.media.edu.cn/xiayidai/index2.php？IDx=301

[9]李平：《下一代互联网快1000倍，沙子都有IP地址》，载《环球时报》，http://net.chinabyte.com/103/2603103.shtml

[10]实际上，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及信息”（媒介作为传播水平的体现和标志，往往会引起传播方式和传播关系的变革）理论，“重新部落化”理论，以及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即是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延伸）以及让波德里亚的“消费关系”（对应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理论）理论，都有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的痕迹。

[11]田建平：《“繁华”与“寂静”：网络究竟是什么以及其他》，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12月。

[12]Thompson J：《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7—228页，转引自：《网络传播的社会张力》，http://www.zeview.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500

[13]汪丁丁：《自由人的自由联合》，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转引自《网络传播的社会张力》，http://www.zeview.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500

[1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页。

[15]参见［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美］蒂姆·伯纳斯·李：《编织万维网——万维网之父谈万维网的原初设计与最终命运》，张宇宏、萧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17]［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210页。

[18]参见王蕾《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综述》，载《新闻记者》2001年3月。

[19]参见文军《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时代的理论家》，转引自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ztlw2/whyj/2005-04-07-17462.htm

[20]参见［美］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21]［美］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54页。

[22]参见http://news.163.com/special/y/000124FI/you2006.html

[23]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24]吕尚彬、朱彬：《基础传播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25]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6]吕尚彬、朱彬：《基础传播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27]实际上，也有另一种划分方式，即把传播类型归为5种：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但这种划分在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相关的研究仍然集中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领域。

[28]注意，笔者使用的是受者而非受众一词。因为在网络环境下，网民是独立的能动的个体，而非混杂、盲目、盲从的大众。

[29]“豆瓣网”在改版期间曾有人对这个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只因为某写手把最后一种称为优秀用户而把第一种称作垃圾用户，这显然还是一种传统媒介的思维方式，正如豆瓣创办人阿北所说，没有大量用户的点击、支持、添加等，就没有豆瓣今天的发展。

[30]郑智斌：《链接与沉浸的个人传播时代》，引自http://today2100.blogbus.com/logs/10723962.html，相关解释也可参考豆瓣的小组讨论：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48483/。

[31]方兴东：《为什么中国的2.0网站无力爆发？根本在于“参众”数量不足》，引自http://fxd.bokee.com/6556794.html

[32]刘宏：《受众与馈众》，引自中华传媒网，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3852。

[33]当然，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大陆学者当初把“audience”翻译成“受众”或者本身就有明显的传者中心化的痕迹，更准确地译应该是“接收者”，收到信息并不代表认同和接受信息——从这一点来说，台湾翻译成“阅听人”仿佛可以规避这个问题。

[34]陈燕、王敬红：《网络传播：研究方法的困惑与思考》，载《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

[35]该学者在文中把“控制方法”理解为控制研究，如大众传媒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等，笔者认为有误，应该理解为“控制实验方法”。

[36]吕尚彬、朱彬：《基础传播学》，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37]参见迈克尔·辛格尔特里《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转引自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8]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39]同上。

[40]［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式》，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41]王水雄：《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42]陈力丹，付玉辉：《2006年我国网络传播研究概述》，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43]吴筱玫：《电脑中介传播：理论与回顾》，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12月。

[44]彭兰：《视野、焦点与方法：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的三个待突破》，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a2846010004xa.html。

[45]吴筱玫：《电脑中介传播：理论与回顾》，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12月。

[46]殷晓蓉，《网络传播与中国传播学面临的三大难题》，载《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张国良、黄芝晓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47]吴筱玫：《电脑中介传播：理论与回顾》，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12月。

[48]杜骏飞：《理解新媒介》，《南方传媒研究》2006年第4辑。

[49]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50]熊澄宇、何威：《论新媒介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12月。

[51]杜骏飞：《网络传播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52]同上书，第158页。

[53]吴筱玫：《电脑中介传播：理论与回顾》，数码传播与社会转型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12月。

[54]彭兰：《视野、焦点与方法：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的三个待突破》，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a2846010004xa.html

[55]彭兰：《视野、焦点与方法：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的三个待突破》，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a2846010004xa.html

[56]传播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作为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从其开始之初，就不断地从其他学科身上吸收营养以强壮自身。它广泛地运用了系统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观点和研究方法来考察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几个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和制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相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它天然的开放性和跨学科性使它总是与当下最前沿的理论密切联系，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