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现与互动：研究对象与论述体系

传播是人类体验的基本过程之一，是现实的一部分。关于传播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理论始于20世纪。伴随技术的进步，教育的兴起，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对公共信息的研究、对宣传与舆论的研究，大众的需求、广告的扩张与市场利益的驱动，传播逐步确立了在人类体验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传播也取得了理论上的合法地位并成为重要的论域。然而，传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对于传播的研究演化成不同的学术取向和传统，欧美与亚洲，美国与欧洲，强调个体主动性和对个人目标的争取与强调精神和情感的和谐，实证研究与批评研究等等。“每一种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观照传播的过程，提出的是各具特色的洞见。”^[24]这些各具特色的洞见，从不同的向径指向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信息的形成与发展；意义的生成和解读；信息的结构；传播者之间交互的动因；权利和资源是如何在社会中分配、文化如何产生、社会各个部门之间如何进行互动等。”^[25]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向着文化进行着渗透和交融，进而形成气象万千的文化景象，衍生出洋洋洒洒的传播学研究的典籍和文献。

对于传播学的研究而言，范式已成为普遍认同的对话方式。一般认为，西方传播研究有三种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以及批判研究^[26]，或者称为：技术主义范式、经验主义范式与批判主义范式。^[27]其实，这些范式不过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架构下的合纵连横，选择什么研究范式总是与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结构以及该学科的知识传统密切相关。社会科学既要将“人之行为”变成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对象——意味着人的客体化，同时又要为“人之社会”提供有效的策略与机制——意味着人的主体化，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社会科学之思的内在冲突。

传播学在成为显学之时起就缘定于社会科学，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与时变性，无论采用怎样的研究范式总是在面对一个局部，一个方面或者一种过去的状态。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传播的参与者是“人”，而对于网络传播而言传播参与者是无数的“人”，其复杂性不言而喻。哈耶克在20世纪曾针对社会科学中的复杂有机现象有过这样的论述：

所谓的复杂有机现象，是指结构的性质不仅仅取决于其中个别的特征以及它们出现的相对频率，并且取决于各个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解释这种结构的运行时，不能用统计数字取代各个相关因素的知识；如果我们打算用我们的理论对个别事件作出预测，就要对每个因素都有充分的了解。只要不具备这种有关个别因素的专门知识，我们就只能限于作出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模式预测，即对自发形成的结构中某些一般特征的预测，其中不包括对构成整个结构的各个因素的具体描述。

我们越是进入十分复杂的领域，我们的知识越是有可能仅仅成为原理，成为有意义的概述，而不是细节说明。尤其是我们必须应付极为复杂的人类事务时，得出对具体事件的具体预测的希望，似乎是十分渺茫的。人类的大脑显然不可能详细说明“一个由无数成员和各种各样潜在思维方式组成的社会所表达的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而用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的话说，这正是文化的本质。^[28]

Internet自1969年诞生以来不过几十年，而真正实现商业应用并且成为大家工作与生活不可替代的伙伴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其间一直在为发展与争取被大众认可而潮起潮落，伴随着“起落”更多的是在技术、资本与“人”之间进行博弈与“战争”。“网络”是一个蓬勃兴起的领域，“网络媒介”是一种新兴的媒体，“网络传播”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大量的网络传播研究或者理论探索有三个方面的主题：第一，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形态的变化，结合传播实务知识阐述网络传播的应用知识、技能或技巧；第二，以经典的传统传播理论为基础，研究网络传播过程中与传统传播理论相吻合、相背离、相冲突或者顺势而为的路径，勾勒网络传播的基本框架；第三，以广泛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为语境，利用已有的观念、范式对网络传播进行形而上的追问、思索与批判，进而产生新的观念与思想。大量充斥的应用和技术类的形而下的研究，与传承批判研究范式传统的形而上的研究，已成为网络传播研究的两条主要路径。然而，对于网络传播那些新的变化、新的特质，我们却表现出极大的茫然与过分的矜持。

网络传播的宏阔、复杂与流变，使任何一个研究者、研究团队都深感对其进行总览与深究的举步维艰。为了将网络传播研究进行下去，试图将不同学科维度下所涉及的范围作一个粗略的勾画（如表1），在人文科学维度中，笔者将基因与谜米置于起点，主要是考虑，当下已经有大量的应用生物科学最新进展进而延伸至人文科学的研究（比如：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苏珊·布莱克摩尔的《谜米机器》等），这些研究尽管受到了大量人文学者的质疑与批评，但其睿智的洞见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解释网络传播现象的新鲜依据。“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差不多，但和大多数自然科学不同，它必须处理的是性质复杂的结构，也就是说，它所处理的结构，只能用包含着较多变量的模式加以说明。”^[29]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敞开胸怀、开阔视野，让人文与科学达成某种“共识”，让不同的研究范式蓬勃涌现，相互砥砺、百舸争流。

表1　网络传播研究关键词

本书以复杂科学理论的基本观念与方法为视角与工具，连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疏离，关照样本的实证研究，以人文科学的言说范式为论述主体。沿着背景（第一章，网络传播：纠葛中的回顾与审视）、概念（第二章，网络传播：概念、系统与演化）、现象（第三章，涌现——网络传播的表象）、机制（第四章，互动——涌现的内在逻辑与动力）、憧憬（第五章，行进中的虚拟实在）的论述路径，以“涌现”与“互动”作为核心题域，讨论了复杂科学视野下网络传播的结构、功能、意义的传递、文化的互动等一系列在不同时空维度下兴盛而起的现象与问题，回眸了知识传统中与网络传播相关的知识要点，前瞻了可能重构网络、网络传播新格局的“虚拟实在”。庞杂的学科知识与繁多的信息资讯使得本书信息容量有余而“深度”不足，广泛的涉猎与链接，长时间的思与问，期望实现从混沌到有序的跃迁。

【注释】

[1]中国自Internet兴起以来，对于Internet主要有两种称呼：“互联网”与“因特网”，其他还有“国际互联网”、“因特网”、“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等。实际上Internet进入中国之后，率先出现的中文译名是“互联网”，随后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7年7月18日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第二版）与《网络与数据通信名词》（第二版）中，将“因特网”作为“Internet”的汉语推荐使用规范名词；而将“互联网”作为“Internet”的汉语推荐使用规范名词。《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对“互联网”所下的定义是“由若干电子计算机网络相互连接而成的网络”；而对“因特网”所下的定义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是由美国的ARPA网发展演变而来的”。实际上，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互联网”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因特网”。对应于网络媒介或者网络传播而言，“网络”一般可指“Internet”，因此在言说“Internet”时，大多应该使用“因特网”，但仔细查阅传播类学术文献时却发现大量使用的是“互联网”，甚至在同一篇文献中混用“互联网”与“因特网”。为了讨论的准确，本文原则上用“互联网”（包括引文），在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直接用“Internet”。

[2]人文主义（源于拉丁语humanus，指“以人为中心的”），是从14世纪开始于欧洲的一场理智运动，并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顶点。人文主义者通过强调人的理智与文化成就而不是诸如神的干预、生命的短促悲惨以及逃避的需要，来反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其次，欧洲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伟大人文主义时期，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促成这场运动的思想，还是旨在摆脱宗教的桎梏并尊重理智的活动，不用上帝怜悯的保证而用知识照耀人的生活。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19、20世纪的科学理性主义的时代。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量子力学等等，仅仅是这条连续前进道路上的几座高峰。“人文主义”一词，首先开始指一种公开反宗教的态度，即人不只是“万物的尺度”，而且是唯一的尺度。今天，世俗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及人权。
［英］肯尼迪·麦克利什主编：《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中），查常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1页。

[3]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页。

[4]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5]［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页。

[6]［美］科恩：《牛顿革命》，颜锋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7]前述关于古希腊科学向近代科学演变的相关内容，参见吴国盛《科学与人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7期。

[8]近世西方人文科学学者迟迟未能就学科的总体名称达成一致的共识，而得先后尝试自不同的切入点缔造不同的术语去和“自然科学”这基本上一致的术语对应这一种境况，充分反映了西方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笼罩下寻求自我定位的路途是如何崎岖。除了统一“人文”之称谓外，还必须强调其为“科学”！论者或会问：能不能把“人文科学”改译成为“人文学”，或者如一些颇通行的办法，译之为“人文学科”呢？就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或起码是不应该鼓励的。“人文科学”却非一个别学问，而是一组以人类心智活动为对象的学问的统称，而最重要的，“人文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相对而立的，因二者同样都是统称的（例如，从来没有人特别把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相对而论）。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之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15页。

[9]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5位主编都未能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识别出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后文章被发表。随后，他的另一篇文章便在《大众语言》上发表，题目是：《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事件一俟发生，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另一方则是后现代思想家结成的联盟。世界诸多著名的大师名家，众多的知名媒体均参与其中，引起了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53502.htm

[10]金观涛、刘青峰：《新文化运动与常识理性的变迁》，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第52期。(www.chuimin.cn)

[11]英文evolution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evolutio，意思是展开，指任何事物的生长、变化或发展。包括恒星的演变、化学的演变、文化的演变或者观念的演变等。生物进化常常被定义为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然而生物演化本身并无任何目的和方向，因此演化是比进化更为恰当的翻译名称。查尔斯·达尔文在其名著《物种起源》有详细的论述，并首先提出天择观念作为演化的机制。演化论认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是来自30多亿年前形成的共同祖先，之后生物持续不断地演化，直到今天，世界上存在着大约170多万个物种。参见百度百科：演化，http://baike.baidu.com/view/712348.html。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用的是“演化”来表达达尔文“evolution”的概念，为了防止误解，他曾特意在注解里注明，这个词不仅有“进化”，也有“退化”的意思。后来，北京大学教授马军武翻译《物种起源》时，从日文版翻译成了“进化”，并从此沿袭到今天。学术界曾经对此有过讨论，很多人试图扭转这个翻译，但在公众中，这个误读并没有改变。参见张伟、刘旸《进化论在中国备受推崇的背后》，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2009年2月25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2/25/content_2554431.htm。本书在需要使用“演化”之处则恢复其本意。

[12]陈平：《文明分叉、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6页。

[13]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14]［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5]同上书，第6页。

[16]［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17]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8]“老三论”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广泛流传的说法，带有明显的社会与人文科学色彩，这种说法本身具有科普意义，对科学理论而言有误导之嫌。

[19]陈平：《文明分叉、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页。

[20]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转引自http://www.xzqdjw.gov.cn/xzqdjw/News_View.asp？NewsID=2275

[21]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47页，转引自http://www.xzqdjw.gov.cn/xzqdjw/News_View.asp？NewsID=2275

[22]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23]金吾伦、郭元林：《国外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进展》，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2—5页。

[24]［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25]同上书，第14页。

[26]蔡骐：《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中华传媒网，2005年，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jd_view.jsp？id=4672

[27]邹迎九：《试析西方传播学主要研究范式的不同》，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8]［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433页。

[29]同上书，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