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的传播视角:整体观念与方法的巨大差异

2023-11-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各个体系的整体观念与方法事实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引领下，伴随生物科学与技术的长足进步，近代科学在观念与方法的广大范围内对经典科学发起了全面的变革。[17]近代科学涌现了大量革命性的观念与方法，其中尤以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为代表的“老三论”[18]最为光彩夺目，与之对应的“新三论”包括：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等，新三论无疑是对老三论的扬弃与升华。

理论，是普遍的东西，与具体情况相对应，理论必须把对世界进行整体解释当作“己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都希望对世界给予整体的解释。但是，各个体系的整体观念与方法事实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像其他形态的理论一样，哲学有其神话渊源。神话和哲学都尝试为世界提供整体的解释。在神话的宏大叙事中，世界的起源和生活的规范是联系在一起的。哲学作为整体解释，也是这样，既重宇宙论也重道德论。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神话通过传说和想象来编织这种解释，而哲学则通过经验—事实来编织这种解释。^[13]

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在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长期以来，西方科学被一种机械论统治着，按照这种观点，世界就像一台庞大的自动机。^[14]

以牛顿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科学奠基者们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与永恒性，他们要努力表达的是符合真正理性理想的普遍图式。“他们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的统一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表明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些结构中不应为‘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 留下空隙，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应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15]这些不变的普遍定律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即相信在某个层次上世界是简单的，且被一些时间可逆的基本定律所控制。经典科学成功地开创了与自然的对话，只是这场对话的对象是一个沉默的世界。在对话的过程中，人，从自然中被孤立出来，与自然对立，人类理性的胜利被转换为一个令人失望的真理，那些真正的成就因夸大和扩张而被贬低了。李约翰曾强调，西方思想，就是在“自动机的世界”与“上帝统治着字宙的神学世界”之间摆动的“思想”。伊·普里戈金这样总结经典科学的前世今生：

经典科学是在人和上帝的同盟所统治的文化中诞生的，人居于神明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之间，而上帝是理性的和可理解的立法者，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想象出来的最高建筑师。经典科学经历了这个文化和谐的瞬间而存在下来。这个和谐曾使哲学家和神学家有资格去从事科学活动，使科学家有资格去解释和表达有关神明在创世工作中的智慧和能力的观点。得到宗教和哲学的支持，科学家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自给自足的，就是说它用尽了合理研究自然现象的一切可能性。科学描述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并非必须证明是正当的。不言而喻，科学和哲学是汇合在一起的，科学发现了权威性的自然哲学的原理。但奇怪的是，科学家所经验的自足性，其寿命比中世纪上帝的离去和神学提供的认识论保证的撤退还要长久。^[16]

经典科学已如明日黄花，辉煌不再，形成这种格局的不是来自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诘难，而是源自科学内部的发展。400年间，科学以迅猛的态势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的视野已经到达异想天开的境地，在微观范围，基本粒子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已精微到10-15厘米和10-22秒数量级的物理尺度，而在宇观范围内，天体物理学、宇宙学所涉及的对象已扩增到1010光年的数量级，即所谓的“宇宙年龄”。19世纪，尤其是热力学、生物学、地质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都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演化的过程，即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20世纪，物理学经历了两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转折，即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广义相对论，和以海森堡、薛定谔等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其实质就是在宏观与微观方面为经典科学中的经典物理学（力学）进行某种“校正”，使其能够适应对宇宙天体以及基本粒子的描述。经典科学一直以时间的可逆性与决定论的观念统治着科学，并以此为核心用强硬的姿态向科学以外的领域扩展。近代科学，以量子物理学、相对论、复杂系统的演化等研究为起点，以发现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随机性所支配的自然、社会的那部分奥秘为使命，并以此挑战经典科学观念的统治。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引领下，伴随生物科学与技术的长足进步，近代科学在观念与方法的广大范围内对经典科学发起了全面的变革。世界具有复杂的特点，结构可能消失，也可能出现，有的过程可以用决定论的方式去加以描述，而有的过程则必须采用随机或统计的方式去应对。整个科学研究与理论正在发生以下变化：

从孤立地研究对象转向在相互联系中研究，从用静止的观点观察事物（存在的科学）转向用动态的观点观察事物（演化的科学），从强调分析的、还原的方法处理问题转向强调整体地处理问题，从研究外力作用下的运动转向研究事物由内在非线性作用导致的自组织运动，从实体中心论转向关系中心论，从排除目的性、秩序性、组织性、能动性等概念转向重新接纳这些概念，从偏爱平衡态、可逆过程和线性特性转向重点研究非平衡态、不可逆过程和非线性特性，从否定模糊性转向承认模糊性，等等。^[17]

近代科学涌现了大量革命性的观念与方法，其中尤以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为代表的“老三论”^[18]最为光彩夺目，与之对应的“新三论”包括：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论等，新三论无疑是对老三论的扬弃与升华。(www.chuimin.cn)

从科学方法上看，老三论大体上属于线性理论的范畴，基本的框架是古典力学和平衡态热力学。新三论属于非线性理论的范畴，共同的数学工具是分叉论（bifurcation theory）。在老三论中，系统论在哲学上发展了和分析科学对立的整体论思想；但在数学方法上，系统论实质上是应用控制论，没有新的突破。在新三论中，突变论是一个有争议的数学理论而非物理模型；协同论只有简化复杂系统研究方法上的设想，在生物和经济研究上至今未有实质性的突破。系统科学中真正有开拓贡献的当属控制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论。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学界对这些以非线性数学为基础，以现实问题从物理、化学、生物到经济、社会系统进行研究的新兴交叉领域有个总的称呼，叫做复杂系统科学或自组织科学，以区别于20世纪40、5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线性数学理论为基础的系统论。^[19]

实际上在一般系统论的意义上，以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为代表的“复杂方法”论，或称“复杂范式”，代表着西方的科学方法论在系统论思潮后的一个新发展。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曾说过，“阐明复杂性和复杂化概念应当是20世纪科学的任务，就像19世纪的熵和能量概念一样。”一般认为，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标志着复杂性科学的诞生。

上述关于自然科学整体观与方法的演变，已经说明以希腊哲学思想传统为母体滋长起来的科学并不是一个没有整体观与方法的理论范式，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大量成果中，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证明。至于这些整体观与方法是否能在人文科学获得同样的成功，则是需要继续修正与验证的事情。但是，这些整体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是否同源，或者这些整体观是否向东方的整体观回归，则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结，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20]

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指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西方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以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勉强满足了他们的生活的物质需求，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他们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昏昏然自命为“天之骄子”，“地球的主宰”了。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的表达。^[21]

“在实证科学成熟之后，我们可以逐渐清楚地看到，古代哲学包含着两项性质不同的任务，一是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这是今天哲学所称的哲学继承下来的任务；一是以经验反省为核心建立整体解释理论，而建立整体理论的雄心则由科学继承下来。近代科学虽然继承了古代哲学为世界提供统一理论的雄心，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提供整体理论的方式。哲学不再为解释世界提供统一理论，而专注于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22]如果说，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等系统科学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的话，那么这些缺陷，大多源自没有彻底地摆脱传统还原论科学的束缚，“随着科学的发展，还原论思维方式已显示出局限性，需要用整体论来补充主流的还原论，复杂系统就是整体系统，必须用整体论而非还原论进行研究”^[23]。

科学，以及科学的系统观、整体观，与以“天人合一”为主要内容的东方整体观，在内涵与外延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源自东西方文化不同的演化径路，其鸿沟的存在不是文字与感怀能够填平的，关键是，科学的整体观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真实的、可操作的、实用的、可通过批判日臻完善的整体观；而东方的整体观只是先哲灵光乍现后，追随者们饱含敬仰不断累积的注解。东西方之系统观、整体观那些貌合神离的表象以及在源头处相似的概念，并不能使东方的整体观成为今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关题域研究的发轫之思、探索工具与有效范式。

网络社会的传播视角:整体观念与方法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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