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的涌现与互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2025-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从前，哲学不仅是与科学的关系最近，实际上，哲学就是科学。Philosophia与episteme常替换使用，例如他也把理论科学称为理论哲学。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科学，既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方法系统，更是一种认识工具。

“人文”一词更多源自出现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humanism”一词包含三层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2]；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和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3]。欧洲自14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以来，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成果：第一，建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humanities）；第二，倡扬了一个崭新的信念体系，即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和最高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汉语的“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同样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以及诗、书、礼、乐等文化形式。西方之“人文”与中国之“人文”滋生于不同的土壤，流变于不同的路径。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作为“人文”的第一要义的理念一直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

英文中的science一词基本等同于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含义更宽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含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比如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等。这些语词的历史演变关联并暗示了一个更为深广的，由希腊人所开创的思想传统——“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这个思想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

在从前，哲学不仅是与科学的关系最近，实际上，哲学就是科学。在柏拉图那里，philosophos爱的、追求的是episteme。Episteme这个词现在经常就被译成科学，在英文里则经常译作science。柏拉图通过episteme这个词把哲学家和诗人或神话家区分开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的目标是到达episteme。Philosophia与episteme常替换使用，例如他也把理论科学称为理论哲学。^[4]

希腊哲学（philosophia），就是摆脱实际需要与功利的束缚，探求那种“超越”的知识，建立一种与世界的“自由”关系，而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爱智慧、学习知识。从柏拉图、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形而上学）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近代科学之前的希腊哲学正是体现出强烈科学传统意味的经典样本，其中之一的“自然哲学”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亲”，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孕育下才可能发展壮大。

中世纪希腊的经院哲学特别弘扬理性精神，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重信仰轻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基督教神学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这种经院哲学应该称为科学形态的神学才更为恰当，因为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经院哲学的逻辑理性思想深植于欧洲人的心中，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这种思想仍然流传下来。“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5]

希腊科学在向近代科学演变的途中分别滋长了两种传统，即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这两种传统的典范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16、17世纪，近代科学肇始于自然的数学化运动，即把自然科学之对象——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伴随这场运动，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法等方法论被科学家群体迅速接纳。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研究机构、科学社团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进路。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由默顿提出）——普遍性、公有性、公正性、怀疑性。

近代科学不仅传承与光大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而且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奠定了现代工业社会。“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6]近代科学以“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的全新姿态傲视人类，理性传统逐渐让位于技术理性，屈从于“权力意志”的“力量”，裹挟于对理性传统的无限扩张。技术理性是由传统理性衍生出的典型形态，是一种人类的智慧行为，是一种扎根于人类对物质需求及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以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为基本目标。其基本特点是科学的合理性，社会的合意性，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物质需求功能化，效用最大化，设计的理想性、创造性、妥协性，制造和生产的条件性、强制性。技术理性使人们确信，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7]

古典科学以辉煌的态势向近代科学挺进，同时，科学的观念、理论话语与研究范式也开始向社会以及人文等领域长驱直入，进而，科学的认识过程与认识方法，亦开始影响人类的思想。科学，既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方法系统，更是一种认识工具。社会领域的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率先借助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与工具发展起来，在短短几百年间取得了不逊于近代自然科学在各个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成为社会科学的典范学科。在社会科学这些典范学科的映衬下，具有悠久学术传统的人文领域的哲学（曾经包含了科学传统）、语言学、诗学、政治学、逻辑学、修辞学、神学等学科的科学化已渐成趋势。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或者说在一个科学主义泛滥的时代，人文学不得不捍卫其学术的传统与纯正，甚至坚持称其为“人文学科”^[8]。至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架构得以确立。科学在演进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先前的本义——“知识”，而人们又完全接受了今日狭义的科学之意，于是困惑与冲突便油然而生。进入20世纪，中国的“科玄之争”，斯诺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索卡尔的“诈文”^[9]等一系列事件，都在印证这种对峙的激烈。(https://www.chuimin.cn)

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潮流亦从西方蔓延至东方。

实际上，一直到2025年之前，中国并无“科学”这一词，是用“格致”指称西方自然科学；“科学”这个词是日本学者西周于2025年最早运用，它被用来说明分科之学。2025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放弃“格致”，而用“科学”来指称自然知识的探索。^[10]

中国的启蒙运动家在20世纪初对引进西方学术思想作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可惜的是，他们在救亡的危机之中，呐喊有余，分析不足。只注重引进结论，不注重研究方法，在若干基本问题上，犯了用传统观念曲解科学思想的概念性错误。严复介绍达尔文理论，不译达尔文原作，而译赫胥黎的伦理学小册子，不仅开中国把科学理论加以意识形态化的先河，而且将“演化论”^[11]误译为“进化论”。梁启超进一步将生物学多样化的演化曲解为“优胜劣汰”的单向进化。他们对达尔文理论的片面宣传造成的广泛误解至今仍存在。^[12]

中国学界对于达尔文“演化论”的臆译，马克思分配原则的误译，凯恩斯名著标题的俗译等，许多观念、方法、理论在传入中国以后都因种种原因而面目全非，这些改变如果仅仅用比较文学或者翻译的信、达、雅来解释，是很难被采信的。那些深藏其间的思想，在中国这个拥有独特文化传统“语境”的国度中被逐渐肢解和缓慢误导，而每一个被肢解和误导的细微之处，无不反映出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冲突，西方近代科学与西方传统人文学的冲突，西方近代科学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以及与之关联的一系列技术和社会系统，在现代化的语境下这是中国知识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一般而言，中国既没有西方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哲学传统，亦没有产生西方近代科学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等，是知识界讨论上述问题的主要论据。对于此，我们有太多的耿耿于怀和怅惘失落。我们经常在希腊哲学的爱（philo）智慧（sophia）之处，将中国传统的智慧等同于“哲学”，把易经、阴阳五行等学说视作经典，坚持大而化之、闳大不经的学术追求。对于希腊哲学中延续悠久的科学“基因”无心去深究，对于希腊用理性的态度与方式去构建理论的“历史”亦视而不见。一直以来，在西方人文中所蕴涵的希腊科学精髓，以及在中国科学中所延续的人文文脉，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的科学中尚且延续了人文文脉，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无法脱离纯正人文传统的浸染，其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话语，亦不得不烙上“四书五经”的印记。

纵览人类文明的演化历程，希腊哲学传统下的自然哲学，以及以此为母体产生的近代科学，纯属一个偶然，一次无序状态下的演化，一个偶然又成为下一个偶然的发源，一系列偶然成就了今天的必然，犹如浩瀚的银河中地球诞生了生命，生物演化后产生了各物种的差异，或者同一物种中不同分支之间产生的异同一样。希腊以外的中国、埃及、印度等绝大多数民族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这，已经成为不可重演的历史，但文明的多样性，使得这些民族的文明的存在成为合理与必然，这些民族的文明在与希腊文明相互映衬中展现出各自的价值，并因此而熠熠生辉。真正的困惑在于，各个民族在轴心时代的历史语境下，背负着的那些强盛与荣光的观念和思想传统，是否能参与并顺应延续至今的这一宏大而不可逆转的文明演化。选择参与及顺应，就是选择新的可能，就是演化新的文明，就是迸发新的辉煌。人文与科学的同源、分离以及后来的综合，已成为演化的历程。整体还是还原，演化还是机械，这些观念、方法或者理论伴随这种演化的过程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科学哲学的涌现与互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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