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卓民全集第9卷：培根哲学思想与逻辑归纳评价及批判

初步研究了培根及其《新工具》之后，我更感觉到马克思所写“在最初创造朴素形态的唯物主义的培根那里潜藏着唯物主义学问全面发展的萌芽”这话，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培根一再提出，他的兴趣不是哲学，所谈的不是世界观，而是逻辑，他的《新工具》主要的为着帮助人们来理解自然，解释自然，可是在他谈到这些方法论的问题时，他不得不从他的世界观出发，他的哲学不得不随处流露出来，有时并不得不自觉地表示出来。从以上可以看到他肯定了“可感觉的热只是一个相对的意念，它只同人有关，并与宇宙无关”^[2]。他分清主观的认识和客观的存在，而一再强调认识自然必须从客观存在出发，必须接触个别具体事物，人们只能解释自然，求得其规律，不能光凭主观来臆测自然。人们所做的必须是interpretatio naturae，而不应该是antipatio naturae。他认识到物质的永恒性，他认为不能把任何物质归结于无，只能使之变动其形态。物质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形态，他并于指出形态的十九种时，声明说，这不是最后的区分，根据人们对于自然的更深入认识还可能有更精确、更细致的区分的。他认识到“热是某种性质的一种特殊情况，那种性质就是所谓运动”，而且运动不是物质以外的东西，而是物质所固有的，量与质是联系着的，而且量能影响到质的变化的。他体会到必须从发展来观察事物，可是事物有其相对稳定的一面，因为不从事物的相对稳定来看事物，就不能辨别事物之异同。他又认识到事物的相互联系，所以没有无因之果，又没有无果之因。培根这一些体会都是很重要的辩证因素，难怪马克思说：“在培根那里，物质以其有诗意的感觉性的光辉向着全人类发笑。”^[3]

但是培根的唯物主义只是机械的。他在自然的研究中所追求的，与其说是事物之关系，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毋宁说是某一事物之为这事物的性质。他所寻求而要确定的是事物之模。这种思想，不论培根承认与否，最后分析起来，还是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因为他一而再地声明，他的模是所研究的性质之本身，而不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有效原因。据他的看法，一切事物之为这事物和其他事物的联系无关，而只是由于这事物的本身，这样他归根结底就把世界中的各事物孤立起来，所以复杂的事物只不过是简单事物的凑合，而不是由简单事物之相互作用而发展为复杂和新事物，因之，马克思评定培根为“最初创造朴素形态的唯物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如上文所指出，培根承认物质之外还有精神，还有神灵的独立存在，足见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虽然如此，培根还不失其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创始人”（见上引马克思语）。他不但热衷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提倡实验科学的研究，而且对于科学研究前途的成就是具有明确的目标，无限的信心的。他的“学术伟大复兴”全部计划，就是要加强人类通过深入自然的认识和了解以控制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利的力量。他认为不应为科学而研究科学，是应在科学研究中达到自然的新理解、新发现和新发明，从而丰富人们的生活，扩大人类对于自然统治的范围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翁，在自然上面建立人类的王国（Regnum Hominis）。这是他科学研究的目的，表现于他的《学术推进》和《新工具》之中，尤其是很现实地具体地表现于他的《新亚兰特斯》短篇传奇小说之中。而且对于人类最后能通过服从自然战胜自然，通过认识并深入理解自然的规律，通过这些规律的掌握和运用，能达到人类在自然上面建立其统治自然的王国，是具有极大的信心的。只要人们在科学研究中有计划有步骤地，经常注意物质的本身与其各种各样的结构和变化，注意物质的各式各样的运动形态与其运动的规律，而且经常把知识和实际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个认识自然，理解自然变动的规律，从而控制自然统治自然的伟大目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因为自然中只有现在还未为人们所认识的东西，但是没有什么是人们所不能认识，不能理解的，因之在自然之上建立起人类的王国，不只是《新亚兰特斯》短篇小说中的一种想象，一种理想，而是小说的作者，培根的一种坚强信念，这信念是可以成为现实的。新亚兰特斯岛上的所罗门学院岂不是在培根死后36年时实现为英国的皇家学会，三百年后的今日还巍然屹立，有了相当的成就了吗？而培根对于所罗门学院这一理想是写道：“……所罗门学院是地球上最高贵的组织，是全国的光亮……我们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要知道事物的原因，和事物的奥妙运动；是要扩大人类能力所达到的极限，所能做到的一切。”^[4]培根的这一信念，到了今日，不只是实现了英国的皇家学会，而且实现于全世界各国的科学院和与之相类似的集体科学研究的组织了。可是培根在其英国资本主义上升的当时写道：“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使自然为人类服务，为人类谋安适”^[5]，而不想到在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变成帝国主义的今日，许多关于自然的知识，许多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由于社会制度之落后，都被好战分子野心家们利用为毒害人民残害人类的工具，这还有待于我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热爱科学的人们，努力斗争以彻底改变当前的局势，而使科学真正地全面地为人类服务。

培根对于学术的推进，尤其是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这种深厚的热情，寄予这样巨大的希望，当然是不满意于其当时的学术和科学的情况的。他认为一般学术的落后原因特别是自然科学之落后原因，是不一而足。他所指出的有时人的成见^[6]，忽略知识的源泉^[7]，学术界的保守^[8]，崇拜古人^[9]经院哲学，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统治的经院哲学独霸的影响^[10]，学术的过分系统化，变成枯槁不能发展^[11]，还有从事空谈，不务自然的探讨，只知闭门造车，“人们在其自己的小天地中寻找真理，而不知在外面大天地中去寻找”^[12]，即有些发明，还是偶然碰见的^[13]，并不是向自然发问的答复^[14]。其结果就是繁琐的哲学，自然科学的裹足不前，培根为其长叹息。他认为挽狂澜于既倒，首先要做到科学的全盘计划，而这计划中的工作，以提倡和发明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为当务之急。这是培根反应的他的时代的精神，认为亚氏学派的传统逻辑不能适合于自然科学研究，故思有所改弦更张，甚至提出一种新逻辑以取而代之，正如本文在第五章所述，于是才有《新工具》之作，其用意是反对亚里斯多德的“旧”工具的，用心是很苦的。

然而培根是反对亚里斯多德的吗？他的《新工具》究竟是完全新的吗？能否完全取亚氏的所谓“旧”工具而代之吗？后人已经有了某些的评论，本文作者也在这里提出自己的初步见解。

关于培根对亚里斯多德的传统逻辑的批评，本文在第五章中已有论述，故不重述，只需再次提到他在这点上所写的，如“现在我们所有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发明新工作，同样我们现在所有的逻辑，并不能帮助人们探求真理，所以它的害处，比益处大”，又如“三段论式，并不能应用于科学的第一原则，只是徒然地应用于中间公理，因此，它就不足以曲尽自然的微妙；它只是以强人同意于命题，却不足以捉捕住事物的真相”^[15]。可见培根对于当时的亚氏传统逻辑之抨击是厉害的，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不分皂白的抨击亚里斯多德。

培根在剑桥大学肄业时，至少是用拉丁文读过希腊的古典文学和哲学的。他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和引用过希腊的古典著作和古希腊的哲学思想的地方很多。他提到柏拉图的地方有好几处，如在《学术推进》一书就提过五六次。一开头在该书的第一页就引用柏拉图认识论的回忆说，他写道：“我很能记得柏拉图的说法，‘知识只是回忆’，人心原来是具有知识的。”^[16]这明显是从柏拉图的Phaedo引用的。他批评柏拉图之“把哲学和神学之混淆在一起”^[17]，提到柏拉图之认为“理念是知识的对象”^[18]，这些引文是从柏拉图的Timaeus来的。谈到驳斥希腊时代的诡辩家时，他写道：“亚里斯多德驳斥的很妙，可是柏拉图举出实例来驳斥更妙”^[19]，可是在《新工具》一书里，培根又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列为古希腊的诡辩家^[20]。足见他是熟悉柏拉图的思想受到其影响的。

培根在其著作中提到亚里斯多德的地方则比任何其他古代希腊哲学家都多得多，不下三四十次。其中有的是同意亚氏的说法，甚至赞扬亚氏的思想，有的只是提一下，未加褒贬的，而有时是出于批评的语气，甚至是正面抨击的，但是总的来说，他对于亚里斯多德是褒多而贬少的，不可把这和他反对当时的亚氏传统混为一谈的。

例如在其《学术推进》一书中，培根批评亚里斯多德，说他“任意制造科学名词，蓄意抹杀古代知识，凡提到任何古代作家就是要加以排斥，凡提到古人的意见就要予以辩倒，这就是他沽名钓誉的方便法门”^[21]。在同书中，他又批评亚里斯多德说他虽然写过多种关于伦理学的书而绝未好好谈过伦理学中重要部分的爱情问题，关于风俗与习惯，亚氏也好像看不清楚，而且有时漠不关心^[22]。他认为亚氏的自然科学是为了自己的逻辑服务，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部门^[23]。至于亚氏学派的哲学不重思考而偏于系统化，多事概括轻率，流为教条主义^[24]。观其三段论式的证明，就可见其一斑^[25]。培根对于亚里斯多德不好的批评，亦不过寥寥几条而已，和他的严厉批评亚氏的传统逻辑相去天壤。

培根在另一些地方又提到亚里斯多德及其著作，却未加以褒贬的。例如他曾经提到过亚氏的四种原因学说，显然是知道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26]，提过亚氏的《说天》^[27]引用过亚氏的《修辞学》^[28]和两种关于伦理学的著作，都无按语^[29]。培根好像并知道亚氏的《分析篇》和《辩谬篇》两书^[30]。在《学术推进》一书第五卷第三章里，提到亚里斯多德在其当时之驳斥诡辩家，并在谈到辩论时，好像是熟悉亚氏的《辩论常识篇》（Topica）的^[31]。这些地方都是培根对亚里斯多德未加批评的。

然而他称扬亚里斯多德的地方则不在少处。他写道：“亚里斯多德，无疑的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32]，他又写道：“亚里斯多德的成果与其诚实可靠的品质是值得我们注意的”^[33]。谈到研究中需要提出疑问时，培根写道：“在亚里斯多德的著述中，我们有问题提出的高贵典型不只应受后人所赞扬，而且应为后人所模仿的。”^[34]谈到概念的形式，培根认为亚里斯多德对儿童理智发展的观察是正确的^[35]。关于语文的研究，他肯定亚里斯多德的方法是应该学习的^[36]。谈到延年益寿之法，他极其称扬亚氏De longitudine et novitiate vitae这篇著作，他提到亚里斯多德对于身心相互影响的研究，提到亚氏关于道德培养的名言^[37]。诸如此类，散见各书，足见培根虽然极端反对中世纪所歪曲的亚氏传统逻辑，而对于亚氏在学术中的成就还是十分推崇的。他所企图的亦惟在科学研究中以其《新工具》来代替当时流行的亚氏传统逻辑而已。培根反对崇古，可是不任意抨击古人，对于亚里斯多德和他对于其他的古代思想家一样，是给予公允的评价的。

至于《新工具》一书，我们可以肯定为培根的一部杰作，是方法论的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在逻辑史中有其地位的。

培根名其书为《新工具》，意思就是帮助人的理智来深入理解自然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书的副题为“解释自然的一些暗示”。

培根认为自然的一切现象都是极其复杂，有待于分析，表面看来不易理解，微妙莫测，好像一座迷宫似的，故需求的迷宫的线索（filum labyrinthi），然后才能窥其奥秘。他的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就是要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他的新的方法是从观察和实验入手。观察实验的材料大量搜集之后，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使之分类，列为三表，以便从而求得事物所以然之理，培根称这步工作为寻找性质之模，因为性质就是事物间之同异，事物的性质就是据以认识一种事物之为这一种事物的标志，所以寻求事物性质之模，亦即揭发事物所以然之理，掌握事物性质之模，亦即所以控制事物，使其变换其性质以适合人类的需要。

然而材料的搜集大都依赖感性的认识，而感性认识每每是为许多成见和偏见影响。要求认识的正确，首先就要防止这些培根称之为“偶像”的成见与偏见。培根的偶像说包括有许多正确观察的指南，洵为科学研究在观察阶段上的宝筏，就是现在还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表即经制定之后，我们就据以追求事物之模。其追求的原则，乃是模在那里，所研究的性质就在那里，模不在那里，所研究的性质就不在那里，模之量增减，所研究的性质之量亦随之而增减。性质是可见，而模是不可见的，性质是现象，而模是本质，现象不离本质，本质必呈为现象，按图索骥，求模的法门，如是而已。培根称这为排除法，自认为他的创见。其法之不同于简单枚举法亦在如此。

但是简单枚举之弊端在于草率的概括。为要避免这种弊端，培根认为从三表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只能算是科学研究的初步收获，只能说是已经把所求的模，包围在一个狭小的范围，模的擒获，还得要进一步追剿。如何进一步追剿，以捕获所要求得之模，培根在其《新工具》第二卷箴言二十一里面列举九项不同的步骤，惜乎所列举的，只有优先权例证一项是培根在《新工具》里所写出，余都未见诸他的著作，所以我们也只得按他遗留下来的《新工具》来估量他对方法论的成就。

评论培根科学归纳法的人们已经不止一次指出，他所最注意，甚至不惜放下《新工具》的写作而企图自己去进行的，就是自然史的汇集，就是具体材料的大量汇集，因为他认为没有大量材料，就无从编制其三表，没有三表，则科学研究无法进行。当然，科学研究必须从个体的具体事物入手，可是材料的量究竟需要多少，是以研究问题的性质为转移。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的问题所需要材料之量比自然科学所需要的多，而自然科学中，化学物理所需要的比起生物学所需要的少，理化中各部门又各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而培根未曾加以区别，系统地强调材料的大量收集，是因当时现代研究的实践尚在萌芽时期，而培根的体会难免是比较模糊的，何况所谓材料的收集，其本质在于经验的积累，而积累的方式不限于机械式的堆积。在科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由经验之分析到立论的确定，逐步检查、丰富、深入、提高，螺旋形地上升，绝不是一朝一夕，一个科学工作者毕生所能了事。这是现代科学三百年来的经验，培根在其17 世纪的初叶，是无法认识的。可是在其当时，强调科学之从具体事物的观察入手，而又强调科学实践经验的大量积累，以防止轻率的概括，是有其价值的。如果我们把培根的自然史理解为自然科学的历史，那么他的体会之正确性就更为明显了。至于自然史的完成，绝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于不是一个时代的事，培根亦早看到，但是他的体会既无实际经验之基础，似嫌太过模糊罢了。

培根的《新工具》，在其作者的眼中，是一种新的归纳方法，有别于当时通行的只限于简单枚举的，所谓归纳法。培根指出简单枚举法的局限性，认为它不能负起科学研究，深入理解自然的任务。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新工具》是一套崭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从它的体系和它的步骤来讲，在立论上是一种创见，正如三段论式是亚里斯多德的创见一样，这是研究逻辑史的人所必须承认的。然而培根在《新工具》中每每把亚里斯多德看成是只知演绎而不知归纳，即有归纳亦不过限于简单枚举法，这是错误的。培根在其遗著中，虽曾提及过亚里斯多德的《辩论常识》（Topica）和《辩谬》（Sophistica Elenchis）两篇，并且好像提过亚氏的《分析篇》（Analytica），但是从他的论调中，很难说他会仔细地研究过亚氏的逻辑六篇（即后人之称《工具论》的），至少他是似乎不知道亚里斯多德在六篇中所谈的归纳法，是不限于简单枚举法，其所谈到的归纳法总的精神，也不是简单枚举法的精神^[38]。这又是培根对于亚里斯多德的误解。

不但如此，他还夸大了材料收集和材料本身分析的功用。他认为材料大量收集，列为三表之后，根据模存则性质存，模亡则性质亡，性质之量随模之量而增减，这一简单原则，便可求的事物所以然之理而发现其模，未免把科学研究工作过于简单化，其错误正如亚里斯多德夸大了其所发现的三段论式一样，也正是犯了主观的偏见。谈到洞空偶像时，他曾写道：“有些醉心于某种特殊的科学和某种特殊的钻研，其原因是由于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这些部门的创作人和发明人，或者是由于他们在这些部门里曾经做过最大的努力，因之就习惯于这些部门。到了这些人从事研究哲学或者钻研普遍性的东西，他们就以主观既成的幻想来曲解和腐蛀哲学与普遍性的东西。”^[39]培根正犯这一种偏差。

培根实在是把科学研究的工作过于简单化了，看得太过容易了，否则就是把他的《新工具》的功用过分夸大了。他在《新工具》第一卷里写道：“人如果单凭手稳和眼灵说自己所画的直线比他人所画的直，所画的圆比他人所画的圆，那么我诚然是有心同人比较自己的才能；不过他如果只说，他用上尺子或规子所画的直线或者圆，比他人所画的要直要圆，那他并不是十分夸大。这话还不仅用于我这种初步的试探，而且可以适用于以后的工作。因为我的科学发明法能十分划平人类的智力，使各种事物都不依赖个人的卓越天才，因为按照这个方法，任何事情都是按照最稳当的规律和理解而进行的。我的功绩亦只在于此。”^[40]新工具的功用之于科学的发明果真是像尺和规之于画直线和画圆一样吗？任何科学研究的方法真是能像尺与规那样机械地来运用的吗？培根把科学研究的工作看得太过容易了，正如评论培根《新工具》的人们指出，培根太过忽略科学想象在科学发明之中的重要性。没有理论的基础和事实的根据，凭空的想象在科学研究中不会发生任何作用，可是纵然有了理论的基础和事实的依据，不运用创造性的想象，还是不能导致科学问题的解决和科学的发明。苹果从树上落到地上曾经有了不知若干年，何以牛顿能因之而想象到万有引力？忽略这一点确是培根的一种严重偏差。

还有评论培根《新工具》的人，认为培根否定了演绎法在归纳过程中的作用，好像培根犯了归纳法的偏差似的^[41]。培根究竟是不是否定了演绎推理在归纳过程中的作用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在谈到他的新的归纳法的时候，是没有很明白地指出演绎推理的功用，没有很明确的指出演绎推理在归纳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的，因之，人们就很容易作出结论说，培根在其《新工具》中否定了演绎法在归纳过程中的功用，这结论却不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本文第六章里面研究培根关于热的模之第一次收获^[42]和优先权例证第十四^[43]的时候，都郑重地指出培根是在使用假说来进行他的归纳推理。使用假说来进行归纳推理，当然首先就要推演其假说，推论假说如果是真的话，就必然有一定的结果，再把这所得出的推论结果付诸实践以检验他是否和事实相符，这就是演绎法在归纳过程的主要功用，也就是归纳之与演绎相结合。培根使用假说时，是这样推演其假说的。我们在上面论到他的优先权例证十四的时候写道：“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培根是怎样使用他所谓指路标的例证来证明一种假说的。指路标的例证的使用，要求在观察和理论中把所研究的某一事物的原因，缩小其可能的范围到极小数可能，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两三选项的选言判断，再把这选言判断A 是b，或c，或d，推演出来。结果是，如果b，则必有一定的推断，再到客观事实或已确定的理论中，验其这推断的正确性，从而逐步取消了各种选项之可能性。剩下只有一种的可能，就进而从事实证明这唯一可能的正确。这是归纳推理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培根在这一种优先权例证的讨论中，把这方法说得很明白的。”^[44]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就是证明培根并没有否认演绎法在归纳过程中的功用，而且恰恰相反，他是肯定了演绎法在归纳过程中的功用的。

同时，这也证明了有些人认为培根在其新的归纳法中忽略了假说的功用这种看法的错误。培根在其归纳推理过程中，无疑的是使用了假说，可是他没有足够地认识到假说在科学研究中重要地位和功用，这也是可以肯定的。正如罗素指出：“培根的归纳方法没有足够强调假说的地位，这是偏差的。他希望光只靠材料有条理的安排，就会使正确的假说成为一见而知的了，但是这种情况是罕有的，一般说来，一种假说的构成是科学工作最困难的一部分，需要很大的才能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什么方法，根据一定的规则来发现一道假说。通常是要先有初步的假说，才能进行事例的收集，因为事例的取舍，是决定于一事例是否和问题有关系，否则事例浩如烟海，不知如何选择。演绎法在科学中的作用是远胜于培根所估计的。要考验一道假说，从这假说到其能以观察证明的推断，常常是一个漫长的演绎过程，而且这演绎过程是数学的，培根则过低估计了这方面数学在科学中的重要性。”^[45]我们认为罗素对于培根这批评是公允的。

虽然是这样，我们仍然认为，从整个说来，培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对于前人不应该要求过高。纵然培根从材料大量收集制成各种自然史的方法，编制三表从而运用排除法的方法，与及其所提出的许多运用优先权例证的方法，没有为他后来的科学家所整套采用过，古今的重要科学发明也没有哪一种是根据他的《新工具》的整套方法的，然而科学研究的方法从理论上讲是一回事，在实际运用上是另一回事。在实际应用上，除方法的理论之外，还需结合着许多在科学门类各有不同的技术，而这些技术是科学实践中积累的结果，绝非培根在其当时所能关门造车的。所以他的科学研究技术和现代的科学研究技术比较起来，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然而培根归纳方法的主要缺点不是在于它的科学研究中观察和实验技术之过于朴素，而是在于他对于事物发生原因这观念的不够正确，他对于事物因果关系的了解，太过为他自己模的这个观念所限制，太多受到中世纪世界观的影响^[46]。因之以今视昔，培根的《新工具》当然不是最完善的科学方法，但是以其当时的17世纪初叶来讲，他把科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专门科学来研究，补充了亚里斯多德的归纳法，大大地纠正了亚氏传统的过于侧重演绎法的逻辑，太过为三段论式这一种推理形式所局限的逻辑，这是他有价值的贡献，是他可珍贵的创见，在逻辑史中不能磨灭的。

全稿写成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注释】

[1]韦卓民先生曾将本章内容以《对法郎士·培根关于科学研究问题的贡献和他的逻辑归纳法的估价与批判》为题发表于《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1期，在发表时附上了如下作者注：“本文是拙著《培根与其〈新工具〉》一稿的最后一章。全稿七章，都十三万多字，研究法郎士·培根的生平和著作，主要是为着分析《新工具》一书的内容，从而确定这书在培根整个科学研究计划中的地位和它在西洋逻辑史中对于归纳法的贡献，并纠正前人对于培根归纳法的某些意见。”高新民先生在选编《韦卓民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时再次收录了此篇论文。在重新整理本章内容时，我们以《韦卓民学术论著选》为蓝本，并对照韦卓民先生的手稿进行整理。——整理者注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21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3卷，第216页。

[4]见《新亚兰特斯》，英文版，第255、265页。

[5]见《新工具》第二卷箴言三十一，关译本213页。

[6]参见《伟大复兴》作者序言，见Bohn's Libraries《学术推进》和《新工具》合刊，1901年，英文版，第4页。

[7]《伟大复兴》，1901年，英文版，第5页。

[8]《伟大复兴》，1901年，英文版，第5页。

[9]《伟大复兴》，1901年，英文版，第5、49、50、441页。

[10]《伟大复兴》，1901年，英文版，第412、427页。(www.chuimin.cn)

[11]《伟大复兴》，1901年，英文版，第51页。

[12]《伟大复兴》，1901年，英文版，第51页。

[13]《伟大复兴》，1901年，英文版，第185页。

[14]《伟大复兴》，1901年，英文版，199页。

[15]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十一、十二、十三，关译本，第39页。

[16]《学术推进》第一卷，Bohn's Libraries，1901年，英文版，第27页。

[17]《学术推进》第一卷，第51页。

[18]《学术推进》第一卷，第138页。

[19]《学术推进》第五卷，第206页。

[20]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七十一，关译本，第68页。

[21]《学术推进》第三卷，英文版，第123页。

[22]《学术推进》第七卷，英文版，第286、288页。

[23]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五十四。

[24]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六十七。

[25]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一百零四。

[26]《新工具》第二卷箴言一。

[27]《学术推进》第三卷，英文版，第143页。

[28]《学术推进》第七卷，英文版，第273页。

[29]《学术推进》第七卷，英文版，第203页。

[30]《学术推进》第五卷，英文版，205页。

[31]《学术推进》第五卷，英文版，第197、198页。

[32]《学术推进》第一卷，英文版，第61页。

[33]《学术推进》第一卷，英文版，第47、48页。

[34]《学术推进》第三卷，英文版，第135页。

[35]《学术推进》第三卷，英文版，第137页。

[36]《学术推进》第六卷，英文版，第237页。

[37]《学术推进》第七卷，英文版，第289页。

[38]参见拙著《亚里斯多德逻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五章第六段。

[39]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五十四。

[40]见《新工具》第一卷箴言一百二十二，关译本，第109页。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41]Bohn's Libraries的《新工具》编辑者是其一例，参见该版第385—386页脚注。

[42]第十三段。

[43]第十四段。

[44]第十四段。

[45]译自罗素：《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by Bertrand Russell），1945年，纽约英文原版，第544—545页。

[46]参见本文第六章第十段“培根之所谓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