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出：《韦卓民全集：培根的偶像学说解析》

培根并指出感性认识之局限性，不只是由于感官的报道常常有不可靠的成分，同时人们的心里，由于种种的原因，存在着若干的幻像和妄见。“盘踞于人类理解力中的幻像（idol）和妄见已经根深蒂固了；它们不但围攻人心，使真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即在入门之后，人们如不认慎防闲，尽力抵御它们，攻击它们，亦会在科学刚刚复生之时，搅扰我们。”^[78]

“幻像”这一词，在培根的拉丁文著作中，原是Idolum 这词。这是一个假借词，原本是一个宗教用语，意即不应受人崇拜而误为人所崇拜的一个对象。这词之借用于哲学，最早见于文艺复兴时代（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Bruno，1548—1600）的著作中^[79]，按照习惯仍应译为“偶像”。

培根在其《伟大复兴计划》、《学术推进》和《新工具》等著作中，谈到“偶像”的地方很多，尤其在《新工具》中这个问题所占的篇幅比重很大。根据培根的看法，偶像是正确科学过程中的一种障碍，此而不予清除，则真知识无从呈现，所以偶像与其破除的研究是科学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人研究培根的科学方法时，也总要提到他的偶像学说。这偶像学说和他的归纳法与科学分类同在哲学方法论的历史中占同等的重要地位，而当时的科学研究实践为时尚短，而积累的经验截至培根之时，尤其实际上为培根所能掌握的，尚属不多，故他的逻辑归纳方法和他的科学分类虽在哲学史中有其相当的地位，却都带有严重的局限性，惟有他的偶像学说论及观察的心理活动，确有许多独到的创见和伟大的价值。

偶像有四种，曰种族偶像（Idola tribus），曰洞穴偶像（Idola specus），曰市场偶像（Idola Fori），曰剧场偶像（Idola theatri）。“这些偶像或要念盘踞人心，其根源有的是后天形成，有的是先天禀受的。后天形成的，有的是由于哲学家的见解而来，有的是从哲学家的派别而来，又有的是由于论证的荒谬法则而来；其先天禀受的则紧紧地粘贴于人的理性的本质，因为理性之为物，常常比感官更为错误，不管人们怎样称赞人心，几乎崇拜人心，而诩诩然自得，可是人心实际上有如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它的形状之凹凸不齐，其所反映之光线常相互交错，从而歪曲了事物的真相。”^[80]

培根在其《新工具》一书中写道：“以真正的归纳法来形成观念和公理，乃是廓清幻像（偶像）的适当方法。可是把这些幻像指示出来，功用是很大的，因为幻像的廓清对于自然的解释，正如诡辩的驳斥对于普通的逻辑是一样的。”^[81]在其《学术推进》一书中，他是这样的写的：“关于偶像的破斥，我们认为偶像是人心中最根深蒂固的谬误；因为偶像不似其它的谬误只是眩惑判断，使之朦胧，在特种情况之下进行欺骗，而是由于恶劣的偏向，人心不良的复杂，致使理性的预测都受到歪曲与毒苦。因为人心为其身体的外壳使之幽暗之后，远远不是一面平坦清明的镜子，而是很不均匀，也受光与反射都带有杂质，好像一片幻影镜一样，充满了迷信和幻象的。偶像之附加于理性，其原因有（1）人类的一般性质；（2）每一个人的特殊性质；（3）语言，或交际的性质。其第一种称为种族偶像，第二种称为洞察偶像，第三种称为市场偶像。此外，还有第四种，称为剧场偶像的，乃是由虚伪的理论、哲理，或证论的错谬法则所附加的。现在姑且不谈这第四种，因为它是可加以拒绝，而置之不理的，但是其它三种，牢固地抓住着人心，不彻底根绝，我们便不能希望在这里能提出什么分析论的技术，然而破斥偶像的学说又是偶像学说的第一部分。偶像学说虽然不能归结为一种技术，但可用之于思想中以提高警惕而预防偶像的骚扰。”^[82]可见培根在考虑实际使用他的科学方法时，很注意偶像的性质与其提防的。兹根据《学术推进》和《新工具》两书分论其四种偶像如次。

第一，种族偶像：种族偶像是由于人类理性的本性的。培根写道：“种族的偶像植基于人类天性中或人类种族中，因为要说人的感官是万物的准绳，那是错误的。恰好相反，感官和心理的一切知觉只是以个人为衡量而不是以宇宙为衡量的。而且人类的理解力正如一面反映不真的镜子一样，它在接受光线时，并不规则；它可以使事物的本质变形，失色，因为它在反映时已经把自己的本质混合进去了。”^[83]这是种族偶像的概括描述。

详言之，培根描绘了种族偶像的各种表现，指出它是怎样妨碍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首先，由于人类理性的特别性质，它很容易过高估计事物中的秩序性和平等性；虽自然中许多事物是自成一类，极端不规则的，而理性还是要凭空杜撰一些平等的关系、联合的关系，相属的关系。因之就有一切天体都是依着完全的圆形而运动的虚构假设，把螺旋形和蛇行的运动形式都排斥掉了（只在解释时才用这些名词）^[84]。

其次，理性每每是只看正面而忽略反面的。“一经命题断定之后……总是强迫一切材料来加强这样的说法，即使反而是最丰富、最有力的事例，它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加以鄙视，再不然，则用某些区别来把它们一笔勾销或予以拒绝，虽然这种偏见是强词夺理，危害滋多，可是为了以维持其最初结论的权威亦不惜加以排斥。例如有一次，人们在某庙中指着海船事故后，船沉而被救的人因还愿而献的牌匾，给某人看，并问他能否不承认神的威力的时候^[85]，这人就反问说，“还有一些人，虽然也曾许过愿，却都死于海里，那么他们的牌匾又在哪里呢？大凡为占星、解梦、卜兆、谈果报等等迷信，所骗的人都是只看灵验的例子，而轻轻略过不应验的例子，尽管不应验的例是很多的”^[86]。培根接着这一段的讨论，就作出结论说：“人类理性中的一种特别而持久的错误，就是由肯定的事例比由否定的整合所受的感动要多得多，所以必须适当地保持其不偏不倚的态度；不但如此，在成立任何一条真正的公理的时候，反面的例证总是最有力的。”^[87]

又其次，“各种事物如果同时忽然刺激人心，进入人心，并且充满了人的想像，它们也就最能刺激人的理解力……以后其它事物和心内盘踞着的少数事物，总会有几分相似的，如果没有严厉的规章或强大的权威迫使人转向某些遥远而不同类的事例并加以考虑，人的心理就会变得很迟缓无能，实则这些遥远而不同类的事例是会像火炼金一样来考验公理的”^[88]。

而且理智不甘安定，总爱不断地向前推进，达到一个界限，还要越过这个界限，永无停止，这样就有空间和时间无穷的观念。一线之分割为二，各半又加以分割，分割无已时，就有极微的观念，而所谓极微者又可加以部分，直到无穷小。同样一事的发生必有其原因，此因又有其原因，层出不穷，必须达到所谓最后因，亦即最初因。这一些无穷的追求，培根认为都是由于人心共同的种族偶像，“与宇宙的本质无多大关系”。“在最普遍的观念中求其原因，而不努力在较为狭隘范围里求其具体事物所以然之故，是哲学家愚劣而肤浅的表现。”^[89]这都是种族偶像在人的理性中作祟。这种看法，充分地表现培根的科学热情压抑了他的哲学探讨，太过把人类知识局限于目前应用的范围里去了。

可是培根关于种族偶像这种在认识过程中的障碍，又指出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每每影响其见解。“人们总是容易相信他们所愿相信的，因之，不肯耐心探讨，就畏难苟安；事物与所愿相违，就不能严肃地对待事物；由于执迷，就不深入了解自然；狂妄自大，就拒绝实验的光亮，以为玩物丧志；不信较难理解的事，因为惧怕一般人的意见；总而言之，情感能用无数方法来渲染理性，而且这些方法有时是不易察觉时。”^[90]

总之，理性常以感官的暗弱、无能，欺诈而受到障翳。抽象的偏向过强，就“常以变动的东西为固定的东西”。“以抽象来理解自然，毋宁以解剖来认识自然，这里德谟克利特学派所用的方法，比其它学派之认识自然较为深入。”^[91]

“这便是种族的偶像。这些偶像之所以发生，或则由于人类精神的构成一律是这样，或则由于它的成见，或则由于它的褊狭，或则由于它的骚动，或则由于情欲的骚扰，或则由于感官的无能，或则由于印象的情状。”^[92]

第二，洞穴偶像：培根的洞穴偶像这名词和观念，明显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所暗示的。在其《学术推进》一书中，他明白地这样写道：“洞穴偶像是起源于每一个人身心的物质，也是起源于各人所受的教育，所有习俗和一些偶然的际遇。洞穴偶像是柏拉图的一个美好的象征。”^[93]这喻言的精美微妙姑且不谈，只说一个人从婴时就在一个黑洞中受教育，到了成年的时候，忽然被带到光天白日之下，眼见诸天与其万物，当然心中就会发生许多离奇古圣的幻想。人们虽然生活于诸天面前，可是我们的心是为身体这洞穴所桎梏的，如果人心忽然离开这洞穴，即在日光下接触自然为时而暂一定会得到无数错误和虚构的印象。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是和柏拉图的洞穴象征相一致的。他说，“人们是在自己狭隘世界中而不是在广大世界中去寻找知识”^[94]。

培根又写道：“洞穴偶像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我们只需提出几种，人们对之必须加以最大的警惕，因为它们都具有来污损理性的大力。”^[95]

例如，“有些人醉心于某种特殊的科学和某种特殊的钻研，其原因是由于他们自己都是这些部门的创作人或发明人，或者由于他们在这些部门里曾经作过最大的努力，因之就习惯于这些部门。到了这些人从事研究哲学或钻研普遍性的东西时，他们就以主观既成的幻想来曲解和腐蛀哲学与普遍性的东西。亚里斯多德使他的自然哲学完全造就他的逻辑，以致不适实用而成为争辩的材料，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96]。

其次，培根指出，人们对于哲学和科学的倾向，有的注意事物的差异，有的注重事物的相同，这两种人都容易走向极端，每每想象事物的差异和其相同而本非事物原有的同异。此外有些人极端好古，有些人又癖好新奇，“很少人能持中有度，不偏不倚……这种情形是于科学和哲学有很大的损害的”。“如果只想到自然和物体的个别形式，则会使理性不能集中，渐趋软弱；如果只考虑其一般的结构与形成，则会使理性迷离松懈。拿琉西巴斯和德谟克利特的学派与其它学派来比较，就得到一个好例子。有两人太多从事于特殊东西的研究，而忽略其一般的结构，其它学派则看见一般的结构，因而惊惶失措，未曾深入思考自然的单纯。”^[97]

洞穴偶像既是由于各个人的身心特别情况，其各类自然不能一一枚举。为要防止这一类的偶像扰乱人们的思想，培根总结这问题的讨论时，提出一条原则性的规则说：“概括地说来，我们正可以为研究自然的人们立一条规则说：‘人心在把握和思维任何东西时，如果特别感到满意，那我们就应怀疑那种东西，而且在处理那些问题时，还更要格外注意，以使理解力（即理性）平整而清明。’”^[98](www.chuimin.cn)

第三，市场偶像：市场偶像是由于语文之影响而来的。培根写道：“文字所加于理解力上的幻像（偶像），可以分为两种。它们有时是实际不存在的事物的名称（因为人们在缺乏观察时，就不能以名称给予许多事物，而在另一方面，虚伪的假设，亦能引起与实在不相应的名称），有时虽有事物的名称，可仍是混乱的，没有确当定义的，甚至是从实在方面匆促地局部地所得出的，属于前一种的，例如幸运，原始的推动者，行星的轨道，火原（培根这些例子所反映的，当然只是其当时的流行思想与科学水平，其所谓行星轨道不是我们现在的行星轨道。行星当然有其轨道，而且不是虚构的，但培根所指的行星轨道，乃是‘在旧日天动说的系统中，人们假设天空包含着一些空虚而同心的透明圆圈，那圆圈以不同的速度带着诸星绕行地球。这些动转的圈子都包含在一个确定的大圈中，这个大圈围绕着一切别的圈子，它的范围是无限的。原始的推动者，就是活动圈中的最外一层。有的系统以为它就是包含恒星的圈子，有的系统说它不是。人们以为它可以把一种运动传达到别的一切圈子，并且同它们在每日二十四小时内绕行一次’^[99]。培根这里的‘行星轨道’和‘原始推动者’就是指此而言的。——作者）以及由虚妄常说而来的其它类似的虚构。这一类的幻像是容易驱除的，因为要排遣他，只需把那些常说，一一加以驳斥，认它们是不适用的就是了。至于由错误的不精巧的抽象作用而来的那一类幻像，是很复杂的，而且是牢不可拔的。就以“潮湿的”一个形容词来说，我们可以由此看到，这个词所表示的各种事物是否互相契合。在精密观察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词只是一个标记，人们只是散漫地、纷乱地应用它来表示许多没有恒常意义的动作。”^[100]培根在这里指出“潮湿的”这词通常至少有八种不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是互不相容的。他说：“你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如果指此种意义则火焰可以说是潮湿的。”^[101]因之就断言说：“我们在此，很容易看到，这个意念只是不经证实，由水和普通液体抽象而得的。”^[102]

培根在《新工具》和《学术推进》两书中，关于洞穴偶像这一个问题，几乎用同样的词句来肯定洞穴偶像是最难排除的。在《新工具》里他这样写道：“这种幻像是最难排遣的。人们虽然相信自己的理性可以支配文字，可是他们的文字亦是以对自己的理解力起反动；而哲学和科学所以成为诡辩的、无生气的，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文字的形成和应用既然根据于俗人的才具，所以他们所遵从的分别界限亦只限于俗人理解力所容易见到的。因此，人的理解力，纵然有了较大的精确性同较勤恳的观察，并且企图把这些分别的界限加以改变，可是文字亦会阻止它，并且不允许那种变化。因之，我们常见学者间崇高的堂皇的议论，结果往往只是一场文字和名相的争辩。实则按照数学家的惯例和技术，我们应当以文字和名相作起点，并且应以定义把它们秩序化。不过在处理自然的和物质的事物时，虽有定义亦不能补救这层缺点；因为定义成立于文字，而文字而会生起别的文字来。因此，我们必须求助于特殊的例证，而且必须求助于有系列、有秩序的例证。这一点，我在讨论形成意念和公理的方法和计划时，立刻就要谈到。”^[103]

培根这一段话，是他的学术研究实践中许多具体经验的结晶。学术名词之不能统一，以致以一般语文中带来了许多词同义异的名词，其结果当然是学术讨论的混乱。在其当时这种情况还是存在于自然科学之中，所以他才说，“虽然有定义也不能补救这层缺点”。在我们的今日，自然科学的许多名词和概念，都是指着实验中观察所得的某一定的现象或具体实验中某一定的动作，符合了培根“求助于特殊的例证，求助于有系统、有秩序的例证”，即以科学实践为标准这一种要求。可是在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各部门里，尤其是在这些学术部门里的比较通俗性的报告和文章里，我们今日仍然是和三百多年前的培根一样碰见许多由名词而发生的思想障碍。例如，在谈哲学时，引用某一学派或某一哲学家，而所引用的学派是指这学派在什么关系上，在什么时候，谈到什么问题；引用某一哲学家时，是指他的什么具体思想，这思想表现在他的哪一部著作，著作中的哪一部分，所根据的是哪一个版本，只是囫囵吞枣地、断章取义地人云亦云，形成一种说法，使一般人莫知所云。这就是培根的市场偶像。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我们今日比培根当时更加严重的，就是培根之在17世纪初叶，拉丁文还是欧洲各国学术界的通用文字。纵然随着情况的变化，知识的进展，原有的名词不断地改变其意义，但是这改变在当时还是逐渐的。在我们的今日，从各种文字多译的术语日益加多，翻译初期难免有不少的错误，可是某些词语没用既久，虽不正确，还是难于改正，例如“前提”、“范畴”、“矛盾”、“对立”、“一般”、“普遍”等，不胜枚举，而这只是就逻辑一个部门而言。学术名词的确定和统一是推进科学研究的一种必要条件。

第四，剧场偶像：“剧场偶像是被各派哲学的伪说和谬误的解证规则分明地印入人心灌注人心的。”^[104]培根对于这一类的偶像，并不像对于前三类那样重视。他认为第一、第二类是与生俱来，人所共有，属于人类的本性，因而是无法祓除的，只得对之严加防御。第三类是偶像根源于语言的影响，而语言之于思想有须臾不可离的关系，所以这类偶像之于人心，潜移默化，渐成第二天性，也是难以根除。至于剧场偶像这第四类，既是明显地从哲学的伪说和哲学不正确的解证方法附加在人心上面的结果，我们可得而予以拒绝，随时置之不理，所以培根在其《学术推进》一书中声明不必去讨论它^[105]。可是在他较晚的著作《新工具》一书中，考虑剧场偶像仍十分详细。这类的偶像既是从哲学的派别而来，则哲学派别越多，这类偶像产生机会就必越大，因之培根写道：“剧场的幻像，或学说系统，是很多的，而且将来亦会更多的。因为在许多年代以来，人心如果不是忙于宗教和神学，如果政府——尤其是专制政府——不是一向反对各种新奇学说……则一定会已经发生了许多哲学派别，有如希腊古时盛行那些各式各样的学说。……在哲学剧场中，你们所看到的现象，亦同在诗人剧场中所看到的一样，为扮演而发明的故事，比历史上真正的故事，还要紧凑，还要精美，还能如人心意。”^[106]

培根反剧场偶像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其第一种类型培根称之为诡辩派。诡辩派之产生是由于“哲学取材时，不是在少数事故中取了太多的成分，就是在多数事物中取了太少的成分；因此，哲学都是建立在狭窄的实验基础和狭窄的自然史的基础上的，而且它的判断是依据极少数事物的权威的。理性派（诡辩派）的哲学家只从经验中抓取各种普通的例证，并不加以适当的观察和勤劳的考量，就一任空想和机智来进行其余的工作”^[107]。

这第一派中最显著的例子，要推亚里斯多德；他曾用他的逻辑把自然哲学淆乱了^[108]……接着，培根就对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从各方面作了许多的批评，引用到亚氏不只一种的著作，并把亚氏和其他好几位知名的哲学家作了比较，认为这些哲学家都有自然哲学家的一种意味——都有事物本性、经验和物体等等意味，而在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中，除了逻辑的字面而外，你几乎听不到别的……

他虽然屡次提到经验，可是我们并不能看重这一层，因为他的结论是预先得到的；他并不曾按照规矩先求助于经验然后再来形成判断和公理。他只是凭自己的意志先解决了问题，然后再求助于经验。他只使经验契合于自己的同意票（“同意票”是拉丁文placet之译，按Placet是Places这一动词的单数第三人称。投票者如写placet，即“它满我的意”，就是同意的意思，如写non placet，则为不同意。培根时代大学中投票常用这些字样^[109]）。并且把经验如囚犯似的牵着巡行。因此，他比他现代的信徒——经院学者——之完全抛弃经验更是有罪的^[110]。

培根这样责难亚里斯多德，未免太过，似乎他并未深入研究亚氏的逻辑著述，只是反映其时大学所讲授的亚氏学说，但他是很肯定而坚决地把亚氏列入诡辩派。在《新工具》箴言七十一有这一段话：“希望人的学术是专尚空谈的，而且和争辩结了不解缘。因此，这种学术是和真理的探求正相反的。因此，一般称为哲学家的人们，虽然以鄙弃的态度、反唇相讥，以诡辩者一名来称呼古代的修辞学者高尔吉亚（Gorgias）、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希比亚（Hippias）、包鲁（Polus）诸人，实则那个名称也正可以应用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芝诺（Zeno）、伊壁鸠鲁、提阿弗拉斯特和其它诸人……他们都以争辩来解决事实，并且建立哲学的宗派和异教，而为之奋斗。因此，他们的教条大部分只是乏味的老人向青年的谈话。”^[111]

第一种类型的剧场偶像，是从上述这种哲学派别产生出来，眩惑人们的。

第二种类型的剧场偶像是由经验学派所产生。经验学派的哲学家，“在精勤地做了少数实验以后，便勇往直前，演绎出，建立起各种系统，而且生吞活剥使别的一切事情都就范于这些系统”^[112]。

以培根之主张必须从民获得的经验来深入事物的认识，其反对经验派的哲学，自然不是因为这派哲学所根据的是经验，而是因为它是局限于狭隘的经验。不能跳出这狭隘的圈子而看到更广泛的东西。所以培根批评这派的哲学家说：“他们会看到这种哲学是可然的，而且几乎是确定的。”^[113]经验派的哲学是经验主义的哲学，片面的、主观的。所以培根认为它“所创立的教条比诡辩派（或理性派）所建立的还要残缺，还要怪诞，因为它的基础并不在于普通意念（notion）的光亮上（这种光亮虽然微弱浮泛，可是有几分是普遍的。而且关涉于许多事物），而是在于少数实验的狂路和黑暗中”^[114]。换言之，培根之反对经验派哲学，是因为它只知有感性认识的狭隘经验，而不知向理性认识来上升，因之和诡辩派一样是教条主义，而这一派的教条主义还更厉害，因为它完全抹煞掉普遍性的原理。

培根在《新工具》箴言六十四把季尔伯^[115]（Gilbert）和炼金家并论，作为经验派哲学家的例子，实在是诬蔑了当代的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季尔伯在16世纪末叶是一位杰出的医师，而且对于物理的磁学和天文学都有重要的贡献^[116]。可是培根之批判科学研究中的仓促概括，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他写道：“如果匆促急迫，一直跳到或飞到事物的普遍原则上，则此处所述的哲学的大危险是免不了的。因此，即在现在，我们应当防御这种过失。”^[117]其实，草率的概括也就是经验主义的教条主义。这是培根提出来叫我们应该加以提防的剧场偶像的第二种类型。

第三种类型的剧场偶像之产生，是哲学家“为信仰和崇敬的缘故，把神学和传说掺杂在他们的哲学中；他们有些人竟然狂妄十足，要在神灵鬼怪中来找寻科学的起源”^[118]。

培根对于这一类型的剧场偶像大加抨击。他在《新工具》一书中写道：“把迷信和神学搅和在哲学里面，则更易于引起较大的腐化作用，而且不论对于全部体系或系统的局部，都有最大的危险。因为人的理解不独易受通俗意见的传染，而且易受想像的传染。因为那种好事的诡辩的哲学，固然足以圈套住理解力；可是这些神学的哲学，亦因为是想像的、张狂的、半诗意的，所以它亦能用谄媚来错领了理解力。”^[119]

培根以古希腊的毕塔哥拉斯和柏拉图两学派作为这种把神学掺入哲学的例子。他认为毕塔哥拉斯的作法，即企图用数来说明世界一切现象的说法，是比较粗鲁而难以置信的迷信，而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大概由于它的“半诗意”，形象化的说法，是“更为危险”，更为“微妙”，所以它能以“谄媚”来迷惑人们的理性的魔力则更大。这两派哲学，演至末流，支离烦琐的成分固然较多，但是培根在这里提出它们，加以抨击，主要是由于毕塔哥拉斯数的观念，在其运用于具体事物的解释上，失之太过抽象，无补于实际，而柏拉图学派，尤其演变到后期，对于宇宙的解释，完全是一幅“诗意”的虚无缥缈图画，充满着神秘的意味，和培根之在自然现象中探求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借以控制，改造自然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他把这一类哲学看为是毒害理解力的“一种疫症”，应该严加防御，免受传染的^[120]。

根据这条原则，培根不主张在哲学研究上寻找什么“原素”（指当时的地、水、火、风），什么“原始的形式”，什么“隐秘的性质”，这些都是空洞的思想。他主张像医生那样，追求“较坚牢的事理”，研究“物质的第二性质”，如吸力、拒力、稀化、浓化、扩张、紧缩、分化、成熟，等等作用。培根认为当时所谓“原素”、“原始形式”、“隐秘性质”这一类思想，无非是把具体现象概括为一些观念，并不能说明事物之所以然，无非是“物体产生所依的静止原则”，至多也不过描述事物是怎样，并不是“事物产生时所依的活动原则”。说明事物之何以是这样，说明其所以然。他认为至少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一物吸引另一物，又在什么情况下，一物抗拒另一物；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一物会稀化、扩张，又在什么情况下，一物会浓化、紧缩，等等。然后人们才能解释自然，了解自然，控制自然，而在自然界中建立人类的统治，否则只流于空谈，不能引起改造自然的实践作用。培根认为“生”、“灭”、“增”、“减”、“变”、“位置移动”等都是一些名称，只是“描述运动的计量和限度”，并不能说明种种现象之生、灭、增、减、变、动是“藉着什么方法”，“由什么根源来的”，“并不曾暗示到物体的倾向，和物体各部分的发展”，而只是述说现象发生后的差异。培根所追求的是事物之理，而不是逻辑的概念。他常有情感地写到这点说：“如果有人抛弃了这些说法，而主张譬如这样说：物体中有一种互相接触的倾向，不让自然的统一被分离了或被破坏了，不让虚空现出来；或者再说，物体中有一种复返于自然体积或张度的倾向，在内受了压迫，或者向外扩张过度时，它们会立刻努力来恢复自己，而复返于原来的体积；或者说，物体中有一种同类集为一体的倾向（类如密度浓的物体倾向于地球，稀薄的物体，倾向于天空）——则这些运动以及相似的运动可以说是物理的运动。那些别的运动只是完全逻辑的而且有经验派的意味。”^[121]在这一段引文中，我们可以见到，培根的科学思想是受着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可是他的科学态度是极其明显而端正的。他正确地指出，在哲学思维中，急于作出决断，就形成一种专横独断的态度；如果游移不决，就终无所得，流于怀疑。两种极端都是真理寻求的障碍，属于剧场偶像的类型，应在清除之列。当知“人的感官和理解力（理性），虽然微弱，可是我们只应当供给它们以帮助，究不应当剥夺了它们的威权”，使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22]。

培根总结其偶像论这一段文字时写道：“各种幻像（偶像）和翼从已如上述。我们必须以确定的、庄重的决心，把它们一切都弃绝了，并且供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自由和廓清。要进入在科学上所建立的人国……人人必得如婴儿似的（即丝毫不为成见所蒙蔽，一本天真）才行。”^[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