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逻辑希腊文原著再现：韦卓民全集

2023-11-0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其推崇亚氏有如此之甚，足见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大大地在阿拉伯文化思想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东西民族有了接触，民族间的隔阂冲破了之后，东方阿拉伯人拜赞庭，和被阿拉伯人占领的西班牙所保持下来的古希腊经典著作就逐渐回到了西欧，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原著也就复见于西欧了。因之就有亚里斯多德逻辑希腊文原著重新地翻译为当时西欧通行文字，拉丁文，引起西欧逻辑史上一个新现象。

8世纪至12世纪西欧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处于极端低下的水平时，东方阿拉伯已并吞了阿拉维亚、伊朗、阿美尼亚、中亚细亚、印度西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亚非利加北海岸上全部，最后且并吞了比利牛斯半岛。阿拉伯就成了欧洲古代文化的继承者，保存和发展了欧洲古代文化的许多成果。原5、6世纪时，希腊哲学家受着基督教教会的迫害逃居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受到该地的宽容待遇，迨至9世纪，阿拉伯的科学和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阿拉伯人们翻译过欧洲不少有价值的古代著作。伟大的阿拉伯哲学家，有鞑靼人阿威塞那（Avicenna，980年至1037年），生于布哈尔（现在苏联领土）。他的哲学著作多以亚里斯多德为依据。阿拉伯另一伟大哲学家，亦即中世纪的一位大思想家是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阿威罗伊（Averoes，1126年至1198年）。他的学说是基于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他把亚里斯多德看为高于一切的哲学家。他曾写道：“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是最高的真理，因为他的智力是人类智力的终极限度。”其推崇亚氏有如此之甚，足见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大大地在阿拉伯文化思想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亚氏的著作也自然为阿拉伯学者所珍视^[56]。

“和阿拉伯走着同样的道路，犹太的中世纪哲学和科学也前进了一步。……犹太哲学在促进阿拉伯与西欧的联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57]

“罗马帝国解体后产生的拜赞庭（Byzantine）是后来几世纪古典文化遗迹的保存所。在中世纪^[58]，希腊文成了欧洲完全陌生的文字，而在拜赞庭帝国，恰恰相反，人们还在读荷马……等诗人的原著，还保存和研究柏拉图及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西欧在古代和中世纪之际，在各种政治大震动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文化不发达的北下民族的侵略影响下，高等教育的踪迹消失了几世纪。帝政时期的罗马高等学校到5 世纪已不复存在，而在拜赞庭帝国高等学校在整个的中世纪上半期仍继续存在。9至10世纪，一些从西欧各国来的青年在拜赞庭受高等教育。”^[59]

西欧方面，10世纪末叶至11世纪中叶，封建剥削，日益残酷，频年饥馑，民不聊生。自970年至1040年之间，计有大饥荒48个年头，正是哀鸿遍野，死亡枕藉。统治者企图和缓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利用人民在困苦中的宗教狂热，发起了十字军运动。大军屡次东征，其名义是要将基督教的圣地犹太的耶路撒冷从回教徒手中夺回。十字军东征的结果之一，就是促进了东西人民的接触，东西文化的交流。东西民族有了接触，民族间的隔阂冲破了之后，东方阿拉伯人拜赞庭，和被阿拉伯人占领的西班牙所保持下来的古希腊经典著作就逐渐回到了西欧，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原著也就复见于西欧了。因之就有亚里斯多德逻辑希腊文原著重新地翻译为当时西欧通行文字，拉丁文，引起西欧逻辑史上一个新现象。

12世纪中叶，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译成拉丁文，其资料来源计有3处：（1）为拜赞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2）为西希里岛西北隅的泊亮摩（Palermo）；（3）为西班牙的一重要城市名多里都者（Toledo 又写为Tolètum，是西班牙犹太人聚居的地方）。而3者以多里都为最，但其翻译大都是从阿拉伯文重译，而不是从希腊原文而来。12世纪30、40年代，多里都成立了翻译馆，译品宏富。1128年意大利威尼斯（Venizia）的雅各（Jacobus）已将亚里斯多德的《分析论前篇》、《分析论后篇》、《辩论常识篇》与《辩谬篇》译成，而于英人沙里士堡的约翰时（John of Salisbury卒于1180年），亚氏六篇又复全为西欧人士所知道了。从这些拉丁文亚氏逻辑的新译，逻辑的拉丁名词更为增加，其最流行的有如普遍概念的说法分为所谓“事物之先的”（ante rem），“在事物中的”（in re），与“事物之后的”（post rem），“事物之先的”说法为唯实论者所依据，“事物之后者”为唯名论者论点，而“在事物中的”则是当时折衷派观念论者（Conceptualist）的说法^[60]。

但在12世纪亚氏逻辑重译时期，当时学者对于亚氏的逻辑，各种看法还有分歧。例如沙里士堡的约翰认为逻辑只可作为学术的入门，而其本身是内容贫乏的。他更认为亚氏的逻辑还有待于改进，尊重古人，而不可墨守古人陈规，妨碍个人理智的发展。文艺复兴的思想，在此已见端倪，个人理智已和传统权威开始对立起来了。“从Sextus Empiricus时起^[61]，不同的作家就已经认为三段论式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不能对于思想有所推进，因为从之而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包含在其前提中的。”^[62]

强调理智而反抗古代流传下来的权威这种倾向，在当时英国的学者中表现最烈。“在13至14世纪这个时期，英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了解放的过程强烈地进行着，都市很快的发展起来，商业和手工业也发展了。为了大宪章和国会的组成与巩固的斗争，以及后来的农民和城市的起义，这些都不能不与罗马王位发生冲突。……牛津大学中的反抗空气因而日益浓厚。同时又因受了阿拉伯科学的影响，对于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兴趣也逐渐增强起来。从牛津大学中出现了汤姆士·阿桂那斯（Thomas Aquinas）的敌人，即唯名论者，如顿·斯各特（Duns Scott）、威廉·奥肯（William of Ockam）和自然科学倾向之最早代表者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63]

“顿·斯各特（约1270年至1308年）断言宗教的‘奥秘’不能从理性去认识，只能由信仰去接近。……在斯各特的学说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一些经验的和唯物论的倾向。……特别地他承认了思维是物质的属性。正如马克思写道：‘唯物论乃是大不列颠的产儿，不列颠的经院学派顿·斯各特已经自问：物性能否思维？’”^[64]

罗吉尔·培根（约1210年至1294年）是和斯各特同时。他自己虽是一个修道士，却对僧侣的罪恶压迫与掠夺大胆抨击。他批判了脱离生活的经院哲学方法，认为这方法是无效的。“只有那达到现象原因之认识的经验方法才给问题以真正的和最终的解决。”^[65]

罗吉尔·培根对于亚里斯多德的学说虽极推崇，但认为当时盛行的亚氏逻辑是无用的。知识的来源是实验而不是辩论。他是三百年后提倡归纳法逻辑的法朗士·培根之先驱者，是英国经验派的倡导人。(www.chuimin.cn)

但是罗吉尔·培根所认识的亚里斯多德还是拉丁注释家，尤其是波亚提奥斯以后形式化了的亚氏逻辑。其实12世纪后半叶，东西文化接触，因之而大量带回来了古希腊的经典著作之后，阿拉伯文化在西欧起了强烈的刺激作用。首先有所谓近东的犹太人，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的亚氏著作，包含亚氏的《形而上学》、《物理学》与所有关于动物学的论著。迄13世纪亚氏的著作纷纷从希腊原文译出，当时学者才逐渐地认识到原来的亚里斯多德和拉丁注释家传统中的亚里斯多德是有着重要的本质上的分别，尤其是体会到亚氏某些问题上唯物论的倾向。于是天主教教会除已流行的亚氏形式逻辑外，对于亚氏著作的研究，一律严加禁止。而当时的“乞食”僧团，多米尼康派（Dominicans）和弗兰雪斯派（Franciscans）予以力争，才于1253年在巴黎大学设立亚里斯多德学说的2个讲座^[66]。

迨多米尼康派的汤姆士·阿桂那斯（Thomas Aquinas，1225 年至1274年）乃又将亚里斯多德利用为天主教的工具，而亚氏的真面目又被掩盖住了，按汤姆士·阿桂那斯是13世纪天主教^[67]神学的完成者和正统派经院哲学的体系化者。他所著的《神学典范》^[68]是一部特殊的，官许的，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的百科全书，一直流传至今为天主教承认为“唯一真正的哲学”^[69]。汤姆士想使亚里斯多德服务于天主教。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之广泛的利用这件事实，虽然无疑地表现着一大进步，但不要忘记“僧侣阶级在亚里斯多德学说中绞杀了活的东西而宣扬其死的东西”^[70]。

到了13世纪中叶之后，亚里斯多德在西欧便有了“唯一哲学家”的称号，却这是天主教御用的一个招牌，以抗拒当时日益发展的自然科学！亚氏的形式逻辑在13世纪后的天主教学校教学中，还是运用着当时所谓“旧逻辑”，而亚氏的“新逻辑”，即12 世纪以来新翻译的逻辑，多遭摈弃^[71]。逻辑歌诀普遍在学校中使用，为学生所死记背诵，于是学生只知Barbara Celarent，Darii，Ferioque prioris……而活的亚氏逻辑已被绞杀了！这是教皇约翰第二十一，即Petrus Hispanus（卒于1277年）之所赐，今日之以歌诀授生徒者，曾莫之知也。

助长强记逻辑教条主义教学法的风气的，在当时13世纪中叶，还有名Lambert vou Auxere其人者，与Shyrewoad 同时，而稍长于Petrus Hispanus。他著有《逻辑典范》（Summa logicae），实则Psellus《逻辑简要》的摘要，全以问答式编写为拉丁文歌诀，以便学生背诵^[72]。难怪罗吉尔·培根的认为亚氏逻辑完全无用。

形式化了的亚里斯多德形式逻辑，尤其是在天主教教会势力下的大学中占有统治的地位。例如14世纪的牛津大学规则中就载有这一条：“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按即大学新近毕业的学生与毕业至少两年，而为其学院保荐为工作有成绩的毕业生，因而晋升学位者——本文作者）不严守亚里斯多德遗教者，每次得予以五先令罚款的处分。凡违反亚氏‘工具论’之规则者，亦如之。”^[73]

于是墨守形式化的亚氏逻辑形成了西欧各大学的一种风尚，历数百年而不衰，人们几于不敢越其雷池一步，逻辑科学之不能发展，自不待言。亚里斯多德在天主教思想中竟与教会的圣经分野而治，其桎梏人们的思想，不言而喻。像16 世纪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哥克林尼奥斯（Rudolf Goclenius）提出今日形式逻辑之所谓逆联锁推理形式，与亚氏的所谓顺联锁推理并列，是极其罕见的事。亚氏逻辑原只有顺联锁形式，即S 是M1，M1是M2，M2 是M3……Mn－1是Mn，而Mn 是P，故S是P。哥克林尼奥斯所列出的逆联锁形式，与之相反，即M1 是P，M2 是M1，M3 是M2……Mn是Mn－1，而S是Mn，故S是P。联锁两式，顺与逆，原则上本无大别，而都是根据亚氏三段论式的第1格，故哥氏之逆联锁式不能算是很重要的发现。以三段论式第1格以外的各格构成联锁式，一直要等到20世纪初才有人尝试^[74]。可见这时期亚氏逻辑的贫乏。

除墨守形式化了的亚氏逻辑外，这时期继罗吉尔·培根等之后而表示对亚氏逻辑不满意者，大有人在。例如14世纪中有皮特拉（Petrarque，生于1304年，卒于1374年）者，抨击三段论式的滥用。他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不只是学习形式逻辑以避免思想的错误，而且要知道怎样获得真理^[75]。其友波卡西（Boccace，1313年至1375年）亦与之同调。西欧接近文艺复兴成熟期，亚里斯多德，由于他的学说之被形式化为时人所不满意，遂与经院哲学同等看待。新兴的哲学家就捧出柏拉图来和他对立^[76]。这些以柏拉图来对抗亚里斯多德的人们，在15世纪中，企图在当时亚氏逻辑的三段论式之外寻得求知更有效的方法。还有如法拉（Laurent Volla，卒于1457年）之流，认为应当恢复柏拉图、西塞罗、昆提里延等之把逻辑与修辞学合并，而且清除经院哲学中许多烦琐成分。这都是人文主义力求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倾向，实为16世纪以后自然科学发展的先声。

另一方面，我们要指出这时期中，社会经济状况，已突飞猛进，西欧已进入文艺复兴运动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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